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夏，我百余名官兵手持多种现代化轻武器一线排开，怒视蚕食我领土的400多名印军……一小时后，暴雨后挟着冰雹砸下来，打得钢盔和枪管直响，我军官兵岿然不动。6个小时。大地静得令人心颤。最后，对手竟在这无言的逼视中潮水般地溃退下去……很少有人知道，这次桑多洛河事件差点酿成了第二次中印边界战争的爆发。

　　长期以来，中央政权对西藏疏于管理。清朝初创时对西藏本身兴趣不大，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喇嘛教控制蒙古高原各部落，所以清皇室才装出是藏传佛教（即俗称的喇嘛教）信徒，与藏传佛教的高层不断交往，许以厚利，引诱他们倒向清方。随着清与准噶尔在整个中国西部的长期战争的进行，清廷逐步认识到，西藏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地缘战略上对中国整个西部的安全与稳定都相当重要，于是日渐倾向于将西藏直接收入版图。

　　西藏的归附最关键的转折出现在1793年，当时尼泊尔的廓尔喀人入侵西藏，清廷应西藏的求救，派军入藏救援，击败尼泊尔后，订立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长期驻军，并规定驻藏大臣为西藏世俗权力的最高人物。可以说，以此为标志，西藏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

　　20世纪50年代，解放战争胜利，新中国很快把目光投向了西藏。几乎与此同时，同样独立不久的印度，乘新中国成立之初忙于他务，还无暇西顾之机，于1951年2月派兵越过西山江、达旺河，占领了达旺；印度在侵占达旺前后，还侵占了“麦线”以南门隅的马果等地。10月，印军又在直升机的配合下，侵占了上珞瑜的巴恰西仁地方，在梅楚卡等地强行建立兵营。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印军反而进一步加紧侵吞，到1953年印军基本上侵占了门隅、珞瑜、下察隅各地。此后，印军又越过“麦线”向北推进，侵占了西藏的兼则马尼等地。

　　因为这段时间上有所重合，现在有些人指责当时入藏的解放军没能尽到保护国土的责任，即进藏后没有马上派兵去“麦线”以南驻守，并驱逐已有的印军。其实，这种推测是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中央政府根本就不知道藏南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麦克马洪线也只有极少数人听说过，因为这条“麦线”一度长期被英国人保密，而新中国政府既没能继承原来的国家外交资源（都拿到台湾去了），自己培养积累的外交人才和资料也相当匮乏。一直到1953年底，中国政府开始与印度进行有关西藏问题的谈判时，噶厦才向中央代表提供了藏方所藏的“麦克马洪线”原图。那是一份大小不到1平方米的地形图，但既无等高线，也没有任何文字说明，只有一条西起不丹与我国西藏交界处、东至中缅尖高山交界处的红线。

　　朝鲜战争签约停战后，中国开始能腾出手与印度谈判解决关于西藏历史遗留的问题。不过一开始的中印谈判并不是谈边界，而是印度在西藏的特权问题。也许现在很多人也已经不知道了。印度直到50年代初，一直在西藏拥有大量特权，甚至有驻军，这是继承自英国两次侵藏战争的“成果”。印度驻军主要地点在江孜（也就是电影《红河谷》历史背景的所在地）和亚东，其中特别是与印度最接近的亚东实际上是处于印度的占领之下。中印谈判自1953年12月31日始，到1954年4月29日双方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最高通商和交通协定》，这份协定取消了印度在藏的特权。这个条约签署之后，中印关系的友好程度也一度达到了高峰。

　　1954年起，驻藏解放军开始逐渐向边境地区分兵驻守，随着解放军进入中印边境地区，中印在边界上的矛盾与冲突于是就不可避免地频繁和尖锐了起来。

　　1954年，印度成立了“东北边境特区”管辖中国藏南地区，同年出版的印度官方地图首次把“麦克马洪线”从1936年以来注明的“未标地界”改为“已定界”；1972年，印度将该特区改为“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又过了14年，印度议会立法将“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邦”。

