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放：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论与“一国胜利”论问题的旧议与新评

点击：  作者：高放    来源：学习与探索 微信号  发布时间:2021-06-10 10:24:53

 

摘要：国内学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论与“一国胜利”论的学术争论由来已久，虽然多数学者对于这一问题已经取得了很大程度的观点共识，但仍有部分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持有不同的意见，使得这一问题仍有巨大的学术探讨空间。近年来，杨贵颖、李心华的新著《“同时胜利”论与“一国胜利”论比较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论述，阐发了一系列新观点，并与俞良早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理论分歧，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划分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两个阶段、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一国建设”论与“一国建成”论的根本区别是什么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因此，重新梳理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并进行细致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关键词：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十月革命；“同时胜利”论；“一国胜利”论

（本文原载于《学习与探索》2018年第2期）

 

 

高  放   原名高元浤，1927年2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著名学者，政治学家、共运史学家、马克思主义学家、社会主义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被中国人民大学授予荣誉一级教授称号，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首批受聘或受颁一级教授的23名学者之一，具有与两院院士相同的学术影响力，在学术界被誉为“思想高度解放”的学者。1993年以来，六家出版社先后出版《高放文集》9本，分别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纵览世界风云》《高放政治学论萃》等。

 

一、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论与“一国胜利”论问题的历史回顾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究竟是“几国同时胜利”还是“一国首先胜利”的问题，是列宁于1915年提出的。迄今100多年来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一直争议不休、莫衷一是。本文不细述这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争论的全过程，而是从我对这个问题的亲身经历说起。

 

1950年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文科综合性新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于9月开学，那年我23岁，开始在这所全面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最高学府执教。按照苏联的经验，学校设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作为全校首席教研室，为全校各系学生开设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程，其主要内容是讲授和学习苏联共产党历史，通用教材是1938年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共产国际曾经做出决定，把此书定性为“马列主义百科全书”，所以课程名称叫作“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这本被奉为经典的著作在其“结束语”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要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同时取得胜利，不可能单独在一个国家内获胜；列宁在20世纪帝国主义阶段认为这个旧公式已经不适用，他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如果列宁没有抛开旧理论而代之以新理论，那么无产阶级就会遭到失败。”在当时苏联政府派到中国人民大学的专家更加具体的讲解下，我们对学生照本宣科地进行了传授。1924年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党内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也都是遵照斯大林的指示，肯定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批判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错误。尽管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错误，同时揭露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歪曲历史的错误，但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和“一国胜利”问题上的看法还没有根本改变。

 

直到1978年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理论界进一步解放思想，重新探讨了一系列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最早的是1980年李良瑜和袁亚愚两位学者分别在《江淮论坛》和《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文章，不约而同地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出“同时胜利”论，他们也是主张“一国胜利”论。随后各种报刊就这个历史公案提出了10种不同的观点。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由于教研工作繁重，没有在报刊上就这个问题参与讨论。但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苏共党史”的教学中不能不提及我的看法。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英、法、德三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同时取得胜利，其中必有一个国家率先进行，随即其他两国跟进。这种胜利首先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的胜利，其次是依靠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社会革命，即对各种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开展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恩格斯预计英、法、德三国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成就必将带动和促进世界各国逐步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预测由于种种原因在19世纪未能实现。

 

