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农夫：不忘初心，社会主义就是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点击：  作者：潇湘农夫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发布时间:2018-05-06 10:08:27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此前，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

 

　　这基本就是习总书记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

 

　　习总书记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昭示我们：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一思想，是与马克思的思想一脉相承的。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则既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里的“自然历史过程”，又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最高目标和核心价值，“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第273页）恩格斯晚年在致卡内帕的信中强调，“除了摘出这句话之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因而，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习总书记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昭示我们：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不是一个确定的状态。它与生产力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以社会的经济解放、政治解放和文化解放为基础和前提条件，因而，只有“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才能“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习总书记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昭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总是现实的、具体的和有条件的而决不是虚幻的、抽象的和无条件的。那种高张虚幻的、抽象的和无条件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旗帜，借口既往的“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某些时候、某些环节中出现了一些忽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问题，指责和鞭笞既往的“现实的”社会主义，是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因而，必须认清另一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质。只有认清这种虚幻、抽象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习总书记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昭示我们：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在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因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要始终关注人本身的发展，始终把人的素质和能力的提高、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放在核心地位；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只有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一切为了“人”的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才能使社会主义创造了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社会文明，才能用事实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路径，社会主义才能促进和实现人道自由全面发展。

 

　　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是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其中，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

 

　　就像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现实的人”即现实历史和历史现实中的人——这种人，延伸一下就是现实中具体的、阶级的社会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和归宿，因此，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人与社会的学说，而不是见物不见人的学说，更不是什么唯物质主义的学说。

 

　　首先，“现实的人”表现为具体的人性与抽象的人性相对立。人作为高等动物不可避免表现为人的动物性，但这不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且人的“全部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而人是有其人性的，但只有具体的人性，而没有抽象的人性，人们通常说的抽象的人性不过是对具体的人性的抽象。人性之所以是具体的，是因为人的具体的生产生活活动总是具体的，总是表现为一定社会的生产生活活动；是因为人类通过物质生产、人的生产，进而通过精神和文化的生产，才能创造人类社会，创造人类社会历史。

 

　　其次，“现实的人”表现为“具体的人”的历史观与“抽象的人”的历史观相对立。“具体的人”的历史观肯定了人类历史是“人”的历史的命题，但它颠倒了“抽象的人”的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历史观：不是意识决定物质，而是物质决定意识；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单就这一具体的理论事实，就足以让那些攻击、诋毁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无耻谰言不攻自破。

 

　　再次，“现实的人”表现为人与人类社会相对立。人，当然首先表现为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但是，人不可能只是孤独的个体的存在。当人像鲁滨逊俘获星期五一样开始生活，就开始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创造了社会生产关系也即人类社会，就会像人创造了宗教、却受到宗教神的力量的支配一样，人创造了人类社会、却受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支配。人固然有其主观能动性，但只有在顺应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发挥历史主动性，因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总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的统一，这个统一，其实就是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

 

　　又次，“现实的人”的活动表现为劳动的人与占有劳动的人相对立。人类社会相当长的历史本来是“质朴而美妙”、可怜而悲惨的人人平等且人人劳动的原始公社的历史，但是，随着财产的相对剩余，私有制逐步出现了，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这就是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形成的阶级的对立。这种对立，造成“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现实的人”的一切文明“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二卷 第31页）这种对立，成为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

 

　　最后，“现实的人”的活动表现为物质的生产和人的关系的生产相对立。人必生活着并使得种族延续，就得首先进行物质生产；而进行物质的生产，人就得结成一定的关系进行生产。因而“现实的人”就可能不自觉地充当了这样的职能：它是生产力的主要创造者和承担者，又是生产关系的创造者和关系中的人，因而人既是生产力又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没有人的生产活动，就谈不上生产力；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谈不上生产关系；没有生产关系的生产即经济基础的生产，就没有意识活动、宗教活动、政治活动、法律活动、文化活动等等上层建筑的生产。因此，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肩挑，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归根到底是人自身的矛盾，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归根到底是人自身的矛盾运动，正是“现实的人”的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成为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发展和更替。

 

