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新江永杰：以世界历史眼光审视我国资本的生成、变迁与发展

点击：作者：吴文新江永杰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发布时间:2023-08-02 11:31:12

【摘要】西方资本逐利扩张推动世界市场形成与发展，这构成中国资本的世界资本背景，同时这一过程也从外催生并胁迫中国资本生发成长。西方资本投射到我国，我国资本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轨迹和规律，纵观我国资本演进，其历经几个阶段：早期资本自发出场，资本关系在封建制度下萌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又曲折出场，民族资本依附于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为消除资本的依附性，从鼓励、节制的资本合法在场到实现赎买、改造的资本退场；为融入世界经济进程，我国通过市场化改革探索，推动资本再次出场，孕育了资本新形态，并不断完善对资本的重新定位及理论创新，资本又得以积极在场。必须以史为鉴，在与世界资本的竞争合作中引导新时代的资本发展，即从发挥资本的生产要素聚集性认识当前阶段我国资本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从规制资本的无序扩张性认识新时代资本治理的现实必要性；从消除民族资本的对外依附性认识其传统的依附性弊端恰恰能转化为对社会主义体制的融入性优势。

我国资本日益发展壮大，党和政府对其高度重视，这也引起学术界自觉关注资本现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历史地、发展地、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1]219，这表明对待资本的正确态度，首先就是历史地认识和把握资本。马克思《资本论》表明，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作为“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2]878，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不应被抽象地看待。粗览近年来的相关成果，对我国资本进行历史性研究，特别是在近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开展的研究相对较少，但实际上，我国资本的生成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扩张存在密切关联；而关于我国资本现象历史生成的研究，多侧重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资本形态演变情况，忽略了对我国资本现象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的整体性认知。当前我们强调“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1]211，对我国资本的发展趋势进行阐释，这既需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也要求以唯物史观客观系统地梳理我国资本的发展脉络和形态演变，从中找寻资本定位更新的历史依据。为此，有必要基于大历史观，对我国资本现象进行溯源，以世界历史的眼光考察资本在我国生发的外部环境和进程，从其发展的历史逻辑中找寻现实关怀，在时代的不断变迁中把握我国资本现象的历史必然性和暂时性，从而科学把握其未来走向，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国当前的资本现象以及我国对待资本的具体策略。

一、中国资本现象的世界资本背景

资本的存在先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资本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首先大规模出现于西方社会，西方社会的资本增殖的诉求是推动世界市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展，中国的资本演进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强力影响，在世界资本体系下快速成长，进言之，我国资本现象的生发有其世界历史必然性，并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资本的痕迹。因此，历史地审视中国社会的资本现象，应当从西方社会的资本源起与发展出发，分析我国资本演进的世界历史背景。

1. 西方资本扩张形成的世界市场是中国资本生发的基本背景

马克思认为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世界市场发展的动力，并指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3]。在自然经济形态中，简单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的萌芽形态，最典型的就是高利贷资本。“高利贷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4]676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14世纪末15世纪初地中海沿岸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1）资本原始积累：世界市场雏形生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以前，资本经历了原始积累，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决条件， “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2]842被迫离开土地的居民失去了生产资料，沦为流浪者和贫民，只有为新兴资产阶级劳动赚取微薄收入才能维持生计。除此之外，“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2]860~861。这既体现出殖民掠夺对资本原始积累的推动，也反映了“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871。资本原始积累的狂飙猛进，驱使欧洲人不断向外拓展掠夺空间，使原先相对隔绝的各民族、各国家打破孤立隔绝的状态，进而加紧了世界经济联系，西欧各国为了争夺原料和市场，不断扩大殖民地范围，使原始积累愈演愈烈。这一过程也使世界市场雏形生成，正如马克思所言，“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5]562同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依然在萌芽状态，在个别地方和领域虽有较大发展，但尚未形成规模化影响。