20世纪初，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资本主义列强英、法、德等国已分别组成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军事集团，进而在1914年爆发了这两大军事集团争夺世界霸权而导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此同时，英、法、德等国的社会主义政党都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以“保卫祖国”的名义支持本国政府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这样也就不可能指望英、法、德三国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时，列宁在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中央发表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中，还指望英、法、德等国无产阶级会奋起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欧洲联邦。然而，经过一年时间的变化和自己的研究、观察与思考，列宁于1915年8月发表了《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深刻反思、自我纠错，宣布收回欧洲联邦口号，并且依据他所论证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取得胜利”的新理论。1916年8月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列宁在1915年和1916年所说的将“首先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没有明确地指出就是俄国，因为当时俄国面临的是推翻沙皇专制政权的民主革命任务。1917年3月，俄国二月革命取得胜利，推翻了沙皇专制政府，4月列宁从国外回到首都彼得格勒，在火车站面对广大群众高呼：“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显然，他回国后就想要带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工农大众在俄国首先进行社会主义政治革命。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本来期望“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1］，可是德、法、英三国的革命并没有爆发。1921年列宁根据现实情况主张，俄国一国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但是要实行新经济政策，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较长期存在，发挥其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巩固政权的作用，不能急于消灭私人资本主义，不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只有将来英、法、德等国无产阶级也夺取政权、走上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以，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联系在于：第一，社会主义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都只能由某一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率先进行，不可能几国同时爆发革命；第二，首先取得政治革命、夺取政权的国家要依靠政权立即开始社会革命，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第三，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依靠几国无产阶级共同努力，不可能一国独自建成社会主义。区别在于：第一，马克思恩格斯指望由英、法、德三国之中某一国首先进行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而列宁认为只能由俄国一国首先革命；第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英、法、德三国中某一国率先夺取政权后，另两国也会随即爆发革命，但列宁看到的却是俄国一国首先夺取政权后未得到英、法、德等国紧步跟随，他认为俄国能够在较长时期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第三，列宁晚年找到了在俄国一国长期执行的新经济政策，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和发展农业合作社的途径，在国际上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来逐步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我们不能把“同时胜利”论与“一国胜利”论完全对立起来，既要看到其一脉相承的历史联系，又要看到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论和“一国胜利”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研究起点和重点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起点和重点在英、法、德三国，列宁与时俱进地改变为起点和重点在俄国一国，其扩点和终点都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我的观点在课堂上得到了听讲者的认同，在课后交流中也没有人提出异议。

 

1994年烟台师范学院马列主义研究部李心华同志在积累多年教学实践经验和独立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了《社会主义胜利问题研究》的书稿，并邀请我为之作序。这是我国学术界就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和“一国胜利”问题撰写的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有分量的论著，理应给予肯定和推荐。读完他的书稿后，我也把自己在改革开放后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做了梳理并略谈自己的看法，作为对这部论著的补充。后来我写成的《关于社会主义“同时胜利”和“一国胜利”问题辨析》一文，作为这部著作的代序言。该书于1995年由华龄出版社出版，拙文另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5年第2期发表，并被人大复印资料《科学社会主义》转载，因而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三年后，我在《新华文摘》1998年9月号读到思想理论战线老前辈、《解放军报》原总编辑赵易亚同志撰写的《马克思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同时在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吗？》一文。此文是针对《新华文摘》同年1月号收入的另一篇肯定马克思“同时胜利”论的文章而写的。考虑到《新华文摘》和赵易亚同志本人的重大影响，我撰写了《马克思恩格斯确实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几国同时发生——与赵易亚同志商榷》一文，指出从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起，他们一生坚信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英、法、德三国几乎同时发生和进行，直到1915—1916年列宁才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少数几个甚至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胜。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异性。拙文先收入《新华文摘》1998年第12期，后另发表在《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第2期。这是我对“同时胜利”论和“一国胜利”论问题的基本看法。赵易亚老前辈读后也没有再坚持他的观点，说明我的文章对他还是有说服力的。

 

2005年，鲁东大学李心华教授又写成《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新探》书稿，请我进行评论。我看到书稿中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划分为经典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三种形态进行论述，这与我的观点完全一致。书稿中还特别论及列宁原本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十月革命后他改变了看法，认为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然而不能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看法在学术界引起了争议。有人同意李心华的看法，另有人认为列宁始终没有“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列宁逝世后由斯大林于1924年底独创的；还有人认为列宁晚年已肯定了“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只是继承并发展了列宁的思想。就这三种看法，我又写了《再谈“同时胜利”和“一国胜利”问题》一文，发表于《鲁东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这篇文章表明我基本上同意李心华教授的新见解，并提出对于列宁思想的变化要结合历史条件的变化进行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认为列宁始终否定或始终肯定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同时，对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也要加以严格区别。此外，我在文中还谈到列宁在1915—1916年肯定“同时胜利”论不是针对马克思恩格斯，而是针对考茨基等人；列宁提出“一国胜利”确实想到的是俄国，而不是别国；一国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关系，必定是先进行政治革命、夺取政权，后依靠政权开展社会革命，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20世纪20年代联共（布）党内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实质上是以理论争论为掩饰的领导层权力斗争。我的这些见解是对李心华教授著述的赞同与补充。