　　然而，生产力总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条件下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也总是一定社会生产力条件下的生产关系。这种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了一定社会“现实的人”的人的状态——人的自由、人的发展状态，以至到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状态。所谓人的自由，马克思认为，是有人的主体意识的人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所谓必然，即规律性，是指自然规律、社会历史规律和人自身发展的规律。自由首先是对必然的认识，人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才能有自由的活动。自由最根本的更在于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的过程则是具有人的主体意识的人的劳动——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马克思指出：“劳动尺度在这里本身是由外在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自我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可见，劳动——社会实践是人与客观世界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使自己的主观世界得到了改造，从而使人获得了自由。所谓人的发展，是指人的体力、智力、个性和交往能力的发展。所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发展达到的理想状态，它包括人的各种能力——劳动能力和其它实践活动能力得到充分和全面的发展，人的需要得到充分满足和全面发展，还包括人类社会的高度发展和全面完善。

 

　　因而既然人的自由、人的发展，以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的，那么，人的自由、人的发展，以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将人类社会人的发展状态的“自然历史过程”概括为“直接的社会关系”、“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自由人联合体”三大社会形态。这三大社会形态，看起来与马克思概括的人类社会五大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自相矛盾，其实它们的内涵却是根本一致的——它们表面看起来是矛盾的，是因为三大社会形态是以“人的发展”作为基础和标准的，而五种社会形态是以所有制形式作为基础和标准的；它们内涵的根本一致，是因为二者对应的社会形态在内容上是根本一致的。

 

　　马克思认为，在人的发展第一社会形态中，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分工还不发达，社会经济结构也表现为自给自足的封闭性，个别劳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社会劳动，这决定了“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 第6页）家庭、氏族和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形态都体现着这种从属和依赖关系的“自然共同体”。因而，人的发展第一社会形态大致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社会形态相一致。

 

　　在人的发展第二社会形态中，生产力愈来愈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专业，商品生产取得了统治地位，为买而卖，为卖而买，赚取更多的金钱成为人真正的“神”和信仰，“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与此同时，“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八卷 第51页）这种因商品生产形成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虽然相对于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并且也是人的自由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和必要的一环，但这种自由仍然只是资本的自由，而并没有表现为劳动的自由，因而它不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显然，人的发展的第二社会形态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应。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发展的第三形态。这一社会形态，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及由此决定的生产关系使全部的生产集中到了“联合起来的个人手中”。生产资料是社会公有的生产资料，劳动是劳动者的自主劳动，劳动已不再是外在的强制劳动，而“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也就是“真正自由的劳动”，这样人也就生产出了“他的全面性”，社会也最终实现了人的最终解放成为了“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八卷 第174 、137页）。自然，这样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对于我们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根本的指示意义和现实的启示作用。

 

　　启示之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个人与社会集体的统一。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一方面是以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础和前提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首先是个人的体力和智力在物质和精神的生产过程中得到多方面的、充分的和自由的发展。个人的全面发展包括许多内容，但主要是指个人的劳动能力即个人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强调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另一方面， 人的全面发展又是社会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尤其是社会全体人员的发展。社会全部成员多方面的、充分的和自由的发展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终理想，更是人类实现彻底解放的必要条件。因此，个人是社会中的“个人”，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劳动者；社会全体成员是由社会中的所有个人组成的，社会就是“每一个人”即一切人的集合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个人与社会集体的统一。

 

　　启示之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个人与社会发展的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首先，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一方面，社会是人的社会，全部历史是由个人活动构成的，离开个人的活动，社会也就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的人，任何个人在本质上都是社会的存在物，个人无法离开社会而求得绝对自由。因此，社会和个人是辨证统一的两个方面，人作为社会的存在物同时又用自己的活动创造和改变着社会。 其次，马克思认为，在人的发展水平上，人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一方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另一方面，人的发展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与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紧密相联，因而人的发展必然具有相对性。

 

　　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统一的思想表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仅是人的目的本身，还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目标和本质。社会发展的最高层次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的最高境界是人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因而人的发展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和完善的一个根本尺度。

 