（2）机器大工业：世界市场初步形成

新兴资产阶级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上取得政权；在经济上，历经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生产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资本主义进入自由竞争阶段。资本的天性是无限追求剩余价值，而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必然会想尽一切办法降低成本投入：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不仅要使其占有的剩余价值得以实现，还要为生产新的商品做好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准备。为满足自身的贪婪欲望，资产阶级在本国市场扩张外，还不择手段地向外寻求新的资源和产品市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5]566。各国各民族逐渐进入了相互依存和联系的世界历史阶段。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6]35。这个时期，中国还处于清代“天朝大国”迷梦之中，虽然国民生产总值高居世界第一，但支柱性产业依然是手工生产的丝绸、瓷器、茶叶等；虽然贸易处于顺差状态，但技术落后，产业低端，无法跟西方资本主义大工业产品同台竞争，“资本”依然处于离散自发状态，西方资本的威胁日益迫近。

（3）第二次工业革命：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继英国之后相继进行了工业革命，极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同时，科学技术也取得重大突破，这些国家又快速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事实上，随着对价值增殖的需求不断扩大，资本并不满足于以自由竞争的样态一直持续下去，而自由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2]722。因此，资本必然走向集中，资本主义必然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少数资本家采取垄断形式，对一个或几个部门的产品生产等过程进行控制，以垄断低价收购原材料等生产资料，并以垄断高价出售商品，从而实现垄断资本家的利润最大化。如上所述，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在本国生产和消费受到限制时，必然要向其他地区拓展，“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7]。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火车、飞机等新型交通的发展以及电话、无线电报等新通讯手段的出现，促使世界市场最终形成。这个时期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萌芽状态的民族资本被迫“自觉”艰难兴起，但其天然具有对外国资本和封建官僚的双重依附性。显然，欧美国家资本的发生发展及其发达过程，构成了中国资本现象生发成长的基本世界历史背景。

2.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从外催生并强力胁迫中国资本的生发成长

刘同舫认为，“世界历史进程内蕴着世界市场生成，世界市场又进一步构成世界历史演进的基础”[8]。随着世界市场的生成与发展，中国也被裹挟进欧美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

（1）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中国资本市场被打开

机器大工业生产极大提高了西欧国家的生产力，“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6]35。中国周边地区的亚洲市场纷纷被打开，欧洲人对中国的贸易却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畅销欧洲，而欧洲出口的工业品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中国却不受青睐。西方人曾多次尝试与清政府交涉，但都无果而终，资产阶级便采取走私鸦片掠夺中国资源和白银的方式试图改变贸易逆差。面对中国的抵抗，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南京条约》及此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强迫中国开放通商口岸，以所谓的协定关税等政策使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劣势，导致中国资源和财富大量外流，中国成为欧美俄等列强掠夺资源和财富的源泉，与此同时各种外资也大量输入中国。《共产党宣言》深刻揭示，“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6]35-36。同时，为了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欧洲人还扶植一些朝廷官员充当中间代理人，从而发展了中国的官僚买办资本。中国的市场被武力打开，并被裹挟进世界市场体系，这也迫使中国的资本市场开始突破旧制度的屏障，开启了近现代化的历程。

（2）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外资进一步渗透，民族资本形成并缓慢发展

资本积累造成了资本集中和生产集中，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私人垄断资本主义。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相继爆发5次经济危机，极大加速了生产和资本集中，形成了大量过剩资本，迫使资本进一步向外拓展牟利空间，大量资本输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加速形成，这是一种“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9]。帝国主义不断增加对华资本输出，这使外国资本成为这一时期中国资本的主要形态。为挽救危机，在“设厂自救”、“实业救国”等号召下，中国民族资本才逐渐产生，但刚产生就受到帝国主义压迫，发展十分缓慢。