 

近年来，我还指导我的博士研究生曹鹏撰写了《列宁社会主义“一国首先胜利”论的演进》的博士论文。在开题报告中有的老师认为这个题目过于陈旧，难以有新的突破，我认为如果对列宁“一国首先胜利”理论在1915—1923年期间的演进过程进行分时段考察，并且对百年来尤其是近30多年的争论进行梳理和总结，还是可以写成一篇有分量的博士论文的。我还特别给曹鹏提供了两本香港出版的有关论著，即温晖的《列宁主义批判》（百家出版社1989年版）和冯治军的《苏联灭亡评列宁》（皇福图书有限公司2006年版）。这两书全面否定并批判了列宁的“一国胜利”论，如果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能对之进行批判的批判，那将是很有新意的。

 

二、杨贵颖、李心华新著的新特点

 

2017年9月12日，鲁东大学杨贵颖、李心华两位同志来访，带来他们合著的《“同时胜利”论与“一国胜利”论比较研究》书稿，并告之这部书稿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特别邀请我为之写点评论作为序言。我拜读之后，联想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60多年来不断深化，深感这部书稿有三个显著的亮点。

 

首先，该书第一章和第二章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论和列宁的“一国胜利”论进行了比较研究，这个比较研究是从区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这两个基本概念入手的。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厘清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这两个概念、两个阶段，才能透彻了解“同时胜利”和“一国胜利”的内涵。书稿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本人的多处言论，说明社会主义政治革命是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社会革命则是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依靠政权消灭、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所以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和社会主义社会革命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统一于历史进程的两个阶段。书稿中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在各个时期的大量言论，说明他们所提出英、法、德三国将同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是指社会革命而言，而政治革命只能从英、法、德三国之中某一国首先发生和胜利。后来列宁提出的“一国胜利”则是就政治革命而言，如果就社会革命而言，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则是一致的，都主张多国“同时胜利”，所以不存在“同时胜利”论与“一国胜利”论的对立，不存在列宁抛开了“同时胜利”旧理论并提出“一国胜利”新理论的问题。作者的以上新见解论证较为充分，但是我认为还有欠缺和有待补充之处。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同时胜利”论并非只是指社会革命，而是既包括政治革命又包括社会革命。他们一直预计英、法、德三国之中某一国将首先发生政治革命、夺取政权，然后会很快引发其余两国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进而实现三国共同进行社会革命。如果这三国没有先进行政治革命取得政权，那是不可能共同进行社会革命的。他们两人都认为俄国先发生民主革命、中国先发生民族民主革命，都会促进英、法、德三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发生，但是他们没有预计过俄国和中国会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证明，19世纪世界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即便是欧洲最发达的英、法、德三国，其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也不够成熟。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英、法、德三国共同胜利的设想始终未能实现。

 

恩格斯晚年已看到托拉斯等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形式给世界资本主义带来的新变化。1895年恩格斯仙逝后，世界资本主义加速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尤其是落后的俄国从1861年被迫自上而下废除农奴制度后，加速了自由资本主义在大致40年的较短时间快速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俄国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也迅速加剧，工人革命运动风起云涌。1875年在敖德萨成立“南方工人协会”；1878年在彼得堡组织“俄国北方工人协会”，领导工人开展革命斗争；1883年建立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1895年出现强大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正式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青年革命家列宁发起创办《火星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革命报刊，并在德国慕尼黑出版。第二国际著名理论家考茨基（1854—1938）敏锐地观察到恩格斯谢世后7年来世界与俄国发生的重大变化，他于1902年3月写成《斯拉夫人与革命》一文，发表在列宁主编的《火星报》3月第18号。考茨基在文中第一次指出：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社会主义和欧洲革命的中心“从法国移向了德国”，现在“我们正在面对着革命中心的进一步转移，亦即移向俄国”［2］。可见，正是考茨基最早觉察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将不再由德国人而是由俄国人率先进行。

 

