张文木丨战略学札记·心得之十一：没有政治方向的地理知识只能成为学科而不能成为科学

点击：作者：张文木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18-06-26 09:57:40

　　【编者按】张文木教授的新著《战略学札记》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该书从1996年始记录至今，汇集了作者在战略研究领域的认识成果和学习体会，包括心得、史鉴、治学、笔记、人物、人生、文艺、字词等诸多方面。现经作者授权，分篇选发有关内容，以飨广大读者。

　　张文木著：《战略学札记》，北京：海洋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战略学札记·心得之十一

没有政治方向的地理知识只能成为学科而不能成为科学

　　1、“秦之能灭晋者，以晋分为三而不足以拒秦也。”[1]英国能够长期操纵欧洲，其理一也。

　　2、乖儿败家。因为继承的因素都在反面，能推进事业的人多在对手里，比如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之于李鸿章的清王朝，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之于蒋家王朝。真理的逻辑都是通过对立面展现的，这应合“反者道之动”的原理。

　　3、安身立命，安身是立命的前提，二者都是战略能力的体现。在战场上，“安身”就是保存自己，“立命”就是消灭敌人。毛泽东说“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2]。

　　4、自然法，用推动并参加编纂《查士丁尼法典》的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3]的话说就是“自然界教给一切动物的法律”[4]，因此它在相当的时候是力学而不是法学表现[5]，力学的事在人类历史中就是阶级斗争的事，是多数对少数还是少数对多数专政的事[6]。毛泽东说得透彻：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7]

　　阶级斗争的结果——由此形成自然法——确定后 “实在法”或“成文法”才能随后产生。资产阶级在上升时还是承认暴力即专政高于法律的天然价值[8]，当他们上升为统治者后，为了迷惑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捆绑住无产阶级（比如巴黎公社）的手脚，他们便掩盖了自然法中的暴力原则——尽管他们对待劳动者反抗（比如各式占领华尔街运动）时毫不手软，将自然法归纳为所谓“正义”“程序”“理性”等抽象的“普世”原则；为了颠覆无产阶级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他们便偷梁换柱，将专政的内容用法律悄悄地取而代之，用法律捆绑宪法，将宪法中的无产阶级斗争的成果用“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的劲头，虚化为一条条具体的律文，使人在对不同的法律解释及其争论中淡忘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最终达到改变国家的无产阶级属性的目的。为此，列宁曾将“法权意识”分为“一般民主派的法权意识”和“劳动阶级的法权意识”[9]，而前者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法权”的另类表述，而后者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

　　毛泽东说：“群众不帮助就没有力量。为了发展一个国家，力量不是来自别的地方，而是在于群众自己。不联系群众的政府是不巩固的，因为政府只能代表群众。任何政府对人民来讲总是少数，任何军队对人民说来也是少数。”[10]自然法是多数人即人民的暴力；法权，是胜利阶级的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不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不是强化法权，而是要利用法权消灭法权，让法权回归具有人民实践本质的自然法。故此，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11]

　　拿破仑在康普福米欧和平会议[12]前表示：“法兰西共和国不需要承认，正如太阳不需要承认一样”，黑格尔说：“这句话的涵义，不外指事物实存的力量；这种力量已经保证了承认，更不用人们明白表示。”[13]拿破仑和黑格尔的话说明：多数人的力量是法权存在和实现的基础。

　　5、1941年7月15日、18日，毛泽东分别复电周恩来、刘少奇，提出“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指出“七七宣言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14]尽管今天的历史条件及中日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际上敌强我弱的大势虽有松动但仍无根本转变，毛泽东“熬时间，不伤元气”的方针对于我们争取西太平洋斗争的胜利仍有指导意义。

　　6、从20世纪50~70年代美国对台政策看，有限放纵日本以“加固”美国设在西太平洋的“防波堤”[15]，避免中美直接冲突，将是美国选择。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得到美国哪怕是口头承诺的“保护”后，为避免夜长梦多，急于向中国摊牌并以此拉美国下水，将是日本的可能选择。与此相对，中国宜采“熬时间”的方针，用软挤压即不以国家名义（比如朝鲜战争中的“志愿军”）的方式应对日本的挑衅，这样既可给美国回避的理由，又可让日本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窘境中最终放弃其复辟“大东亚帝国”的梦想。

　　7、1946年国共大战在即，3月4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军事小组成员飞抵延安。在与毛泽东交谈中，张治中说：“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16]毛泽东的回答绵里藏针，充满地缘政治的暗喻。谁都知道，淮阴（今名淮安）位于江苏省中北部，江淮平原东部，北距连云港市130公里，东南距盐城100公里，西南距江苏省会南京市180公里。是古淮河与京杭大运河交点，扼水陆交通之要冲，自古乃兵家重地。从淮阴进南京，那是从国民党手中取天下，而现在若从延安入住南京，那只能在那里寄人篱下地陪人坐天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如果读过三年后毛泽东写的那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会知道，选择后者当然不是毛泽东的兴趣所在。

　　8、1947年2月10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在谈到原子弹时说：“原子弹的诞生，也就结束了它的生命，全世界那些笨人在奢谈原子战争，但是原子弹在战争中已不能再度使用。它在广岛上空的大爆炸已炸毁了它自己。它的收效也就是它的死亡，因为全世界的人民都反对它。自然，原子能将继续予以发展，它的巨大的能力将为人们所利用。”[17]