（3）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民族资本又受官僚垄断资本牵制

正因为资本的逐利扩张，私人垄断资本使生产资料越发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与此同时，机器大工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急剧提高，二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客观上要求资产阶级政府在宏观社会层面直接干预市场，这就使国家垄断资本得以形成和发挥作用。总体来看，是“战争与经济破坏逼迫各国从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0]。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满足战争的需要，各国政府加紧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加之其间美国爆发了大萧条，资产阶级政府推出“罗斯福新政”，国家与垄断资本深度结合。二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的主要方式。这也显著影响到中国民族资本的成长。中国各路军阀为扩大自己的统治，勾结帝国主义列强，使外国资本势力在中国进一步扩展；在外资扶植下，中国买办性十足的官僚资本加剧垄断。抗战胜利后，美国与国民政府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赋予美国在华贸易的各类特权，美货的输入进一步排挤国货，加之此时的官僚资本垄断，压榨民族资本，民族资本基本陷入绝境。

（4）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国际环境逐步改善，中国私人资本飞速发展

新中国成立为巩固新生政权，需要民族资本来促进生产力发展，20世纪50-70年代前期，我国民族资本服从国家工业化的紧迫需求，最终完成公有化的历史性改造。70年代后国际形势渐趋缓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主题。在此形势下，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个体私营经济开始复苏，私人资本逐渐成长。同时我国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探索，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社会各种形态的资本大规模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国际垄断资本加紧在世界范围内扩张，以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主导全球化进程。由于不同地区劳动力、原材料等的差异，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国际垄断资本进一步发展，其触角遍布各个国家各行各业。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开启全方位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国际市场，进一步促进了资本的发展，我国各种资本大量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从而释放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活力，提高了各种资本主体的竞争力。

（5）“数字-金融资本主义”①：我国资本受其影响进一步虚拟化、数字化

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西方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展，资本日渐脱离实体经济而转向虚拟经济，资本虚拟化、泡沫化日益严重；金融资本所占总资本的比重持续上升，股票、债券、期货等有价证券和金融衍生品在资本市场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华盛顿共识”又促使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发展，私有化、市场化受到极力推崇，这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空前尖锐化，致使虚拟经济泡沫破灭，资本循环链条断裂，引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这对中国民营实体企业的发展形成巨大冲击，进一步加深了中国资本的虚拟化程度。同时，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驱动，以平台为场域，数字资本这一资本新样态得以催生。数字资本的规模性及其平台垄断性特征，使其迅速与金融资本相互渗透，加速推动资本市场运转，加快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为社会创造巨大财富，但也促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空前提高，埋下了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风险连锁暴雷的隐患。显然，在此形势下，我国的资本难以独善其身，其无限逐利性、无序扩张性和恶意垄断性的弊端也日益显现。主动规约资本行为，充分发挥各类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正面效应，成为紧迫的时代任务。

综上可知，近代我国资本的每一步发展、每一个变化，都与西方资本的发展进程密切相关，这既是西方资本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投射或延伸，又反映了我国资本对西方资本“控制”的逐渐脱离，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了对西方资本的革新与超越。

二、世界资本在中国资本生成演变中的历史投射

在上述世界资本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西方资本投射到我国，我国资本在生发和变迁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轨迹和规律。大致历经了“出场-在场-退场-出场-在场”多个发展阶段，并由于国情的变化，特别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不断变革使其呈现不同的样态。

1. 资本“出场”：在与世界历史的相互作用中呈现显著的依附性

最初我国资本的出场带有自发性，但依附于封建制度，无法独立发展，后来在西方资本推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我国民族资本曲折出场，但仍然依附于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

（1）自发出场：早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制度下萌芽

中国古代的早期资本形态主要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早在经济空前繁盛的宋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雏形已初露端倪。马克思认为：“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2]374，据此可以判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产生。宋代由于土地兼并的存在和发展，出现了大量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破产农民“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2]197。比如盐业生产，《熬波图》中记载：“雇募人夫牛犁”“灶丁接柈煎盐，轮当柈次，周而复始”[11]134,139。虽然政府直接经营的官盐大多采取劳役形式，但仍存在许可商人贩卖的盐区，在这些盐场中便存在雇主雇佣工人生产的情况，并且工人之间还存在分工协作。宋代陶瓷业相当普及且发达，不乏主销海外的瓷窑基地，如泉州、晋江等地瓷窑，桂林所产青花瓷的“桂窑”大量外销海外。[12]如此广阔的国际市场要求生产数量庞大，而这仅靠小规模劳役是无法实现的，必然涉及生产方式的转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新生事物，其产生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必然受到封建社会传统小农经济的阻挠。此时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大量集中，利润丰厚，但大多并未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购置地产，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早期阶段资本对封建制度的依附性。