这篇文章无疑给列宁极大的启发和鼓舞，所以列宁从1903年起就在国外重新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并对友人表示他会看到俄国首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1905年俄国爆发第一次反对沙皇专制政府的民主革命，工人阶级在革命中起到了先锋作用，这使列宁深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的确已经从德国转移到俄国来了。列宁在1905年6—7月间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这部名著中明确表示民主革命胜利、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后，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同年9月1日写成的《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文中更明确指出：“我们将立刻从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绝不半途而废。”［3］这表明在1905年时列宁已经明确认识到俄国要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率先进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1914年8月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宁还是认为俄国革命将促进欧洲英、法、德等国共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然后共同建立欧洲联邦。1915年列宁发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收回了欧洲联邦口号，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1916年他更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可见，列宁在1915—1916年间的确提出了与以前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人的“同时胜利论”有所不同的新观点、新理论。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与以前的“同时胜利”论是完全一致的。我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说明，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与列宁的“一国胜利”论有三个共同点和三个不同点，两者既不能混同，也不能对立。

 

其次，该书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集中论述了社会主义“一国建成”理论。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英、法、德等国没有紧随俄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进而提出苏俄一国可以独自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其内容包括发展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和农民合作社，实现国家工业化、工业电气化，废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实现文化革命，等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和物质基础。这些新思想可以称为列宁的“一国建成”说。我认为在1918—1920年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期间，列宁确实有过“一国建成”的思想，但到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开始反思纠正急于求成的“一国建成”思想。1921年以后他虽然偶尔也讲到苏俄一国具备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能够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但他还是指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物质基础和制度（包括政治、文化）基础，并非指建成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提出的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当一国处在世界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完全消灭资本主义、全面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不仅社会生产力难以达到这样高度的水平，而且社会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与文化）也难以达到这样高度的水平。所以，愚意以为把列宁晚年的思想与其概括为“一国建成”论，不如表述为“一国建设”论显得更为精准，这样就能把列宁的“一国建设”论与斯大林的“一国建成”论截然区别开来。

 

该书对斯大林“一国建成”论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既肯定其贡献，又指出其缺陷。主要是斯大林误解了列宁的思想，把列宁所讲的“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误解为一国能够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书中还指出了托洛茨基派的错误在于夸大俄国农民的落后性，否认建成工农联盟的可能性，断言工农之间必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爆发冲突。因此，他把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欧洲先进国家的共同胜利上。书稿中在批判托洛茨基派的错误时，也肯定了他们的一些观点，例如，他们基本上正确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与列宁的“一国胜利”论的联系，认为不能把“一国建成”与“最终胜利”割裂开来。实际上，在世界资本主义强权包围之下，在一国之内越急于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私有制，就会越加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不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在落后国家就不能急于消灭一切私人资本主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更要看到，托派固然反对“一国建成”论，但是赞成列宁的“一国建设”论。因此，关于“一国建成”论的理论分歧与争论，完全可以求同存异，求“一国建设”之同，存“一国建成”之异，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关于“是否能够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可以留待未来，通过实践检验来判定是非，况且在“一国建设”方面托洛茨基还提出了一些切合实际的决策建议。例如，他主张加快工业消费品和农具的生产以满足农民的需要，并减少工农业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适当引进外资以满足国内建设投资的需要；向资本主义国家购买新式机器，以加速国家工业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反对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书记处的官僚体制”（正是这一点更加激怒了斯大林）。可见，1924—1926年联共（布）党内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理论分歧、路线分歧为掩饰的争权夺利的派别斗争和权力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由于斯大林争取到了领导层中多数人的支持，结果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被清除，斯大林把列宁遗留下来的“一党专政”体制变成“一派专政”，党、政、军三大权力全由斯大林这一派掌握。

 