　　9、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18]是由于资本没有祖国，“资本是不知道爱国的”[19]。确切地说，工业资本是有祖国的，因为工业资本需要的工业矿产和劳动力是以国家和民族为依存的，只有金融资本没有祖国。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美国底特律倒闭说明，工业资本制造了南北世界，现在金融资本则通吃南北世界；工业资本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向南方国家转移，而金融资本则使工业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同步衰落；工业资本依靠金融资本与无产阶级对立，现在金融资本则成了全人类的对立物。

　　10、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我想起以往瞿秋白周恩来等路经大连时，都曾被日本侦探指出他们的真姓名，但结果并未引起麻烦而获释放了。我设想那侦探很可能也知道我的真姓名，只是在船舱中，众目睽睽，不便多说罢了。日本侵略者的作法，一向是乐于看见中国各派互相残杀。”[20]1917年1月9日，日本寺内内阁作出对华政策的重大决议共计五项，其中第三项是“对中国的任何政党或派系，均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21]。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是日本在挑拨国共继续内战无望后所做的“图穷匕见”式的摊牌。1939年日本人小池秋羊在《北支宣抚行》一书中说得分明：“这次圣战的原因，就在于敌人的国共合作。”[22]

　　11. 中国有“忠”“患”两个字，一个中心曰“忠”，两个中心曰“患”，这反映了中国人对于统一性的认识。“贫”字在中国文化中与“弱”相连，贫，非不富矣，分贝是也。凡事只要一分，就没希望了。这是中国人的整体认识论。目前中国的一些所谓“普世派”想将中国改造成小国寡民，像瑞士那样的国家，果真如此，那真是中国的灾难。看看欧洲中世纪打成什么样子了，其版图变化就像五彩斑斓的破画布。欧洲人现在意识到这一点了，要统一；相反，他们却利用那些不靠谱的“公知”们鼓励中国和亚洲走欧洲曾走过的“威斯特伐利亚”[23]老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对等主权共存的形式破坏了欧洲至少是形式上即在“神圣罗马帝国”名义下的统一性，并使欧洲实质性地陷入碎片化时代，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地缘政治原因。

　　12、在国际关系中，真正的朋友是不能被打败的对手。有实力成为大国对手的国家才有条件成为大国的朋友。“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孟子）。

　　13、经济总量是一个自然增量，若没有相应的安全政策，经济增量反会成为瓦解社会的力量。原始社会就是由于经济增长而瓦解的；中国全面抗战就是在中国国民生产增长率达到峰值的1937年爆发的[24]。

　　14、战略研究最忌大而无当，其最突出的表现是没有时空节点。在一次会议上讨论东海中日关系，面对双方存在于东海的核心利益矛盾，有的学者要求我们站在未来千年的角度看中日关系和钓鱼岛问题。这显然不是在讲战略而是在讲宗教。我们讲“大战略”是在特定时空间的主要矛盾，其应对方法讲其综合性和联系性，而不是大得没边没沿、没时间空间节点。国家间还不曾有过脱离特定时空的矛盾。

　　15．从小生长在犹太人而又不局限于犹太教家庭中的马克思[25]最明白金融与政治的关系，所以他认为不将法兰西银行收为国有是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的著作《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26]

　　国家不将银行抓在自己手中，就将一事无成。资产阶级国家是这样，社会主义国家更是这样。在这方面，当代国际金融资本与各民族国家争夺金融权的热情绝不亚于与世俗政权争夺教权的中世纪教皇。

　　16、西方人的国际政治贯穿着精细的地缘政治安排，这个我们不一定要照着做但一定要懂，这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拿破仑战争后维也纳体系的主要设计者奥地利外交大臣克莱门斯·梅特涅说：“化解他人之利益主张比亟于追求本身利益更为重要，别无所求，收益反大。”[27]西方人擅长于用搭积木而不是用砸积木即打倒和消灭对手的方式构筑有利于西方的世界力量板块搭配格局：自己在其中可以游刃有余而让对手却动弹不得。如果说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的是威灵顿公爵[28]，那么埋葬拿破仑法国的却是设计维也纳体系的梅特涅[29]。斯大林曾说“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30]，不能消灭，那只有消解其能量，转化矛盾的性质。化解而不是消灭印度的利益，正是英国在离开南亚时将斯里兰卡、缅甸和巴基斯坦分出印度的原因。

　　17、历史上真正能对中国大西南安全产生重大压力的方向——因为喜马拉雅山的屏护及中国在几乎陡直的山地中所处的居高临下的地势——较少地来自南方印度洋，而更多地来自东北亚。比如清兵入关、日本从东北入侵等都促成了大西南的战略地位及其相关通道的战略需求陡升。历史上，东北亚的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导到北京中枢，北京动则全局动，全局动则西南重。所以毛泽东当时特别看重明成祖把国都立在北京的经验，说他“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31]，这是因为他特别重视“关外问题”。明乎此，我们也就理解了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说“我们绝不学李自成”、50年代初“抗美援朝”及60年代强调“三线建设”举措之间的战略关联。

　　18. 没有政治方向的地理知识只能成为学科而不能成为科学。

　　19、没有革命的性——比如从杂婚制到一夫一妻制，就谈不上性革命；而没有性的革命，也谈不上革命性。男女性关系是所有社会关系的最古老的基础，所有社会革命大多是以性革命即婚姻革命为先声的。