随着手工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中国明朝中叶也出现了机户雇用机工进行生产的现象，形成“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劳动关系。这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同样具有自发性，没有外部因素干扰，但仍依附于传统封建制度，受重农抑商思想影响，暴富的雇主往往将所获利润继续投入地产，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萌芽无力发展壮大，小农经济仍据主导地位，资本主义萌芽如昙花一现，后来随清军入关，也便一直未能成长壮大。

（2）曲折出场：伴随半殖民地化，民族资本一产生便依附于官僚和外国资本

晚清时期，外国资本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官僚买办资本兴盛，本国民族资本在洋务运动时期才开始缓慢发展，但长期受到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西方资本在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洗礼后，规模急剧膨胀，不断向外寻求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造成了多大的障碍，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交往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4]372。在与清政府数次就通商贸易交涉无果后，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开拓中国市场，肆意倾销鸦片和其他工业品、掠夺中国资源；这对我国主权等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同时也把中国拉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从大的历史范畴来看，这是资本在中国“起死回生”的一个转折点。为了贸易和掠夺资源的需要，外国资本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加紧对清朝的控制，扶持为其服务的买办官员和商人作为自己的中间代理人，于是官僚买办资本在这一时期兴盛起来。为挽救危机，振兴经济，中华民族“师夷长技以制夷”，在洋务运动中兴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业，促使本国民族资本形成。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扩大对华资本输出，进一步破坏小农经济，资本主义企业数量增加，民族资本进一步发展。总体来说，封建的小农经济根深蒂固，民族资本只有依附于封建官僚或外国资本才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立足，这正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生成时，特殊的国际和国内社会环境所致。

民族资本的发展不仅依附于封建官僚，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出对外国资本的依附性。在一战期间，列强放松了对华经济侵略，本国民族资本迎来“短暂的春天”，纺织业、面粉业、化工业等飞速发展，但好景不长，一战后，西方资本势力卷土重来，使我国民族资本再一次陷入萧条。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期，积极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兴起“国货年”运动，鼓励民众购买使用国货，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本国民族资本的发展。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民族工业再次萎缩，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四家独大，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垄断了国家经济命脉，成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官僚资本和外国资本勾结，使民族资本举步维艰，难以独立发展。毛泽东对民族资本的依附性作了总结：民族资本主义“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13]。

2. 资本从“在场”到“退场”：摆脱世界资本控制以消除依附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由于意识到在世界资本影响甚至控制下生成的民族资本，其依附性和软弱性不断暴露，为了加快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实现了从鼓励、节制资本到赎买、改造资本的转变。

（1）合法在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新民主主义社会鼓励、节制资本

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缺乏对民族资本主义的精准认知，直到1926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才区分中国的资产阶级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态度具有两面性，“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14]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矛盾较为复杂，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尚不突出，出于革命策略的需要，党中央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认识到应充分利用资本，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对抗民族敌人和军阀官僚专制。由于中国经济落后，1944年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提到，“我们坚信，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私人资本，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充分发展的机会，因为中国需要发展工业”[15]。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认为，“拿资本主义的某些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16]。因此，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纲领中明确指出，“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17]。

新中国建立前，毛泽东根据我国民族资本的两面性重申了党的态度，“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18]毛泽东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认识到当前阶段仍不能废除资本，应当在节制基础上鼓励一部分私人资本发展，他指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19]49。新中国建立初期，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中，毛泽东又提到，“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19]49；并通过五反运动进一步限制民族资本的消极性，发挥其促进生产力的积极作用，从而在此次运动结束后，“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19]202~203。毛泽东对民族资本的相关论述，反映了党基于我国民族资本两面性所采取的辩证的和积极的态度，为主动引导民族资本发展积累了先期经验。