为了加速“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于1929年提前结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1930年他利用行政命令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动全面进攻，加速社会主义国有化。在农村开展全盘集体化运动，消灭富农阶级，把富农分子连同其家属全部扫地出门，集中到边远地区强制劳动改造；用扩大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方法盘剥农民，积累资金，加速工业化。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并以此证明他的“一国建成”论的正确。1939年，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八大上进一步主张要从一国社会主义过渡到一国共产主义。1941年5月，斯大林以苏共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独揽党、政、军三大权，实现了个人集权制，这样“一派专政”就演变为“一人专政”。现在回顾历史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苏联1936年宣布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时，实际上是生产力和人均产值低标准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歪标准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含有官有制色彩，政治体制含有沙皇君主专制的特征，文化体制含有文化专制主义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的倾向。这种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封建社会主义，是极权社会主义。“二战”后，斯大林在个人集权制的基础上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斯大林实行的“三制”显然是沙皇专制的变种，违背了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原则。由于这种权力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代代相传，长期空谈自我改革，导致各种社会矛盾长期无法根治和缓解。至1991年，这种极权社会主义终于被苏联广大人民抛弃了。经过长期实践的检验，“一国建成”论也终成泡影，其历史教训极为深刻。

 

最后，该书第六章、第九章集中评论了南京师大俞良早教授关于社会主义“同时胜利”论和“一国胜利”论的观点。俞良早教授是我国学术界研究列宁主义成果最多的新一代学者，该书所评论的《列宁主义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是俞良早汇集他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成果的第一本专著，内容包括列宁主义的诸多方面。在“同时胜利”和“一国胜利”问题上，他否认社会主义革命要区别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两个阶段。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仍然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并没有提出“一国胜利”论；至于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有“社会主义可能……单独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首先胜利的结论”，他认为这是列宁脱离其本意的“过头话”。他进而认为二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并没有主张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而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至于列宁本人一再提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说法，只是指“潜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或“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在他心目中，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只是主张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只有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全面向私人资本主义进攻、实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措施，才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列宁晚年形成了“东方决定论”，并以此取代马克思恩格斯的“西方决定论”，即1921年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之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高潮迭起，这时列宁才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见的西方几国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前提已经不存在，代之而起的将是东方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这将决定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

 

虽然该书对俞良早教授上述一系列观点进行了详尽而有根有据的批驳，但是俞良早教授可能会依然坚持自己20多年来的观点。

 

三、对俞良早新著的评论

 

俞良早是研究列宁主义著述丰硕的学者，继1993年《列宁主义研究》之后又出版4部论著，另在报刊发表一些新观点，我在这里略加评论。

 

首先，1995年10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列宁后期思想探索》这本书，除了坚持他上述否认社会主义革命要分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等观点外，还对列宁后期经济建设的思想做了更详尽的论析，他认为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时列宁并没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就对自己急于直接过渡的错误做了检讨并切实改正，这个结论已经取得了学界共识。书中的缺点还表现在很少涉及列宁晚期关于文化建设的思考，更少谈及政治建设、苏共党内民主建设的思想和农民合作化的重要性。其次，2006年9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关于列宁学说的论争》一书回答了学术界对其观点的批评，尤其集中回答了陈波、李心华和我对他的批驳。他在书中第一章即以专题——“关于‘一国胜利’论的若干问题——答高放先生”对我进行了回应。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一点，即俞良早教授对列宁“一国胜利”论的误解和曲解，源于他回避了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的关键问题。列宁于1915年9月之所以要收回他于1914年8月代表党中央发表的反战宣言中所提出的赞成欧洲联邦口号的主张，是因为赞成欧洲联邦就是赞成“同时胜利”论，即赞成欧洲多国共同胜利后组成欧洲联邦，所以，他收回“欧洲联邦”口号就是否定“同时胜利”论，并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新理论。俞良早教授把列宁“社会主义可能单独一国胜利”的这句话理解为违背全文本意的“过头”的字眼是不正确的。他认为《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的本意是说，“从经济上看，欧洲联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是无法实现的，便是反动的”。其实这仅是列宁全文的一个论点，并非列宁全文的主题。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明确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几个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我认为这才是此文的主题，才是列宁得出与以往“同时胜利”论有所不同的新结论、新理论。欧洲联邦不仅在经济上不能实现，而且关键在于如果坚持欧洲联邦口号那就是否认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回避这个关键问题就是误解、曲解列宁的本意。

 

为了进一步论证“一国胜利”论，列宁在1916年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中更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必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马克思恩格斯从来都没有说过这样类似的话，这确是列宁的新结论、新理论。这表明列宁早在1916年就考虑到将来俄国首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后，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只在一国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引发英、法、德共同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列宁主张“一国胜利”论的铁证，这总不能再说列宁又连续讲了“过头话”吧。