　　20、“中国是亚洲的重心”[32]，而台湾是西太平洋南下北上的海上枢纽，台湾地区是美国用于遏制中国的所谓“第一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因此，突破“第一链条”，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对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33]的伟大目标具有越来越迫切的意义。“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应当包括台湾回归祖国的地缘政治安排。

　　21、除魏忠贤易，去李自成难。实现前者崇祯只需霹雳手段，而完成后者仅靠崇祯式的菩萨心肠就不够了，它需要像毛泽东那样细心建设适合本国国情的公有制度。1960年1月5日，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国营人身保险是劳动者在遇有不幸事故、丧失劳动能力或家庭抚养人死亡时得到物质保证的形式之一”这句话时，毛泽东批注：“公社办起来了，就保险了。”[34]有了可靠的保险，人也就不必像李自成那样冒险拼搏生计了。毛泽东还说：“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35]

　　22、小农经济所具有的先天分散且易瓦解的脆弱性又使建立其上的王朝——如果没有新的土地资源扩充的话——难以长期维持。这不仅是造成秦王朝，而且是从古代直到现代中国的蒋家王朝灭亡的规律性原因。秦始皇嬴政（公元前259年～前210年）明白这个道理，继承商鞅路线而获得了天下；秦二世胡亥（公元前230～前207年）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不从巩固秦始皇建立的皇权与民权相统一的生产关系出发，而是仅靠“严刑峻法”加强统治，结果很快便丢掉政权。柳宗元总结得好：“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36]由此而论，将秦王朝快速覆亡的原因归于始皇嬴政——这与将苏联解体不归因于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而归因于斯大林一样——是没有道理的。

　　23、麦卡锡主义[37]是造成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国家灾难的意识形态根源。麦卡锡主义对美国的意识形态介入如此深刻以至1966年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惊呼：“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由于大陆封锁、麦卡锡主义和杜勒斯-饶伯森年代造成的人才匮乏和代沟。”[38]

　　麦卡锡主义引起美国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1954年12月参议院通过谴责麦卡锡的决议案。虽然此后麦卡锡主义衰落，但它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宁“右”勿“左”的另类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着美国人的政治生活，乃至美国的战略设计走向。[39]而美国继朝鲜战争失败后再次飞蛾扑火式奔赴越南战场，并遭遇比朝鲜战争更大的灾难。这既是美国形而上学战略设计的恶果，也是麦卡锡主义推波助澜的结果。基辛格对此总结道：

　　美国思路褊狭的部分原因在于，在20世纪50年代追究是谁“失去了”中国时，很多中国问题专家骨干纷纷离开了国务院。因此，一群苏联问题的杰出人才（包括乔治·凯南、查尔斯·波伦、卢埃林·汤普森、福伊·科勒）在国务院的外交思路上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40]

　　24、“团团伙伙”们的特点是没有历史担当，其观念意识少土缺血，掺和其中的多是香水和油滑，这样在大是大非的关头，其政治选择就很容易滑向机会主义和逃跑主义。

　　25、2014年4月25日，奥巴马在韩国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如果普京总统溺水，我当然会救他。”此前普京在同俄罗斯民众的“直播连线”中被问及如果他溺水的话，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否会救他。普京回答说：“奥巴马是一个相当正派和勇敢的人，他肯定会这样做。”[41]如果将此对白理解为双方在表达地缘政治依存相关性的暗喻，那就不能不承认奥巴马总统已有了罗斯福联袂斯大林共建压垮欧洲的“雅尔塔体制”的智慧。果如此，奥巴马缺的只是几乎不可能出现的“马歇尔式”的参谋班子和拥有与罗斯福同样有力即独立于华尔街垄断资本的权力[42]；果如此，等待奥巴马总统的很可能就是尼克松——毛泽东说尼克松下台是因为“他得罪了东部大财团”[43]——式的命运旋转。用基辛格评价里根时期那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的话来评价奥巴马自相矛盾的对俄政策，这就是“美国的政治格局也只允许他做到这一步”[44]。

　　26、“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45]在孔子的世界观中，人事高于神事，事人高于事鬼，现世高于来世。从相当意义上说，儒学从其创始起就是以现世主义为基础的。

　　27、中国的“神”不仅远没有获得西方“天主”那种对世俗世界的绝对先验的主宰地位，而且还时常受到“仙”的制衡，以防止“神”脱离现实社会并形成高于世俗国家的绝对统治。在中国文化中，如果真的出现“神”的专横，那它就会遭到“张果老”“孙悟空”“济公”之类的人物戏弄；即使是孔子也是“子不语怪、力、乱、神”[46]。在孔子眼中，神与怪、力、乱等是同一类“无益于教化”且“所不忍言”[47]的事物。这种对神大敬又大不敬的态度在西方宗教中是不允许的，而在中国却常常受到民众的欢迎。

　　28、失去人民支持的政治家只能沦为小丑。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后已失去了法国人民的支持。在败退的路上，率领第二骑兵队的缪勒说：“已经不能再说大帝是天才了。”[48]这个评价用在蒋介石身上也是贴切的。自从蒋介石背叛工农，他就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失去了北伐时那种挥洒自如的战略能力。

　　29、法国大革命后期流行一句箴言：“当家里有难的时候，就把它转送给你的邻居。”[49]这句话——与许多大部头著作相比——简洁明了地道出了资本主义国家摆脱危机的秘密。