（2）改造退场：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转化依托市场的各类资本

抗美援朝期间，部分私人资本家将变质、损坏、劣质的产品销售给军队，以此大发国难财，造成大量前线士兵无辜丧生，影响恶劣。毛泽东和党中央认识到资本的恶劣逐利本性，加之美苏冷战的局势，美西方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中国不得不“一边倒”，以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为榜样，深刻意识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953年6月，毛泽东指出：“把独立的、不受限制的、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变为不独立、受限制、没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由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消灭阶级”[19]287。7月，毛泽东再次提到，“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19]282。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赎买，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最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逐渐推动私人资本的公有化改造。随后，党的八大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并没有机械地处理资本问题，陈云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应该体现市场的调节，以此为补充。但总体而言，自此之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依托市场经济的各种资本逐渐退出我国经济领域。

这一阶段，资本之所以退场，一个重要原因正是我国民族资本天然的两面性及依附性，其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面日益暴露，加之党和政府此时对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特性和规律尚无深刻认知，对国情把握还不到位，在特定历史阶段“以苏为师”，建立了“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致使资本几乎完全退场。

3. 资本从“出场”到“在场”：在融入世界经济发展中重新孕育成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和党中央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及西方社会发展资本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当前阶段必须通过市场经济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必须融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意识到资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必然性及资本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在市场化改革探索中逐步打破了传统认知和计划体制约束，孕育了我国资本的各种新形态，使资本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重新出场，并在政治上、理论上逐步完成对资本的重新定位和创新认知。

（1）改革出场：经济全球化驱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启动，孕育了资本新形态

这一时期，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取措施，调整经济政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以暂时缓和，和平与发展也日益成为时代主题。在此背景下，任何国家都不能简单以军事战争来对外扩张，经济手段已经成为大国争霸和不同制度竞争的首要方式。在重新审视时代变化和世界发展的基础上，邓小平认识到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他指出，“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20]231，并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20]236。党的十二大认识到市场的调节可以作为计划经济的辅助，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21]148-149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存在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党的十四大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成对市场的重新定位，加速了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过渡，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成型，各种资本也孕育成长起来。

资本在我国得以重新出场具有必然性。世界历史进入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国际垄断资本扩张重新建构新的世界市场，我国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就必须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成果和文明成就；与此同时，我们开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总结了前期发展经济的经验教训，又深刻认识到我国必须借助资本文明面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现实需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推动资本以崭新形态重新出场势所必然、势在必行。

（2）积极在场：在开放的世界中不断完善对我国资本的重新定位及理论创新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使“资本”这一术语再次进入党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22]，突破了认识上的禁锢。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指出“以资本为纽带，连结和带动一批企业的改组和发展，形成规模经济，充分发挥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作用”[23]。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使用了“公有资本”的概念，确立了公有资本的主体地位和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21]64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中国资本进一步融入世界市场，为各形态资本的发展创造了大好机遇和广阔空间，进一步降低了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极大提升了我国社会私人资本的竞争力。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并“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24]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改组，对国企产权和经营管理体制进行市场化、资本化改革，公有和非公资本开始融合发展。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到，要“进一步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25]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提出“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6]21,25,26 由此可见，党的十六大至十八大期间，以民营企业为主要组织形式的非公资本在这一阶段飞速发展，民营经济彰显前所未有的活力，各种形态资本的积极在场也充分释放了正面效应。

概言之，从我国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来看，世界资本及其历史在中国的投射，使中国的资本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样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党中央意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存在的必然性，以及我国资本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因而自觉地利用资本，尤其是培育和发展非公资本，并对资本的新使命、新特点、新规律进行了新的探索。