　　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还表明，个人的自由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的矛盾的自然历史过程：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而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中心和根本。即使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个人仍然不是中心，不是本位，相反，社会仍然是中心，是本位，在个人与社会发生矛盾的时候，仍然要把社会摆在第一位。因此，每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应该服从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

 

　　启示之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是神的旨意，更不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它只能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消灭了私有制，并创造了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物。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在私有制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归私人占有，由于旧式分工的束缚，广大劳动阶级只能作为剥削阶级发财致富的手段获得片面、畸形的发展。只有既拥有充分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又废除私有制，建立起新的生产方式，即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也表现为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从基本不自由、基本不全面向比较自由、比较全面的方向发展，最后到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彼岸；从部分人的比较自由、比较全面向多数人的比较自由、比较全面的发展，最后趟过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彼岸；而实现所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是社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之时！因此，只有那时，也只有到那时，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更高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结果。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主义的社会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现实的自然历史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一个从较少自由和发展到比较自由、比较充分发展再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而到了人道自由全面发展的时候，社会主义社会也必然走到了它的尽头，因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决不是一个确定的状态，更不是一个超历史的理性抽象的价值尺度和价值标准。

 

　　二、对人和社会的改造是促进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什么是改造？张全景同志认为是：“改造，包括改变、打造。就是修改或变更原来的、旧的事物的形态,使之适合新的形势、新的发展的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旧的、建立新的，使其适合新的形势和需要。在这里，改造和改变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很大区别。改造是把事物变得更好、更美，推动历史前进，包含着改变。”（张全景：《毛泽东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巨人》）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出：“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上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们还正在促进这种改造过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需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因此，社会主义前提条件下的对人和社会的改造，根本的是对社会的改造。这是因为，人和社会，对立统一，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而社会则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人则处于矛盾的次要方面。人之所以处于矛盾的次要方面，是因为人作为具有生命的有机体，自然有个人先天禀赋的差别，然而，这种个人禀赋的差别，就像马克思指出的“掏粪工与工程师之间的差别，要比家狗与猎狗的差别还要小”；社会之所以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因为人的分工不同、所处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同造成了社会阶级、阶层的形成和对立，在阶级社会里总是有压迫和剥削阶级与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的对立，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压迫和剥削阶级，实现对被压迫和被剥削阶级的政治解放、经济解放、思想解放和文化解放，因而社会主义前提条件下的人和社会的改造的实质就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改造、经济改造、思想改造和文化改造；只有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政治改造、经济改造、思想改造和文化改造，才能不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而社会主义的政治改造、经济改造、思想改造和文化改造是促进和实现人道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社会主义的政治改造，基本的内涵，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习近平新思想为指导，以共产主义世界观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就是要改变旧有的社会生产关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不断清除社会主义的敌人；就是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实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就是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建设，党要实行自我革命；就是要改革和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就是要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形成为人民服务的体制和机制；就是要建立起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个人意志心情舒畅又有统一意志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社会主义的政治是人民民主的政治，也才能不断促进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造，基本的内涵，就是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起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就是要开展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独立自主地开展高端技术的研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将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高科技掌握在自己手里；就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独立自主干工业、干农业、干服务产业，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就是要掌握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就是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现城乡和区域的平衡发展；就是要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极大地增加经济的总量和质量，逐步满足人民对物质文化的日益需要；就是要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将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国家。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社会主义的经济是满足人民需要、国家繁荣富强的经济，也才能不断促进和实现人道自由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基本的内涵，就是要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革命,这就是毛泽东早就指出的，“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者要改造”。（《毛泽东文集》 第7卷 第223页）就是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需要改造了？工人阶级也要改造”。改造的目的，就是让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逐步树立起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逐步使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阶级“自觉”化、革命干部公仆化，剥削阶级和反动分子人民化，从而实现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无产阶级化。就是像毛泽东所指出的，“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 因而就要破除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树立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破除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破除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破除非无产阶级的精神，树立无产阶级的精神；破除非无产阶级的灵魂，树立无产阶级的灵魂。