 

俞良早教授在书中引用了好几条列宁在1915—1916年间讲的俄国由于落后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语录，我认为这是由于俄国当时还未推翻沙皇专制政府，还没有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到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专制政府后，列宁的态度马上就改变了。他于1917年3月7日在瑞士为国内《真理报》撰写的第一封《远方来信》就明确指出：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即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现在提到日程上的正是另一个新的任务，即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和平、面包和自由”的迫切要求，这个新任务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以列宁在《远方来信》文末鲜明地用黑体字提出——“和平、面包和自由的社会主义”［4］。在4月初写成的著名的《四月提纲》明确提出，要由民主革命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四月代表会议上，加米涅夫等人坚决反对列宁提出的要过渡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李可夫甚至扬言“社会主义革命的太阳只能从西方升起”。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太阳和自然界的太阳一样定将从东方升起。列宁说：“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意即推翻沙皇专制政权，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这是民主革命的任务；下一步是要推翻临时政府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但是不能马上直接推翻临时政府，不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鉴于俄国形势发展的特点，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要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4—7月，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口号，争取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即第一步争取群众，迫使政权从临时政府全部转归苏维埃；第二步为在苏维埃内部争取群众，更换苏维埃政权领导机构成员，由布尔什维克取代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掌握苏维埃的领导权，变苏维埃为工农掌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阶段是7月末革命群众遭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镇压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召开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决定暂时收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口号，积极准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六大结束时，8月12日发布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告俄国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士兵和农民书》中依然高举“面包、和平和自由”的旗帜，另加上农民要土地的主张。这个《宣言》最后高呼：“世界工人革命万岁！社会主义万岁！”［5］这无疑表明布尔什维克决心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一国首先胜利来促进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在9月10—14日写成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明确指出：“根本出路在于走向社会主义”，“20世纪的俄国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他严正指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把社会主义说成是遥远的、情况不明的、渺茫的未来。其实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一国窗口中出现，我们实行劳动义务制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步骤”［6］。当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后，就能够采取更多走向社会主义的重大步骤。当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当天，即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由托洛茨基起草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紧急会议关于推翻临时政府的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新成立的工农政府是苏维埃政府，“这个政府将坚定地走向社会主义，这是把国家从空前的灾难和战争恐怖中解救出来的唯一途径。”工农联盟“将表现出不可动摇的纪律性，将建立社会主义胜利所必需的严厉的革命秩序”［7］。列宁在10月26日（公历11月8日）第一次出席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受到代表们热烈欢呼，长达几分钟的欢呼停下来时，列宁简单明确地向全体代表只说一句话：“我们现在就着手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不是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苏维埃国家政权，怎么可能着手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呢［8］？

 

从以上摘引的几段重要史料可以看出，从1917年3月二月革命胜利之初到十月革命胜利这8个月之间，布尔什维克党一直是以列宁的“一国首先胜利”论为指导，没有等待西欧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发生革命，而是从俄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确定了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计划。在和平过渡的策略受阻后就转而采取武装起义的方式，终于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初步巩固后，1918年春列宁就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文件中拟定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后因1918—1920年内外战乱的干扰而使建设受阻。战争取胜后，1921年列宁又重新拟定了以新经济政策为中心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

 

可是，俞良早教授一直否认列宁1915—1916年提出了“一国胜利”论，一直否认十月革命是在列宁“一国胜利”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列宁一直是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只是到1921年才提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论。如果没有1917年最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怎么可能在1921年提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论呢？这不是奇怪的逻辑吗？ 

 

我还注意到，俞良早教授近期发表的两篇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文章。一篇是刊登在《理论探索》第3期上的《十月革命蕴含的辩证逻辑及其现实启示》，作者署名杨荣刚、俞良早。杨荣刚是俞良早教授指导的博士生。从内容上可以看出执笔者主要是杨荣刚。该文从哲学高度讨论了十月革命的三个问题，即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统一性与俄国革命特殊性的统一，又是政治剧变性与社会发展渐进性的统一，更是社会矛盾发展必然性与历史条件偶然性的统一。文中认为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政治革命，这已超越了俞良早教授原来的观点，俞良早教授同意这一点，这是一个进步。然而，全文仍然一字不提列宁在“一国首先胜利”论指导下进行十月革命和革命胜利后持续6年的斗争。实际上俄国革命的特殊性、社会发展的渐进性和历史条件的偶然性全在于俄国冲破了“同时胜利”论，坚持“一国首先胜利”论。否认了这一点，问题就不能讲得深透。