　　30、人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历史和集体的存在——由此产生了自然法，而所谓“我就是我”或“我只能代表我自己”的认识，只能是小资式的矫情。在母亲面前，你是母亲的“产品”，你已经不是你，而是母亲的儿子；在狼——不管它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面前，你也不是你，只能是狼嘴里的一块肉。只有在集体中，你才是同志或朋友，这时的你一定是代表或被代表的存在。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0]

　　资本的本性必然是要通过碎片化的方法使劳动者失去阶级力量。马克思说金融资本存在的前提就是将买者和卖者分离开来，这样有利于资本介入和操纵各方。但人是生产关系中的人，脱离特定的生产关系，人与人就是互无联系的沙粒，而将人民变为沙粒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形式。

　　脱离集体的个体不能单独应付这个世界，因而他只能被集体代表——尽管他们极不情愿，个体人一旦成为自己的主人，他也就异化为自己的同时也是整个自然界的奴隶。因此，代表制是人存在的基本形式，也是人类社会主义文明的基本特征。

　　不成文的代表制存在于原始共产主义时期，这时的单个人是通过部落代表的；成文的区域代表制诞生于古罗马时期，它出于抵御外敌的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政治选举方式便是区域代表制。资本出现后，资本需要将人的集体存在转化为碎片化的存在，以便为资本提供无限量的雇佣劳动力。这样便产生了符合资本主义需要的个人至上的意识形式，与之相匹配的政治形式便是一人一票选举制。一人一票制成为主流选举方式后，其极端表现就是金融资本迅速坐大和民族工业资本迅速萎缩——目前的美国就是这种恶果的典型。在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里的社会主义时期，资本成为人民手中的工具，这时按区推选人大代表的制度便应运而生。选区推举人民代表是巴黎公社的基本经验，马克思对此做出充分肯定。他写道：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

　　巴黎公社自然应当作为法国一切大工业中心的榜样。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个次要的中心确立起来，旧的中央集权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让位给生产者的自治机关。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十分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常备军在农村地区也应该由服役期限极短的国民军来代替。设在专区首府里的代表会议，应当主管本专区所有一切农村公社的公共事务，而这些专区的代表会议则应派代表参加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代表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mandat　impératif（确切训令），并且随时可以撤换。

　　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的基础。[51]

　　因此，完善区域代表制应是未来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民族民主国家改革的方向。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对代表们的阶级成分或阶层比例等的控制来驾驭资本并由此增大人民利益。

　　31、“一人一票选举”是普选制的基本手段。它分一人一票地选出代表代议制度和直接选出政府的制度。古罗马选择前者，结果是实用不好看；古希腊采用后者，结果是好看不实用。后一种选举在实践中易将人民的整体利益碎片化、甚至对立化。古希腊实行的“贝壳放逐法”就是最纯粹的无代议的一人一票制。结果是提议这一选举形式的民主派领袖遭到“贝壳逐放法”[52]的放逐。苏格拉底就称希腊的“民主政治”为暴民政治，认为它极其荒唐可笑，投票者完全凭感觉投票，说这样必定会毁了雅典。他主张由哲学家来治理国家。[53]

　　32、认识今天美国的公式是：华尔街﹦美国≠华尔街；认识今天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公式是：Ｇ-Ｗ-Ｇ´，其中，G还是代表资本，与马克思时代不同的只是它已集中于商业资本；Ｗ不再代表德文中的“商品”（Ware），而是代表英文中的“战争”（War）。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说：

　　资本主义的一般特性，就是资本的占有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或生产资本相分离，全靠货币资本的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和其他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相分离。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时候，这种分离达到了极大的程度。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表明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有统治地位，表明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比其余一切国家都突出。[54]

　　33、辩证法是被压迫人民的守护神，只有被压迫者才最渴望根本改变自己的命运，因而只有他们才能将辩证法贯彻到底。

　　34. 气候变化对中国北方游牧部落的生存条件的影响是有规律可循的，学者程洪认为：

　　历史上北方农牧交错带是农业文化与牧业文化多次交替的地区，对气候变化极为敏感。研究表明，如平均温度降低1℃，中国各地气候相当于向南推移了200～300km；如降水减少100mm，中国北方农区将向东南退缩100km，在山西和河北则为500km。[55]

　　这就是说，“气候变暖变湿，意味着中国农区向北扩张，宜农土地增加；反之，使一些地区变得不宜农作物的生长，农区向南退缩，宜农土地减少。”[56]气温变化与粮食产量的变化也有一定规律可循。学者张家诚研究认为:

　　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年平均温度变化1℃或降水量变化100mm，中国粮食亩产将分别有10%的变化。[57]

　　天气决定收成，收成好坏决定国祚的长短，这是中国中世纪国运兴衰的基本线索。因此马克思说：

　　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58]

　　35、人类的食物选择面的扩大和寻找食物的方式从狩猎转为农业劳动，帮助人类从动物中分离出来并成为自然界的强者；工业技术使人类赖以生存所需资源的范围扩大，工业活动使人类创造生存资源的活动从耕地中解放出来并由此导致人类活动空间的扩大，这些极大地改变了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与遥远的古代相比，工业在近现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注入了更多的能动性和自觉性。