就是要变非无产阶级的旧人为无产阶级的新人。这个无产阶级的新人，就是毛泽东所描述和主张的：襟怀坦白、公而忘私、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人民第一、不怕困难、勇于牺牲，等等；就是周恩来对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所概括出来的人道品格和精神。这样的人也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社会主义的思想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也即共产主义的思想，也才能促进和实现人道自由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的文化改造，基本的内涵，就是要破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对中华文化和外来文化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要党必须掌握文化领导权，确保文化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和灵魂，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本，以西学和其它外来文化为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就是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未来，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就是要大力创造和发展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社会主义文化的辉煌；就是既要使人民大众成为“剧中人”，又要使人民大众成为“剧作者”，使人民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力军；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而不能以诺贝尔文学奖以及各种排行榜的评价标准为标准，更不能以诺贝尔文学奖以及各种排行榜的是非为是非；就是要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科学文化的需要，并最终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引领者。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文化成为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文化，也才能促进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强调社会主义前提条件下的人和社会改造的实质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改造、经济改造、思想改造和文化改造，并不排斥和否定个人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人的价值。相反，在社会主义前提条件下，非常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鼓励自我价值的实现，因为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发展和社会集体的自由、集体的发展的统一，社会主义的历史本来是历史必然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统一，只有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尊重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才能在认识和改造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中取得自由，才能促进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人道自由全面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改革，既是对中国这个客观世界的改造，同时又是对人这个主观世界的改造，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极大地促进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建立之前的近现代中国，是一个积弱积贫、饿殍遍地、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外受帝国主义各列强的侵略和欺凌，内受统治阶级的严重压迫和剥削，社会极度不平等和不自由。不惟如此，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中华民族差不多都失去了民族自信力：统治阶级基本成为了慈禧、李鸿章、蒋介石、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刘文彩、赵太爷、假洋鬼子，而劳苦大众则基本成为了祥林嫂、闰土、九斤、七斤、啊Q、小D、二胡、华老栓、孔乙己；统治阶级对外是“量中华之财力，结与国之欢心”，劳苦大众则在日本侵略者屠杀自己的同胞面前只是充当“看客”；统治阶级文恬武嬉、骄奢淫逸，劳苦大众愚贫弱私、麻木不仁。然而，“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返顾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十九大政治报告）这个“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的开篇，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毛泽东领导的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统一、人民的解放和社会的稳定。这场革命，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唤醒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阶级意识，民族精神、阶级精神，民族灵魂、阶级灵魂，从而“唤醒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在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人民解放中，将昔日的孔乙己、祥林嫂、七斤、阿Q们，变成了张思德、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左权、董存瑞、江姐、刘胡兰、“刘老庄连”、“狼牙山五壮士”、龙华二十四烈士等为代表的民族英雄和阶级英雄的群体，形成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这些人物、人物群体的出现，这些精神的形成，表明中国革命实现了人的自由、人的发展，实现了个人的自由发展与社会集体的自由发展的统一，为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极大地促进了人道自由全面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甫一成立，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立即就足不旋踵、马不停蹄地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通过“三反”“五反”“一化三改”“整风”“反右”“四清”等运动，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天翻地覆的改造。“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十九大政治报告）这场革命和建设，在建立起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持续提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促使中华民族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同时，进一步树立起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阶级意识、集体意识，阶级精神、集体精神，阶级灵魂、集体灵魂；进一步树立起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道德情操，使昔日的“牛马”变成了国家的主人，使过去的闰土、祥林嫂们变成了孟泰、赵梦桃、王进喜、时传祥、张秉贵、郭凤莲、陈永贵、王进喜和雷锋们，进而变成了大庆精神、大寨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这些人物和精神的共同特点就是：信仰坚定、敢闯新路，依靠群众、敢于胜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顾全大局、精诚团结，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为人先，科学理性、“三老四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大力协同、勇攀高峰。这些人物、人物群像和这些精神的形成，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对于这一时期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状况，张全景同志曾经有个不是总结的总结和不是概括的概括，他认为“那一时期，毛泽东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是风清气正民心顺，人民当家作主，政治人格平等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干群关系融洽情同鱼水，干部下乡与农民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基本上没有贫富差距。196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184，1978年为0.2。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丑恶现象为人所不齿。社会纯洁，嫖娼卖淫一词从词典中消失；人心纯净，学雷锋做好事形成了浓厚的氛围。整个社会诚信度高，公信力强，人际关系好，假冒伪劣产品几乎绝迹。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居民不知道防盗门为何物。自杀率、精神病率、社会犯罪率，全世界最低。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感到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社会秩序最好的国家。我们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不但增强了由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产生的强大凝聚力，而且国民经济也飞速发展。”（张全景：《毛泽东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巨人》）