　　1959年3月22日尼赫鲁给周恩来写信，正式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的要求。1960年6月到12月，中印两国官员举行会晤，分别提出和审查对方提出的边界主张的论据，印方要价极高，且毫无妥协之意；而到了1962年8月至10月，更多次拒绝与中国继续举行谈判。此后，印度的贪婪直接导致了1962年的那场中印战争。

　　任何公正客观看待问题的人，都不会认同将某种历史事件完全从当时的背景、条件下割裂进行看待的做法。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各方在各个时期采取的态度与策略是不可能绕开当时所面临的时局背景的。如当解放军入藏时，“麦线”以南地区主要据点都已经落入印度之手，而中国能从内地调入西藏的力量严重受限，同时西藏内部却又有重重危机，在这种条件下与印度开战根本不可能收回藏南，反而有可能丢掉更多控制区，助长印度气焰；甚至导致印度全面出兵，努力扶植一个“独立西藏”（这是当时美英都非常乐意乐见、甚至已经私下向印度积极鼓励的）。很显然，任何对国家负责的领导人或政府，都不可能也不应该在那种极端不利的条件下冒险决战，而只能是选择暂时维持、稳定边界现状。

　　事实上，新中国一直在努力扭转这种局势，比如通过谈判的和平手段尽可能收回外国特权、争议的领土；大力加强内地与西藏交通建设，尽量弥补在后勤上的致命弱点；宣传民主改革、大施福利恩泽，与旧噶厦政府争夺藏民人心，为全面、深入地巩固在西藏的地位打基础、作准备；同时占据实控线以北要点，阻止进一步入侵。最后更是进行平叛和民主改革，建立了真正服从中央、认同国家的自治区政权。了解西藏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其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西藏全面建立了忠诚与服从中央的地方政权，实现了国家对西藏基层的最直接有效治理。

　　1987年夏，我百余名官兵手持多种现代化轻武器一线排开，怒视蚕食我领土的400多名印军……一小时后，暴雨后挟着冰雹砸下来，打得钢盔和枪管直响，我军官兵岿然不动。6个小时。大地静得令人心颤。最后，对手竟在这无言的逼视中潮水般地溃退下去……很少有人知道，这次桑多洛河事件差点酿成了第二次中印边界战争的爆发。

　　1962年的失利深深地挫伤了印度这个大国的自尊心，印度知道要想抚平创伤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中国复仇。尽管20世纪80年代印度各党派都同意继续中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确保印度对华外交政策的连续性，但是，拉·甘地个人对中印关系正常化并不感兴趣，拒绝了邓小平提出的关于边界问题的一揽子交易，并且在陆军势力的鼓动下重拾尼赫鲁的“前进政策”。经过多年来苏联的支援而实力大增的印度认为，报复1962年失败的时机已到。那是1987年5月的一天，由山南军分区某团副团长带队的一支机动巡逻队在藏南一带巡逻，这个分队由一个步兵连加强一个侦察班（骑兵）、82迫击炮排（3门火炮）、一个82无座力炮排（4门炮）、一个重机枪排（3挺重机枪）组成。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按照战斗姿态组成的，可随时应付突发情况而组成的战斗巡逻分队，所有人员与装备分乘10余台车辆执行任务。除了副团长外，指挥组还包括一名作战参谋、一名侦察排长、一名通信参谋和步兵营副营长。

　　当巡逻队到达桑多洛河谷地段时，已经天黑，副团长命令部队就地宿营，准备到第二天早上再前往河谷南端的中印边境山口进行巡查。部队吃过晚饭就扎营休息了，但晚间9点多，负责夜间宿营警卫的卫兵发现，河谷南端边界山口上有火光和说话声，便立刻报告了副团长。两个小时后，从边界山口回来的侦察参谋报告，可能有一个连的印军，已经占领了河谷过去双方虽未经划定、但彼此默认的我方一处制高点，并已经构筑了战斗工事。

　　第二天早上6点左右，除通信与后勤人员外，巡逻队全体战斗员按战斗编组和攻击部署，进入攻击出发阵地。从当时侦察情况看，印军位于河谷我方重要制高点的兵力约有一个加强排，但在其后方500米处，还有一个排的兵力，副团长判断印军兵力约为一个连，并配备有60迫击炮和重机枪等武器，在纵深可能有更多的兵力和大口径炮兵支援。从印军部署看，是准备在原由我方控制的这个制高点上长期驻扎。