三、以史为鉴：在与世界资本竞争合作中引导新时代的资本发展

我国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也深受这段时期世界历史复杂变化的影响。如果从资本运动变化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个分期进行界定，其初期随社会主义改造而来，是资本空白期，而后资本又改革出场，并积极在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期是资本完善期，现在我们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期，从利用资本的角度来看，是资本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资本引导、规范和治理至关重要。我们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如何看待资本，特别是引导和治理资本，必须基于西方五六百年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从近现代史以来中国与世界资本的交锋、特别是全球化进程中的竞争与合作的复杂形势中，以世界历史眼光审视我国的资本现象，总结我国将近一个半世纪资本演进的历史脉络及经验教训，从中获得现实启示。

1. 发挥资本的生产要素聚集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从对世界资本发展的考察中，可以得知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具有逐利的本性，因而在一定界限内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发挥对生产要素的聚集和配置的作用，这种生产关系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当前解放和生产力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的资本理论创新。2018年党中央又提出要健康规范发展资本市场，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27]之所以对资本市场的作用加以强调，正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1]219。从整体来看，资本可以有效夯实物质基础，创造社会财富。具体而言，资本主体为了实现价值增殖，需要不断雇佣劳动力与其所拥有的生产资料相结合，以此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资本主体要想在市场中保持竞争优势，必须不断进行技术革新，更新升级产业设备，以此推动了科技创新；与此同时，资本主体必须生产出消费者所需要的商品，在资本流通过程中才能成功将商品出售，从而实现资本增殖，以此畅通了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渠道，方便了人民生活。因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注重激发包括非公有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本活力，发挥其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的积极作用，使之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人民和国家利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1] 219

2. 规制资本的无序扩张性：新时代资本治理的现实必要性

我们应清晰地区分资本和资本主义，资本可以与不同的社会制度相结合，区别于“资本主义+资本”的危机常态化模式。但从整体看，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所呈现的二重性，在我国仍有所体现。一方面，如上所述，资本相较于之前的社会生产关系，“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4]927~928其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日益凸显，但另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扩张性也使其“恶性”或野蛮的一面初步显现。如在政治领域，资本以行贿手段收买政治权力或“围猎”党政干部，权力与资本合谋实现二者双向获利，致使大批党政干部被腐蚀或成为资本“猎物”，严重危及我们的政权和政治安全。在经济领域，不少资本制造假冒伪劣产品，或大量进入投机性产业，形成经济泡沫；一些资本利用高新科技形成数字资本，数据和信息向大平台倾斜，更易造成垄断，妨碍市场公平竞争。在社会文化领域，资本渗透意识形态工作，暗中灌输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价值观，威胁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资本天然的逐利扩张本性，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后果，西方国家对资本缺乏有效监管，任由资本无序扩张，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资本的无序扩张和肆意垄断如若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势必会在恶性逐利中丧失最后一丝对生产力发展的善意、对人民福祉的敬意，扰乱市场秩序，从而彻底破坏和颠覆社会秩序。

社会主义对资本的运用有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主要是党的领导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及时把控、引导、规范和调整资本市场。纵观我国资本历史发展，可以看到两次比较明显的党中央对资本的管制：第一次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第二次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规范资本发展的议题备受重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本身就不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预设中，我们要充分利用资本的文明面助推社会生产力进步，并对资本的二重性保持清醒和自觉。因此，新时代的资本研究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现象进行全面剖析，从而在理论层面科学认识资本，辩证地把握资本的二重性。党中央提出为资本设立红绿灯，防止资本野蛮生长、横冲直撞，把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聚集器”和经济资源的“配置机”[28]，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特性及其行为规律，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 消除民族资本的对外依附性：将其传统的依附性弊端转化为融入性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本的处境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的民族资本有相似之处，都深受外国资本的影响。新中国以前的民族资本主要依附于封建性极强的官僚资本和掠夺性极强的外国资本。由于当时政府的懦弱，外国资本对民族资本形成极大压迫和牵制，从而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加之半封建制度余威仍在，民族资本还受到封建专制制度和官僚资本的剥削和压制，形成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依附性。革命时期民族资本对待民族利益和民主革命的态度具有两面性，其依附性使民族资本不能完全站在历史进步的立场上。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没收了官僚资本而将其转为最初的“公有资本”，进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彻底消除了我国私人资本对于外国资本的依附性、转化其资本主义性质，即增强了我国资本的社会主义性质，提高资本为人民利益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能力。当前我国的资本呈现多样化形态，公有制下的资本力量主要来自原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的资本化，一部分民营私人资本来自原部分中小国企的市场化、资本化改制，混合资本则是公私相互参股或控股而形成的更为复杂的形态，这几种资本形态与国家的公有经济体系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他们大多是公有产业和经济链条的一些重要环节。为此，我们要精准把握新时代民族资本的特点，将革命时期民族资本天然的、传统的依附性弊端转化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依赖性和对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融入性优势：一方面要不断加强各种资本形态与我国公有制度体系的内在关联性，使之形成互补嵌合，共同服务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利益；另一方面要不断克服中外合资或合作资本的对外依附性，强化其在地性或本土化，使之成为我国国家利益的维护者和增进者，特别要坚决杜绝其“买办性”，这样便从总体上提高我国资本的独立自主性，强化各种资本形态的人民性和社会主义属性。