 

　　在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1959年在西藏实行的民主改革，它使西藏百万农奴摆脱了农奴制枷锁，一下子就实现了从农奴制到社会主义的千年的跨越，这一世界上最壮丽的人权事业怎么估价它的意义都不为过，怎么估价它对百万农奴人的自由解放和推动作用都不为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促进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十九大政治报告）这一时期，中国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得到了继续提升和发展。国民经济体系更加完善，工业化任务基本完成，现代化得到初步实现，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绝大多数转变成为了产业工人，社会成员基本成为了知识劳动者，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自由，人的发展更加全面。总之，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且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和理想越来越接近了。

 

　　当然，我们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和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促进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不是说我们党领导的各个时期的人的自由和人的发展是十全十美、完璧无暇的。相反，我们承认，是有过一些失误和错误的，但这是白璧微瑕、日月之蚀，无损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基本事实。

 

　　四、评于幼军的毛泽东和党“忘记”“忽视”“偏离”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说

 

　　有一个人，有一个叫做于幼军的人，曾经是共产党的高官，现在还是共产党的离休干部。他号称“马克思第五”——这是他在他与黎元江先生合著的《社会主义五百年》中抱着谦逊的态度告诉我们的。同样在这部著作中，他写的那些部分，对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抱着那样的好感，他写道：

 

　　马克思笑了笑说：“我想，在《宣言》中我们可以把共产主义概括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为之探求、奋斗的思想和实践的主题，是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这是未来社会的最高目标、根本特征和核心价值（或曰终极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和精神财富，应该成为各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全过程中各个阶段都必须坚持的核心价值和最高目标，当然，在运动的各个阶段其实现的程度和范围有所不同。”（《社会主义五百年》 第一卷 第230页）

 

　　可是，于幼军先生却对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却表现出那样的厌恶和气愤：

 

　　 “然而，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后来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不少人不少时候忘记了、忽视了或偏离了这一最高目标和核心价值，甚至是混淆了目标与手段及具体方式途径等，乃至本末倒置、舍本逐末，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留下了多少坎坷挫折和沉痛教训！”（同上第231页）

 

　　这一状况确实叫于幼军先生气愤不已：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是全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和精神财富”，并且似乎已“是全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和精神财富”；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理应成为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和“最高目标”。可是，号称以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人”，却将“祖训”当成儿戏，根本不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和核心价值”，不是“忘记、忽视或偏离”，就是“混淆”、“乃至本末倒置、舍本逐末”，“给实践社会主义运动留下了多少坎坷挫折和沉痛的教训”！

 

　　本来，我们的于幼军先生是前提论者和条件论者——他在“消灭私有制”这一共产主义第一步上不知絮絮叨叨、不厌其烦讲了多少前提和条件，唯独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实践过程中就不怎么讲“现实历史”的前提和条件了。讲是讲的，只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各个阶段其实现的程度和范围有所不同。”瞧瞧！只是“有所不同”而已！但他似乎又根本不讲。因为于幼军先生在写作该书时，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已经重新取得绝对优势。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布热津斯基发表了《1999：不战而胜》。他要“不战而胜”谁呢？自然是共产主义。弗兰西斯.福山则更进一步代表西方世界宣布“历史已经终结”。“终结”于谁呢？明白无误，终结于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目标、基本特征和核心价值”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哪里是“全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和精神财富”？抑或已“是全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和精神财富”？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历史，虽然有过一些“忽视”“偏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问题，但绝没有“忘记”“混淆”的问题，并且总的说来是践行马克思的这个思想的。这不仅是共产党人在宣誓时说的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更主要的是将自己的誓言化作了自己的行动；这不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是将共产主义作为最高奋斗目标的，更主要是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熔铸于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的整个过程中的。我们前面阐述的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可是，于幼军先生不是这样看的，在他眼里现实的社会主义历史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段历史，就是人间冤狱！就是践踏人的自由、阻碍人的发展的历史！因为在于幼军笔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几乎就是一部从错误走向错误，甚至是走向灾难和犯罪的历史。