 

最近又读到俞良早个人署名、发表在《党政研究》第5期上的《关于列宁十月革命的战略思想》一文，他在文中重申十月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难道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吗？那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他在本文中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以前的论著中倒是明确认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是20世纪30年代全面向资本主义进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时开始的。如果十月革命只是准备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就没有什么重大的世界意义了，何必许多人都在隆重纪念十月革命一百年呢？细读俞良早教授这篇为纪念十月革命的文章，可以发现自相矛盾、逻辑混乱的问题。例如，他对社会主义革命所下的定义，前后两句话内涵就不同。他说：“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即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建立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目标的革命。或者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个过程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

 

首先，我认为，这里前后两句话是自相矛盾的、逻辑混乱的。后一句话比前一句话增加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内容，可见前后两句话并非恒等式，而是自相矛盾的。也许俞良早教授会说：“我前一句话是指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后一句话是指社会主义革命的全过程。”既然前后句内涵不同，怎么能用“或者说”把两者等同起来呢？这岂不是前后矛盾、逻辑混乱吗？

 

其次，既然承认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历史进程，那么就必须把夺取政权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目标。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夺取政权，根本就无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可是他不是把夺取政权列入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而是把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和过程割裂开来，因而显示出自相矛盾和逻辑混乱。

 

再次，既然承认夺取政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那么就必须承认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可是又断言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这岂不又是自相矛盾、逻辑混乱吗？如果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从1917年3—9月是准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十月武装起义就是要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果然成功了，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还说十月革命只是准备社会主义革命呢？这显然是说不通的。我认为把十月革命的战略表述为“准备并开始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是正确的。

 

最后，既然俞良早教授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社会革命，并否认有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之分，可是又把夺取政权列入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进程，又承认夺取政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样不是又承认社会主义革命是从政治革命开始的吗？这岂不又是论点自相矛盾、逻辑混乱吗？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肯定政治革命的语录，杨贵颖、李心华在他们的新著中已引证多条，我在这里还要从列宁《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第三个自然段中再摘引一条。列宁说：“政治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免的，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一次行动，而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充满剧烈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政治革命，显然不只限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而且还包括夺取政权后巩固政权的政治斗争。这么一段讲政治革命的言论，怎么能视而不见、矢口否认、硬谈什么社会主义革命并不含有政治革命呢？不管俞良早教授过去怎么说，但在《关于列宁十月革命的战略思想》一文中他终于把夺取政权列入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第一步，终于承认“夺取政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比起他以往的论述是一个进步。可是他依然认为十月革命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只是“准备阶段”，这样就使他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尴尬困境。

 

写到这里，我就停下笔来，与远在杭州的浙江大学边鹏飞老教授通个电话，问他对俞良早教授及其有关观点的看法。他说：“俞良早是我1979—1982年指导的三个硕士研究生之一，他勤奋好学、为人老实正派，是我指导的第一批硕士生中学习最好、后来学术成就最大的。他很尊敬老师，近二三十年来我每次参与学术会议遇到他时，对我总是特别关照。他最近发表的关于十月革命的文章，我已经从网上看到了。但是，他否认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首先提出‘一国胜利’理论以及他认为十月革命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等观点，我都不同意。他研究列宁主义很深入，成果很多，但他做学问有个缺点，非常固执己见，听不进去批评意见。他也已经66岁了，这样很影响他的进步。你今年已经90岁高龄，思想还那么活跃，还那么关心我们学科的发展，你是我们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的一面旗帜，是我永远的老师。”边教授最后这两句话有夸大之嫌，我只不过是我们这个学科里年龄最大、教龄最长、超期服役的一个老兵。边教授今年也已经85岁高龄，他于1956—195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时，与我一起最早从苏共党史发展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学习者。他于1959年研究生毕业后长期在杭州大学执教，教学与研究两方面都成就卓著，在理论界享有很高的声望。他曾经担任浙江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现在仍然是该学会的名誉会长，他还是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顾问。他对俞良早教授的全面评价，我想很值得俞良早教授反思。