四、结语

基于世界历史眼光审视当今中国社会的资本现实，可以发现，资本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存在，无论从世界的广度，还是历史的深度看都具有必然性；同时，我国资本还具有杂糅性的特征，在不同阶段有其特殊个性。首先，早期阶段我国的资本带有自发性，是“偶然性的资本”；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统治，我国的资本主要依附于外国资本，其历史样态是“有资本主义个性的资本”；社会主义改造后，为摆脱世界资本对民族资本的影响，我们转化了受外国资本影响而发展起来的资本；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全球化大趋势，融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有社会主义个性的资本”在我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渐次展开。也正因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经济治理能力得到提高，我国对待资本的态度也会不断发生变化。根据历史辩证法，资本作为历史范畴还蕴含着暂时性、过渡性的意义；当然这是一种宏大历史尺度的暂时性和过渡性。或可设想，在各种形态的资本充分发挥其夯实物质基础、助推现代化的积极作用，大致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更加成熟和完善的中级或更高级发展阶段，它将会逐步退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在历史地审视资本现象的基础上，我们还应保持发展地、辩证地看待资本的正确姿态。

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资本逻辑在全球经济中的渗透，中国的资本必然也会由“本土”走向“世界”。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我国顶层规划所形成的战略性优势，中国资本将逐渐在全球范围内起到引领作用。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当下，我们应自觉意识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演变进程中，市场经济的“现代性”问题也必将日益暴露，必须在尊重资本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中充分理解其历史暂时性和过渡性，进而加强党和政府资本治理的自觉能动性。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既要发挥资本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又要设法避免资本带来的负面影响，不断清理带有资本主义腐朽影响的资本样态。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资本恶性膨胀而产生的种种危机，不仅是资本野蛮逐利的本性所致，不仅是金融自由化的问题，也不单纯是资本脱离实体经济，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所致，从根源上看，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在不同时代条件下发展激化的结果。我们在鼓励、支持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必须增强资本治理的自觉能动性，祛除我国资本对外资的依附，增强其民族独立性。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发展援助方面，资本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此助力全球经济增长，以及共享发展成果，此外，相对稳定的中国资本的发展，能够为世界资本市场减轻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总的来说，当前阶段，我国必须采取行动规约和节制资本，资本的健康发展对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们立足于新的时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必然长期存在的先在条件下，要想跨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完整社会形态的“卡夫丁峡谷”，减少甚至避免资本的“野狼性”肆虐，提出“规约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既有世界历史依据，也有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需要，又有未来共产主义的价值指向。因此，科学、全面地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深刻认识我国资本治理政策背后的学理依据、现实基础和目标要求，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数字-金融资本主义”并无明确概念界定，本文以此命名主要是为了呈现在帝国主义后期即“新帝国主义”阶段，数字资本和金融资本相融合的新特点。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8.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9.

[8] 刘同舫.资本逻辑的内在张力及其解放方案[J].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1）:1-8.

[9]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