 

　　在社会主义经济方面，这个错误从社会主义所有制确立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国家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高级社与初级社相比，不仅所有制性质改变了，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实行大社一级所有和集中生产、统一经营、统一经济核算及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而且合作社的规模页扩充为平均每社200户左右。这种所有制形式和生产组织规模，超出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和绝大多数农民的思想水平。依靠强迫命令和群众运动强行推行，其结果是制约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给国家带来粮食供应紧张等一系列严重困难。”（《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二卷第306页）

 

　　国家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由于总体上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以及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的支配，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其总体思路和具体措施，如盲目合并生产服务网点，集中统一经营等，违背了手工业个体分散生产的特点，必然会阻碍和破坏手工业的发展，而且，用开展群众运动的方式，一再加快改造的速度和步伐，要求过激，转变过快，......这些错误，不仅制约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长期影响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的提高。”（同上第311页）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则更加不堪：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深刻教训在于不顾生产力的水平，人为提升生产关系，夸大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以为不断变革、迅速变革生产关系，拔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就能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结果造成对生产力的大破坏。......‘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根本错误在于陷入了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进共产主义的空想。”（同上第385页）

 

　　正是“头脑发热夸大话，违反规律终受罚。一步登天南柯梦，至今人怨公社化。”（同上第386页）

 

　　至于长达十年的文革经济呢，于幼军在第三卷中他还来不及提及。不过从他对“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人民拖入”了“深重灾难”，“酿至一场民族大灾难”的判断来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必然在于幼军心目中是“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同上第450页、第451页） 

 

　　在社会主义政治方面，建国后几乎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一部党内阶级斗争史和党内斗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历史。

 

　　1951年，毛泽东就批刘少奇、薄一波的农民个体私有经济，并且“往往是最高领导人‘一言堂’”。（同上第300页）

 

　　1953年，批刘少奇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秩序”，并且是“毛泽东背离了自己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最为珍贵、最具创新精神和理论价值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因而只能是毛泽东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乱批的。（同上第317页）

 

　　1953年，批邓子恢是“用大炮轰”：“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同上第305页）

 

　　1957年，反右扩大化，“这55万多划分为右派的中共党员干部、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干部职工等，轻则撤职降职、开除党籍团籍、下放劳动，重则开除公职，集中关押强制劳动改造、判刑蹲监狱等不少人含冤自杀或受折磨而死。”“此外，全国当时还有三十多万人被划分中右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等。也长期遭受歧视、打击。”（同上第352页）

 

　　1959年，庐山会议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和周小舟四人打成反党集团更是：“莫道不识匡庐面，政坛风雨更难知；纠‘左’翻成大反右，正是忠良受苦时。”（同上第409页）

 

　　 “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已经公开化，这几乎已是文革的前奏，自然更是党内严重的阶级斗争了。

 

　　而长达十年的文革，则是“把中国人民拖入”了“深重的灾难”、“是一场民族大灾难。”（见上）必然更是惨绝人寰的党内斗争和社会阶级斗争了。

 

　　在社会民生方面，由于经济和政治路线的错上加错，甚至犯罪，导致人民生活长期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

 

　　最惨绝人寰的是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事件： “国内专家学者研究这三年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有的称1500万人，有的称2100万人，有的称‘大约3300万至3500万人’等等。”（同上第412页）

 

　　于幼军在中山大学告诉大学生们：“据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披露：‘文化大革命’中，死了2000万人，1亿人被迫害，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胡松林：《信口胡说容易 与事实逻辑照应很难——读于幼军郭道晖的“揭秘前三十年”有感》）