　　36、不审势即宽严皆误——明代西南治边的重要教训

　　明朝的时候缅甸北方有一个麓川国[59]。1384年，麓川国派使团出使明朝，并将元朝所赐印信交于明朝，明朝册封麓川国王思伦法为“平缅军民宣慰使司，并赐伦发朝服、冠带及织金文绮、钞锭”；不久改“麓川平缅军民宣慰使司”[60]，麓川遂成为明王朝的属国。15世纪40年代，麓川国对明朝廷滋生反意，明廷一气之下反复出兵重创麓川势力[61]。在打败麓川的战役中，明廷得到位于麓川南面的缅甸、木邦两宣慰司的大力支持。史载：“木邦、缅甸两宣慰兵十余万亦列于沿江两岸，缅甸备舟二百余为浮梁济师，并为攻破其栅寨，得积谷40万石。军饱，锐气倍增。”[62]明廷皇帝——就是那位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土木之变”中率大军北上迎击瓦剌却被瓦剌俘虏的明英宗——为了得到缅人的支持，还许诺事后以麓川地补偿缅人：

　　正统六年，给缅甸信符、金牌。时麓川思任发叛，将讨之，命缅甸调兵等。七年任发兵败，过金沙江，走孟广，缅人攻之。帝谕能擒贼首者，予以麓川地。[63]

　　事后，为了酬谢缅人参战麓川战役的“贡献”，明廷于正统十二年（1447年）“赐缅甸阴文金牌、信符”[64]，景泰二年（1451年）“加赏锦币，降敕褒奖”[65]。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明廷对麓川国下手太重的结果是打破了缅甸的南北力量的平衡。而没有平衡则无制衡。北南失衡导致南面的缅人东吁政权迅速崛起并乘虚北进，于1604年消灭麓川国并由此大体奠定了缅甸今天的版图。

　　1918年11月，西奥多·罗斯福在信中说：“我赞同这样一个联盟，只要我们的期望不要太高。我不愿扮演连伊索寓言都视为笑柄的角色。寓言讲的是羊狼谈判同意解除戒备，而羊群为表现诚意，请牧羊犬离去，结果它们却成了狼群的晚餐[66]。在这则故事中，明廷不是驱逐而是打残了保护自己的“牧羊犬”即麓川国。但这还不是最蠢的，最蠢的是明廷还告诉狼：牧羊犬消灭后，牧羊犬的地盘交给狼管理。这给后代留下巨大的边境压力，以至清朝乾隆时期就不得不与缅甸有了解更大的冲突，多次西南用兵，牲牺非常大，但版图不进反退[67]，以至乾隆也不得承认征缅之举“未为深思远计，不得不引为己过者”[68]。乾隆晚年总结说：

　　予以古稀望八之岁，五十三年之间，举武功者凡八，七胥善成，其一惟征缅之事，以其地卑湿瘅疠，我兵染病者多，因其谢罪罢兵，遂以振旅，是此事究未成也。[69]

　　可以看出，乾隆对征缅的结果是极不满意的：这这场战争支出太大而收获甚微，仅是边境的表面稳定。究其原因，非乾隆不为也，乃前朝治边失策也。西南缅地力量南北失衡，是清以降中国西南边地治理难度倍增的主要原因。

　　这份跨越三百多年的血写经验告诉我们，对于我国的周边治理，要注意促成有利于我的形格势禁的形势，不能意气用事自己打破有利的区域力量平衡。这是老英国的经验。英国人将政治看作一种机制或格局，在其中使自己的敌人越来越少，朋友越来越多；如果不出这个机制或格局，那对朋友尤其对盟友就不要要求过高，不然就会落个或者“水至清则无鱼”，或者与昔日盟友反目为仇的结果。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70]，治理周边要深思。

　　37、1917年刚刚过去，2017年正在到来。1917年后的苏联社会主义给世界人民提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已从列宁的经验和自己的改革实践中初步学会了为社会主义自身发展利用进而驾驭国际资本的本领；在21世纪的今天，社会主义国家更要学会用社会主义的原则塑造进而团结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共同治理这个世界的能力。2017年，中国将给世界人民提供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及建立其上的世界治理的中国方案。经验告诉我们：世界未来还是要回到1969年毛主席的判断：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不管哪种可能，社会主义新文明取代资本主义旧文明的结局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中，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

　　38、毛泽东说：“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71]分析矛盾，就是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老子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妙，即矛盾的辩证存在和发展；徼，则是规定矛盾的边界。矛盾是无限存在和发展，但具体矛盾则是有边界规定和不断转化的。如果有利益所求，那仅知道主要矛盾还是不够的，还得知道矛盾存在的范围和相互转化的边界，不然就不可能知道如何解决和转化矛盾，转化而不是消灭矛盾才是解决矛盾的要义，也是战略哲学的要义。

　　39、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与斯诺谈到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时说：“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72]毛泽东这句话很有哲理，办事之难难在事后之事。出兵容易，但要巩固和消化战果，就需要几乎是翻倍的资源，而不能消化的战果多了就会透支我们的资源并拖垮我们的国力，弄不好还要与当地人民结怨，而怨意积累多了就会化为怨恨，今后再来化解这些历史怨恨又需要更多的资源。沙俄帝国在中东铁路上犯过这样的错误，苏联勃列日涅夫的全球战略也犯了这样的错误，他到处出兵，“输出革命”，引得世界怨忿四起。为了化解这些怨忿又要到处支出并持续透支资源，结果将苏联生生拖垮。懂点军事辩证法的人都会知道，对军事据点控制的关键在于对其半径的控制。十个控制点需要的就是控制十个半径面的资源。较远的地方，比如印度洋，你若没有控制南北纬30˚海域的力量，你就根本站不住脚，而中国远没有这样多的资源。礼花因虚而明，礼炮因空而响，虚实矛盾是可以转换的。明乎此，也就明白了毛泽东对斯诺说“放点空炮，但不出兵”这句话的哲学深义。