　　8点多左右，副团长副营长带侦察参谋和3名侦察兵、一名报话员和一名翻译，前往印军占领的我方高地据理进行交涉，印军始终态度蛮横，在发现中国军队好像人数不多时，印军士兵开始以武器对准中方交涉人员进行威胁，同时，据守在高地上的印军也开始进行战斗活动。看到交涉无果，副团长命令副营长和侦察参谋撤回。但在我方人员回撤过程中，印军突然向我交涉人员射击（据印方后来解释时因为士兵紧张而走火所致），当场打伤我副参谋长，该参谋长后来因失血过多而牺牲。

　　鉴于印军打伤我交涉指挥员，我副团长当即命令部队发起攻击。此时，我攻击分队已经完全占领攻击出发位置，并采取了迂回包围战术，迂回到印军后方发起了攻击。在我迫击炮和无后座力炮等火力的支援下，我攻击分队仅用半小时，即攻占了由印军非法侵占的我方高地，共击毙印军13人，其中军官1人（准尉副排长），俘敌8人，其余向南溃逃，我军未予追击。战斗中，我方亡4人，伤11人。

　　下午两点左右，不甘心失败的印军在大口径火炮支援下，出动了加强连开始对我防御部队展开了攻击，但在我军火力的打击下，印军很快就退回。入夜后，印军不断地以迫击炮和纵深火炮地我阵地进行连续的火力攻击，副团长判断印军可能在第二天天亮继续进行攻击，命令部队加修工事，做出抗击敌人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同时，副团长将已发生的情况迅速向团部和山南军分区做了报告，表示将坚守到最后一个人。

　　山南军分区在接到副团长的报告后，立刻向西藏军区、成都军区报告了当前发生的情况，并立即抽调、组织机动兵力增援巡逻队。西藏军区首长也立刻命令山地步兵53旅紧急出动，增援桑多洛河谷方向，同时将情况报告成都军区和总参作战部。

　　第三天天亮，印军果然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在炮兵火力的支援下，向我边防巡逻队发起了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由于我军的顽强抗击，印军在伤亡了数十人后，停止了进攻。但随之而来的是印军派出战斗机和直升机，对我方进行的持续的侦察、威胁，并在纵深不断地增加兵力，似乎准备进行更大的攻势。

　　就在第三天晚间，我山南军分区增援部队一个步兵营首先赶到，随即进入防御地域，第四天，我山地步兵53旅开始陆续赶到，并带来了大口径火炮和火箭炮，我方力量进一步增强。同时，西藏军区也迅速派出指挥力量，在桑多洛河谷纵深开设了前进指挥所，准备组织力量。

　　由于我军的增援力量不断增强，印军也开始不断地调集兵力，印军总部向东部军区发出的战争动员令，开始大规模地向冲突地区增强兵力。冲突发生两周，印军已经向这个方向调集了一个军部、两个师共约7个旅的兵力和大量炮兵与坦克，开始部署与我军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行动。

　　为了应对印军的战争挑衅，总参作战部向第13、21、54集团军下达了预先号令，要求3个集团军的部队准备前出到西藏参加对印自卫反击战，确定第一批参战部队为149师、37师、61师和160师（即1962年在中印边境反击战作战中取得瓦弄大捷的130师），并要求成都军区在西藏开设前进指挥所，组织预定参战部队指挥员前往战区勘察道路和地形。冲突发生半个月后，我预定参战部队的师以上指挥员乘飞机到达前线，开始察看地形和道路情况，并受领成都军区首长下达的预定作战任务。6月份参战部队的团营两级指挥员到达前线，组织察看地形，受领任务，其中149师和37师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前线。

　　根据军委首长“保持克制，坚决反击”的作战方针和指示，成都军区前指首长的决心是以13集团军指挥山地步兵52旅、37师和160师在瓦弄和巴普卡方向作战，准备歼击位于该方向的印军第2师，以西藏军区前指指挥53旅、149师和21师，在德让宗至拉鲁地段作战，准备歼击印军第4师，相机打击印军第17师。要求部队在6月底完成战役集结和准备，7月作为战役开始的初步时间，待第二批作战部队到达后就开始发起进攻。战役以歼灭印军前线主力师，收复藏南争议土地两个重点为目标，一举解决我方主张的领土边界。