 

　　于幼军笔下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可以说是虚构和伪造的历史，是充满谎言的历史，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诋毁、诬蔑和全盘否定！——说它充满谎言和虚构，是因为他或者将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和错误无限夸大，不看主流只看支流，不看成绩只看失误和错误，或者根本不顾基本的历史前提和历史事实。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举两个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关的例子。一个是关于“大跃进饿死三千万”的。可是我国学者孙经先、杨松林、程恩富、詹志华等先生用铁的事实和严密的科学逻辑证明，这是一个无限夸大的数字，这是居心叵测的人射向中国社会主义和毛泽东的毒箭！（详见孙经先：《还历史以真相》《1960年中国实际是增加600万人口！》、杨松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程恩富 詹志华《三年（1959—1961）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文革造成2000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可是，民间学者杨松林用铁的事实和严密的科学逻辑证明：“中国1966-1976年人口死亡率是逐年降低的。1966年死亡率8.83‰，低于1962-1965年的死亡率。1976年死亡率7.25‰这一时期死亡率逐年下降，这10年死亡率并不明显高。”“显然，文革10年人口死亡率与前后年份相比并无异常。” 因而，“如果没有文革，中国这10年真的会少死亡2000万，每年少死亡200万人吗?不可能!”（（胡松林：《信口胡说容易 与事实逻辑照应很难——读于幼军郭道晖的“揭秘前三十年”有感》）

 

　　于幼军笔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是如此不堪，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领导者的毛泽东在于幼军眼里那更是不堪入目了。

 

　　毛泽东提出的“一化三改”的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自己违反自己提出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改早了、改糟了。“由此留下了许多后遗症，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煮成了一锅‘夹生饭’”。（于幼军 黎元江：《社会主义五百年》第三卷 第317页）

 

　　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根本错误的，因此要“彻底否定。”（同上第386页）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场闹剧和笑话；是“公社化硬超前，劳民伤财罹患沉疴；共产风乱神州，民心离散教训深重”；“头脑发热夸大话，违反规律终受罚；一步登天南柯梦，至今人怨公社化。”（同上第386页）

 

　　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导致惨绝人寰的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事件，“国内专家学者研究这三年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有的称1500万人，有的称2100万人，有的称‘大约3300万至3500万人’等等。”（同上第412页）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长达十年的文革，则更是“把中国人民拖入”了“深重的灾难”、“是一场民族大灾难。”（同上第450、451页）

 

　　毛泽东还是反复无常的小人。他1950年“严厉批评那种企图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1953年，他就批评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正义的秩序。”（同上 317页）

 

　　毛泽东在党内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可他却屡屡违反，乃至践踏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在党内和社会上越来越高，他个人的思想意愿在执政党和国家政治经济决策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实际上是毛泽东个人说了算，他个人可以一再任意改变领导集体作出的决策，不须经过法定的程序，或就算经过也是做样子、走过场，根本不能起约束和监督的作用。其他领导集体成员对其要么只能随声附和，要么明知错误也不敢或不能作声。”（同上385页）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从此，党内不允许出现不同声音，重大决策个人说了算，主要领导个人可以随时改变、推翻领导集体的决定，主要领导表了态、定了调的事情，其他领导人再也不敢发表不同意见只能附和执行。”（同上第407页）

 

　　毛泽东岂止是违反、践踏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他实际就是一个“秦始皇”加“希特勒”：

　　 “如果进一步探究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原因，主要是毛泽东思想深处的帝王思想尚未清除干净，以及全国胜利后逐渐产生和不断膨胀的骄傲及个人崇拜等思想，使他听不进、容不得党内和社会上的不同声音和批评意见，随意以粗暴方式压制不同意见，维护个人权威。”（同上第440页）

　　 “前面说到刘少奇说真话付出惨重代价，彭真在党内会议对毛泽东提出批评意见，后来同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上 第424页）

　　 “如有真敢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发出实事求是的正确声音，就被强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遭受打击迫害。”（第三卷 第385页）