　　40、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73]昨天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及戈尔巴乔夫等通过屏蔽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达到阉割马克思主义本质的目的，今天在中国屏蔽列宁主义、特别是屏蔽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也就抽掉了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而如果用被抽掉列宁主义灵魂的“毛泽东思想”、继而用抽掉“四项基本原则”的“邓小平理论”去麻痹劳动阶级，其结果对中国乃至中华民族而言，则是大灾难的开始。

　　41、历史上能够走向并引领世界的国家一定是有世界观从而可以为世界治理提供有益方案的国家。曾以金钱和拳头豪走天下的西班牙和蒙古，在世界历史上留下的仅是一段“土豪金”的传说，而古代罗马、中国和近代英国、苏联、美国，都分别为西方世界和东方的世界治理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并由此成为一个时代文明的引擎。今天的历史又来到新文明曙光已微微显现、旧文明将要隐去的前夜，中华文明是否可以成为新文明的新引擎呢？目前看来，“周邦虽旧，其命维新”，中国以其固有的条件还会成为这样的国家。

　　42、有人说军人是一种职业，不应有理想主义要求。这话如在市场至上的西方或许可以这么说，但在中国则不能这么讲。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蒋介石大屠杀逼迫下从南昌起义中诞生的党的武装力量，它从诞生那一刻起就与解放工农大众的政治目的联系在一起。它在党的领导下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并于1949年建立新中国。从新中国建立到今天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仍处在西方的包围和剿杀之中，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将为实现党的政治目标和政治任务的武装力量说成“一种职业”，这就会使我们的军队与党的事业相分离，成为没有政治方向的亡命雇佣军，其结果可想而知。

　　43、中国南方长江所受到的国防压力多是由北方压力造成的，而中国长江西端即中国大西南所受到的国防压力则更多地是由中国东北压力造成的。在唐宋以前，中国北方压力主要出自西北，由于青藏高原的阻隔，北方压力的着力点多在东南，南北战事多集中在长江下游的东南地区。之后，中国北方压力逐渐由西向东推移，北方压力的着力点多在西南，南北战事也由东南沿长江向西南转移。

　　44、风水观应源于古人类的安全观。人是从猿演化而来的，深山老林是他们熟悉且让他们感到安全的地带。因生存斗争被赶到平原开阔地的猿人面临的危险大幅上升，但他们在实践中发现在离山地不太远或说山地周围的平原活动有利于迅速撤回到山林，这样的地形相对安全；若平原前面再有可以阻止野兽偷袭的护围河，这时的定居生活前后就有了安全双保险。这种依山傍水的地形后来便被神秘化并由此演化为相应的风水观。

　　45、有人将基督教价值作为普世价值，将阶级斗争解释为宗教教义间的冲突即所谓“文明的冲突”，认为改信基督教就可与文明接轨并得到西方人的承认。可是，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战士们却是在改信天主不久被西方基督徒帮助信奉儒家学说的清兵剿灭的。

　　46、自从1972年尼克松政府将美元变为石油美元之后，作为国家货币的美元与其所承载的价值就出现二元对立。也就是说美元是美国或美利坚民族的，但美元所承载的资产（价值）却是华尔街私人的，因为支撑美元价值的基础已不再主要是美国人民的劳动产品，而是远在天边的他国石油，美国政府为完成美元保值的任务不再是组织和管理国内生产而是组织军队到海外打仗以保证海外石油以美元交易。交易稳定，美元升值，这样美国就可以从华尔街分得利润，反之，如果不能打倒一个像苏联那样的大国并以此释放出巨量浮财为美元注资的话，美国政府就必须面对越来越多且可能造成政府工作难以正常运转的“财政悬崖”。自从美国2008年从中亚撤军后，美国就失去了控制中东石油从而为石油美元保值的前提。为此，白宫为美元保值就要“战略东移”，目标显然是冲着中国来的，其目的就是企图从中国这里再获得苏联倒下时释放出的可以为美元保值的巨量浮财。

　　47、“货币没有主人”[74]，资本没有祖国。与托拉斯工业资本不同，华尔街金融资本不会给白宫留下太多的时间，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向美国一般的“让利”已远不能满足白宫的需求，在独控中东无望、石油美元持续走低的情况下，美国（买办）政府保住美元、留住华尔街资本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再现苏联解体，由此获得使美元升值的浮财。

　　48、如给美国诊病，当为“肾虚”。国家之“肾”是实体经济，肾虚的人自然火大。

　　49、“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是与城市国有制相联系的乡村生产资料集体化；其要义不在于产品的分享，而在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集体共享。

　　50、崇祯长于霹雳手段——这有助于他打掉了魏忠贤这只“大老虎”，却苦于没有可以安抚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制度——这让他在李自成面前一筹莫展。