　　在此次中印军事对峙中，印度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能否在这场战争中取胜？他们没有把握，印度政府发现中国军人并不像陆军将领所说的不堪一击。同时印度的挑衅也不符合美苏两国的利益，由于美苏对峙，他们无力支援印度对抗中国。

　　早在1986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新德里，婉转地向印度传达了一个信息－－如果中印间发生冲突，苏联不会履行苏印条约中对印度的承诺。

　　同时，苏联还派出特使，向我国表示要尽力制止印度的战争行动。印度内部的理智派也占了上风，于是印军开始主动后撤部队，脱离与我军的接触，并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与我方和平解决这次冲突。

　　8月，军委解除了西藏作战任务部队的任务使命，前出到西藏的部队和指挥机构陆续撤回内地。中国向印方移交了战俘和战死人员的尸体。我们参战的广大指战员无不为之扼腕叹息，如果当时开打，印度将不仅失去对我藏南土地的强占，还将失去它自认的两个王牌师－－第2师和第4师，在我军的铁拳打击下，这场战争将比上一次战争打击更为惨重，因为我军为此调集的兵力和火力，远远超过了1962年的作战力量。

　　之所以最后没有能够达成收复藏南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印度的后退，而是我军在云南继续地越南展开作战行动。当时中央认为，不能在两个方向同时与两个国家作战，特别是印度这样的大国，一旦战争开始，规模、时间和发展很难预料，所以才最终放弃了这次进攻战役。

　　藏南回归，中国必须把印度的野心关进笼子里

　　综观印度这些年来的变化，可以发现，藏南问题真正有热度是最近一些年的事情。输掉上一场战争的印度何以如此有底气？谁给我印度这个胆量？

　　印度老是觉得，自己随时可以切断中国的海上运输线。这个心理优势极大地支撑了印度在藏南问题上和中国硬杠的勇气。如果说印度自己分量不够的话，那么西方表达出的支持姿态则让印度的强硬又多了三分。

　　有了西方的支持，印度觉得自己有和中国对抗的资本，希望在亚洲体系内与中国平起平坐甚至压倒中国了就不奇怪了。无论它的感官是否足够客观，但是至少在印度眼里，它就是有那个能力和潜力的。印度最近几年经济发展得不错，结果它们的精英都变得特别愤青，对与西方民主不是一条道上的中国那是优越感十足！在边境问题上有着不知自己斤两的过分要求。

　　藏南问题可以拖，却不能无限度地拖。不彻底解决藏南等领土问题，则不足以让中国对印度达到一定的信任度。中印之间的谈判进行了13轮，但成效廖廖，除了领土是两国关系间最为敏感、谁都不敢妥协外，因为1962年那场战争，使得中印间的隔膜比喜马拉雅山还高。

　　印度现在的心魔已经驱逐不了，与疯子在一起，最好得准备一根棒子。虽说战争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战争解决，特别是大规模的战争绝对不应该成为中国唯一的选择。

　　印度一直指责中国在经营一个名叫“珍珠链”的势力范围来包围印度，那些包围印度的中国“珍珠”包括缅甸、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毛里求斯、塞舌尔和巴基斯坦。

　　中国与尼泊尔的公路线与铁路线摆上了日程，喜马拉雅山地区的国家与地区，将由于经济的原因，很快全面倒向中国，包括不丹与锡金地区。这一种倒向，直接威胁到了印度的野心，印度陷入惊惶失措的状态是非常正常的。再换一个角度，中国与巴基斯坦的铁路、中国与缅甸的铁路与公路的拓展，更加剧了印度对来自中国“包围”的恐惧！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在南亚确保的战略据点像项链一样将印度包围，印度对中国的影响力感到恐惧。”

　　把印度完全钳制在一个隐形的笼子里，一旦印度的信心和自尊被摧毁后，藏南问题，到时候是打是谈，都将是一个更为有利的基础。

　　（来源：战略网，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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