 

　　于幼军对毛泽东这样的描写，还可以开出一个清单。但就上面所列举的，就已经证明于幼军笔下的毛泽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暴君，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秦始皇”加“希特勒”！是一个“革命有功，建设有错，文革有罪”的历史罪人！——在这样一个“秦始皇”加“希特勒”，哪里还谈得上人的自由、人的发展？哪里还能促进人道自由全面发展？

 

　　李慎明同志指出： “要搞垮一个国家，首先就要攻击这个国家的执政党，首先就要丑化这个党的主要领袖。这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分化我们的花钱最少但是最有效、最便捷的手段。”（李慎明：《我国意识形态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侵蚀》）于幼军作为共产党的前高官，并且作为主管文化的前高官，理应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采取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对待成绩和失误，实事求是地看待这段时期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可是，于幼军不是这样，而是与国内外敌对势力沆瀣一气、一唱一和，无限夸大这一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失误和错误，甚至虚构和伪造历史事实，用充满谎言的“历史事实”，来诋毁、诬蔑和否定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来证明毛泽东成为了马克思的叛徒，来证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忘记”“忽视”“偏离”了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最高目标、根本特征和核心价值”，来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不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是将中国变成了人间冤狱，其意图已经不言自明了：不过是打着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旗号，推行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将中国演变为于幼军心中的天堂——美国罢了！

 

　　五、不忘初心，新时期必须加速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正像习总书记提出的新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走进了新时代。这一新时代，“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因此，新时代必然也能够在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业已取得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加速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加速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逐步变雇佣劳动为自主劳动。雇佣劳动，相对于将农奴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劳动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雇佣劳动本质上是资本主宰的劳动，是机器和资本的奴隶。欧文先生的一句“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说出了雇佣劳动的真谛。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一穷二白”，只能造桌子、椅子不能造车子、机子的基础上起步的，引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必要的。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非公有制经济的问题，问题已经是非公有制经济危及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问题，危及到劳动者的国家主人翁地位的问题，危及到劳动者不能自主劳动的问题，因为我国的雇佣劳动已经成为了劳动的主体。这样的状况显然是与共产党人的“初心”不相适应的，显然是与劳动者是国家主人的地位不相适应的，显然是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的。因此，必须改变这一状况，逐步减少雇佣劳动，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自由的自觉的联合自主劳动。只有这样，才能夯实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才能加速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加速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用科学的知识体系武装全体人民。之所以要用科学的知识体系，是因为科学的知识体系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最有力的武器，而只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才能使人获得自由和全面发展。用科学的知识体系武装全体人民，首先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体人民。原因无他，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人间的真理，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才能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才能使人获得自由和全面发展。其次，要用中华优秀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熏陶全体人民。原因无他，是因为中华优秀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能唤起人们心中美好的理想、信仰、信念、思想、情感和崇高的精神，它能使人成为白求恩式的人物即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样的人也就是自由的人和全面发展的人。再次，要用科学技术武装全体人民。原因无他，是因为科学技术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最有力的工具。只有用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全体人民，才是最有力量的，才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也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总之，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有马克思主义做指导，必须有美好的人文知识，必须让科学技术武装头脑。只有这样，才能加速推进人道自由全面发展。

 

　　加速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经济是基础，不仅是政治的基础，同时也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没有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没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不言自明的真理。老生常谈，就不谈了。

 

　　加速推进人的自由发展，就必须大力增进民生福祉。社会主义是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发展目的的，只有增进民生福祉，才能促进人道自由全面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是要将习总书记提出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深入开展脱贫攻坚，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平安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的“民生福祉观”落到实处。只有这样，才能大力推进人道自由全面发展。

 

　　加速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发展成高级形态。六十多年前，毛泽东提出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政治课题。六十多年来，我国基本形成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但是，还不够，还必须在新的时代，将其发展成更高级形态的政治局面。这个更高级的政治局面，就是要更加民主的同时又更高度集中，更加有自由的同时又更加有纪律，更加有个人意志并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同时又更加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因此，只有在处理好这些矛盾的前提下，才能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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