　　从20世纪30年代土地革命战争中走过来的毛泽东对此体会最深，他特别注意总结中国历代王朝特别是明朝张居正改革在农民问题上失策的教训。1944年3月，毛泽东阅读了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带到延安的李健侯所著《永昌演义》，此书所涉的明末农民问题引起毛泽东很大的兴趣。4月29日，毛泽东给李鼎铭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75]《明季北略》是记载明万历至崇祯时期北方地区史实的史书，全书共二十四卷，起自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此时张居正改革刚刚结束——清太祖努尔哈赤兴起东北，止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注意到这本书的内容，1944年7月28日，毛泽东致信谢觉哉：“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76]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三反五反”运动后，毛泽东下功夫最大、最用力的就是农业合作化问题。他着力探索的是如何避免重陷明末覆辙，防止农民变为流民。毛泽东发动“三反五反”乃至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防止我们的干部蜕变为“魏忠贤”，农业合作化运动则是从制度上杜绝把农民逼为“李自成”。

注释：

[1]［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775页。

[2]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3页。

[3] 查士丁尼一世（拉丁语：Justinianus I；全名为弗拉维•伯多禄•塞巴提乌斯•查士丁尼Flavius Petrus Sabbatius Justinianus，约483年～565年），东罗马帝国皇帝（527年～565年），史称查士丁尼大帝。在位期间多次发动对外战争，征服北非汪达尔王国、意大利东哥特王国，领土扩大。下令并参加纂成《查士丁尼法典》等四部法典（总称《民法大全》），为罗马法的重要典籍，对后世法律影响很大。查士丁尼一世是古罗马时代末期最重要的一位统治者。

[4]“自然法是自然界教给一切动物的法律。因为这种法律不是人类所特有，而是一切动物都具有的，不问是天空、地上或海里的动物。”［古罗马］查士丁尼著，张企泰译：《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页。

[5]“各民族一体遵守的自然法则是上帝神意制定的，因此始终是固定不变的。至于每一个国家为自身所制定的法律则经常变动，其变动或由于人民的默示同意，或由于以后制定的其他法律。”［古罗马］查士丁尼著，张企泰译：《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1页。

[6]查士丁尼说，奴隶是“一人违反自然权利沦为他人财产之一部”。［古罗马］查士丁尼著，张企泰译：《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2页。

[7]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8页。

[8]“如果危险已到了这种地步，以致法律的尊严竟成为维护法律的一种障碍；这时候，便可以指定一个最高首领，他可以使一切法律都沉默下来，并且暂时中止主权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公意是无可怀疑的；并且很显然，人民首要的意图乃是国家不至于灭亡。”［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0页。

[9]［俄］列宁：《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版，第354页。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23页。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页。

[12]1797年拿破仑第一次意大利战役结束时召开的会议。

[13]［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9版，第347页。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313页。

[15]1798年后，面对拿破仑法国的崛起，无论是杰斐逊还是他的拥护者，都不愿意看到英国的崩溃。这一年，他写道：“英国的完全屈服不啻于一场大灾难。”他接着说：“但令人高兴的是，这不可能。”他在1803年指出，美国将会“大大遭殃，如果有什么灾难让人类失去了用来抵挡有时是所向披靡之洪流的这样一道防波堤的话”。转引自［美］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页。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页。

[18]［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19]“资本是不知道爱国的。”［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

[20]张国焘著：《我的回忆》（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

[21]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0页。

[22] 转引自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9页。

[23]《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而签订的一系列和约。签约双方分别是统治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和法国、瑞典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勃兰登堡、萨克森、巴伐利亚等诸侯邦国。而在1648年10月24日签订的西荷和约，正式确认了威斯特伐利亚这一系列和约，并象征三十年战争结束。此后，欧洲大陆从一个至少名义还在“神圣罗马帝国”法统下的国家变成几十个拥有对等主权且力量相对均衡的政治格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对等主权共存的形式破坏了欧洲至少是形式上的统一性，并使欧洲实质性地陷入碎片化时代。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制度性原因。

[24]“1912年～1949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递增5.6%；而1926年～1936年间，增长率为8.3%；1928年～1936年为8.4%。这说明，1926年～1936年间增长率为旧中国的最高时期。”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4页。

[25]卡尔·马克思的祖父马克思·列维是一名犹太法律学家，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律师，后作了司法参事，1824年接受了基督教洗礼。在当时，“改宗基督教是犹太人中间的自由思想者在文化方面前进一步的表现”（［德］弗·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页），但这不表明马克思家庭脱离了犹太民族。恩格斯说：“马克思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拉萨尔也是犹太人。在我们的最优秀的人物中有许多都是犹太人。”（恩格斯：《论反犹太人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页。）

[26]［德］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3页。

[27]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28]威灵顿（1769～1852年）英国元帅，第一任威灵顿公爵，反拿破仑战争中的联盟军统帅之一，以指挥滑铁卢战役闻名于世。

[29]克莱门斯·梅特涅（Klemens Wenzel von Metternich，1773年～1859年）是十九世纪出色的奥地利外交家，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1809～1848年），首相（1821～1848年）。1814年10月，拿破仑被打败后，梅特涅主持维也纳会议（Congress of Vienna，1814-1815）并成为战后维也纳体系的主要设计者。1859年6月11日卒于维也纳。

[30] 参见曾景忠、梁之彦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31]1951年4月他在游十三陵时赞扬说，明成祖“敢在北京建城，敢把自己的陵墓放在这里，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见盛巽昌、欧薇薇、盛仰红：《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32]毛泽东：“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页。