 

俞良早教授是当代我国学者中研究列宁主义成果最多的学者之一。恕我直言，他在研究方法上的缺点似乎是视野不够宽阔，未能从世界历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广度和全局深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还有一点主观主义色彩。他新出版的两本专著是《东方视阈中的列宁学说》（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和《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在前一部书中他提出了“东方列宁学”的新概念，并用以给列宁主义下新的定义和构建列宁主义的新的科学体系，这样必然会误解列宁主义。因为列宁不仅从东方国家而且还从西方国家和世界全局来研究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问题。在后一部书中他更扩大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等等。我认为这是钻牛角尖越钻越深、越钻越偏的结果。俄罗斯和东欧各国，尽管在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前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从地缘政治、经济、文化而言，无疑都是西方国家，把它们都列入东方社会主义，岂不是把“东方”这个概念扩展到“西方”去了吗？马克思恩格斯从未预言过俄国、印度、中国会比英、法、德等发达国家更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列宁也从未预言苏联能够一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他深信世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必须有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是从世界发展全局来考察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的。当今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对于推进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有重大意义和示范作用，但是世界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不可能只由东方国家起决定作用，还必须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参与。

 

中共中央党校72岁高龄的陈文通教授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发表的《科学总结后发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对“东方社会理论”的质疑》一文，长达4万字，对俞良早教授这本力作《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研究》提出系统质疑。杨贵颖、李心华在其新著的第九章、第十章也是专门批驳俞良早教授的“东方国家决定论”的，并且论证后发国家“首先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并非缘于其落后性。只是杨、李的新著对俞良早教授的批评仅针对1993年出版的《列宁主义研究》一书，还没有涉及2001年出版的《东方视阈中的列宁学说》和2006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研究》。后两本著作是他对1993年以来成果的延续，他肯定难以接受这些不同的批评意见。因此，这个问题还有待争鸣与深探。

 

我自1949年3月在华北大学初执教鞭起就立下“教学相长”的规矩，牢记孔夫子的格言“三人行必有我师”。20世纪80年代我总结出“三心”教学法，即课前悉心准备，课堂精心讲解，课后倾心交流。我在课后总要征求听课者的意见，特别爱听不同意见，以促使我更加深入地研究问题，修正我的差错。我负责主编书稿时，编写组内部时常发生激烈争论，当我不能说服别人时总是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处理，从未固执己见强加于人。20世纪50—70年代我在教研工作中遭受到“左”的路线影响，1978年以来我痛定思改，总想纠“左”防右，客观公正地重新研究诸多历史问题，该翻案的必须纠正，不该翻案的不能轻易标新立异、随意改变。要做一名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仅需要个人的艰苦勤奋努力，而且要虚心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共同探讨、互相切磋，取长补短，增进共识，这样才能不断进步，共同繁荣社会科学。我最欣赏的治学格言是清代鸿儒戴震的名句：“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在封建主义时代，个人只能独寻真知以启示后人，而在当今社会主义时代，我要对他后一句话改动两个字，即改为“众寻真知启世人”。现在杨贵颖、李心华的新著阐发了他们的新见解，并且批评了俞良早教授的观点，看来在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论和“同时胜利”论问题上，学术界还要继续共同探索下去，以求真知。我指导曹鹏同志撰写的博士论文《列宁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论的演进》，在修改补充后也将正式出版。他在书中阐发自己的系统观点的同时，也批评了俞良早教授的观点。

 

厘清这个理论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警示我们要尽力弘扬东方优秀独特的文化传统，又要消除东方专制主义、皇权主义和官僚体制的不良影响，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这样，才能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世界社会主义起示范作用，并尽力推进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同时还要认识到，实现社会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依然是任重道远的渐进的历史进程，不能急于求成，这有待于各国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的长期努力探索和实践。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9页。

［2］王学东：《考茨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

［3］《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0页。

［4］《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5］《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一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08页。

［6］《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266-267页。

［7］《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施用勤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8页。

［8］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3卷），丁笃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68页。

 

来源：学习与探索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