[33]“两个一百年”，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参见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http://www.xj.xinhuanet.com/2012-11/19/c_113722546.htm。

[3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1页。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6页。

[36]［唐］柳宗元：《封建论》，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3页。

[37]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野的共和党利用所谓“共产党人渗入政府”问题攻击民主党政府。1950年2月，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Maikaxi）在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市发表演说，无中生有地宣称有205名共产党人渗入到国务院，此后，麦卡锡利用参议员的特权，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捏造事实，制造谣言，大肆指控和调查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渗透”，进行非法审讯和法西斯式的政治迫害。麦卡锡主义诬陷诽谤的范围，上至政府要员，下至平民百姓，造成白色恐怖、人人自危的局面，甚至辛辛那提棒球红队被迫一度改名。中国问题专家拉铁摩尔和费正清、进步作家斯诺、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等著名人士均遭迫害，大批政府雇员被解雇，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受到严重摧残。

[38]《汤普森致邦迪备忘录》（1966年2月4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941页。

[39]可参阅张红路著：《麦卡锡主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40]［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93页。

[41] 《奥巴马称愿救“溺水”普京》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Neighbors/2014_04_26_224692.shtml。登陆时间：2014年4月27日。

[42]关于华尔街财团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可参见张文木《美国政治结构与外交政策》，载《国际关系研究》2013年第3期。

[4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4页。

[44]［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82页。

[45] 《论语•述而》，见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218页。

[46]《论语•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刘俊田、林松、禹克坤：《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6页。

[47]［南北朝］皇侃：《论语疏义》，［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79页。

[48]转引自［日］田家康著，范春飚译：《气候文明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81页。

[49]转引自［英］埃里克·杜尔施米德（Erik Durschmied）著，吕洪艳译：《天气改变历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8页。

[50]［德］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

[51]［德］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5、377页。

[52]“贝壳逐放法”（Ostracism，也被翻译为“陶片放逐制”），是古希腊雅典等城邦实施的一项政治制度，由雅典政治家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于公元前510年左右创立。该法规定，雅典公民可以在贝壳上写上那些不受欢迎以及极具社会威望、广受欢迎，却最可能成为僭主的人的名字，并通过投票表决将企图威胁雅典民主制度的政治人物予以政治放逐。雅典民主政治后期，党派斗争频繁尖锐，该法弊病更加严重地显露出来。一些政客常常以民主为号召，鼓动民众把“贝壳放逐法”作为攻击政敌的武器。该法越来越失去了维护民主秩序的作用，加剧了无政府主义的泛滥。

[53]参阅［英］A.E.泰勒、［奥］Th.龚珀茨著，赵继铨、李真译：《苏格拉底传》，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8～149页。

[54]［俄］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80页。

[55] 转引自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

[56] 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

[57] 转引自葛全胜等著：《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2页。另可参见何凡能、李柯、刘浩龙：《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中国古代农业影响研究的若干进展》，载《地理研究》2010年第12期。

[58]［德］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页。

[59] “麓川”是汉文对傣族联盟国家“勐卯龙”的译写。“勐卯龙”直译为汉语是“大卯国”，因元朝曾在“勐卯龙”王城所在地“勐卯”（卯地）设立过“麓川路”，故将“勐卯龙”（大卯国）译写为“麓川国”。麓川国（勐卯龙）是傣族先民在云贵高原西南部、缅甸中北部于1312年建立的政权，曾多次击溃入侵的元朝军队。与明朝军事对峙了近十年之久，实力严重削减，1382年，明军占领云南，麓川国王思伦法为与明朝交好，派使团出使明朝，并将元朝所赐印信交于明朝。1384年，明朝册封思伦法为麓川平缅宣慰使司世袭宣慰使，麓川成为明王朝的属国。1413年，思行法让位于其弟思任法，经过多年的养精蓄锐，于1428年开始向周边扩张，欲恢复祖地。1440年多次击败明军的进攻，占领干崖、南甸、腾越（腾冲）、潞江、永昌（保山）等地，遭明军重创。随后麓川国衰落并于1604年被东吁国（缅族）所灭。

[60]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26页。

[61]史称“麓川之役”。明朝朝廷四次对云南麓川宣慰司叛乱出兵征讨的战役，分别发生在1439年（正统四年）、1441年（正统六年）、1442年（正统七年）、1448年（正统十三年），明朝经过连年征战，仍未彻底平息叛乱，最终以盟约形式结束；期间连续发动数十万人的进攻，致使大军疲惫、国库亏空，对北面蒙古瓦剌的防御空虚。

[62]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34页。

[63]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0～6541页。

[64]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页。

[65] 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十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6541页。

[66] 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67] 1762年冬缅甸入侵中国云南普洱地区，清军自卫反击，1769年11月16日双方签订停战合约。历时7年，清朝虽然取得了缅甸名义上的臣服，但是并未能获得战争的真正胜利且损失惨重。

[68] 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越南缅甸泰国老挝史料摘抄》，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67页。

[69] 张本政主编：《〈清实录〉台湾史料专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0页。

[70] 清人赵藩为成都武侯祠撰写的楹联对诸葛亮提出婉转的批评：“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7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6页。

[72] 毛泽东：《同斯诺谈国际问题》(1965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58页。

[7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