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由中国政法大学李德顺教授等七名同志于2015年3月举行了关于中国“当前思想理论的状况与前景”座谈，并于7月在《共识网》发表会议记录。该记录客观指出了中国当今思想理论界的思想混乱、文化圈地等多种现象。笔者深有同感。但会议对思想理论界的状况整体概括不完全、不深刻、不准确，其提出的克服途径也不正确。中国当今思想理论界存在的最主要最根本性问题是各个学科包括马克思主义学科不同程度甚至完全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改变思想理论界混乱和文化圈地等状况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各个学科人员必须树立、强化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意识，都要自觉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认识问题。马克思主义学科人员更应该自觉走在前列。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做好任何一项工作的基本前提。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不仅应该实事求是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各个行业的具体状况，同时研究意识形态特别是中国当今思想理论的客观状况，明确理论工作者的职责和努力方向，也是非常必要的。3月29日，由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李德顺同志召集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七名马克思主义学科的教授、博导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关于中国“当前思想理论的状况与前景”的座谈会。7月8日，共识网刊载了会议录音后整理的长达近3万字的会议纪录。参加会议的七位同志多是思想理论界有较高声望的且研究成果丰厚的知名学者，笔者也读过他们中的某些人的成果，从中汲取过精华。同时与其中的几位学者也是多年的朋友。笔者对这个会议很感兴趣，认真阅读了全文。客观地说，文章指出了中国当今思想理论界的许多乱象现象，笔者也是有同感的，也赞同文中的某些观点。但总体来讲，该会议对中国思想理论界现状的整体概况是肤浅的、表面的、不完全、不深刻也不准确的，且最主要、最根本性问题并没有指出和深入分析，其立论的基本立场和主要观点许多是错误的。

一、“思想混乱”、“文化圈地”等现象的理论根源是拒斥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的指导

会议主持人李德顺教授首先指出中国当今思想理论状况的最大特点是“相当混乱”，且出现“文化圈地”现象，各种学派“裂土自封，占山为王，党同伐异”。他们这里所说的各种学派主要指以研究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不同学派，以及各种文化下也有不同的学派。林存光教授说， “有的人圈子意识很强，总想着竖起一个什么旗子来，在自己的周围画一个圈子。圈子意识有时体现在狭隘的、排他性很强的道统意识上。有的学者一看到不同的学术观点，就视之为‘异己’，是对自己圈子和道统意识的冒犯，所以就攻伐诋毁之而不遗余力，从来就不会认真听对方在讲什么，不会认真对待对方的学术观点，所以‘摆事实，讲道理’对这样的人基本没什么作用。”说白了，就是由于研究对象内容的不同而形成的各种学派相互绝对排斥，都把自己当做绝对真理。文中不仅指出儒家学派对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绝对排斥现象，而且也指出儒家学派内部某些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排斥，还指出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学派甚至联合起来绝对排斥马克思主义文化，而且认为这种排斥毫无道理。如李延明教授说：“他们除了‘马克思主义是邪恶的，是歪理邪说’之外，并没有讲出多少道理，每回都是那几句话。”会议的主导思想如张张曙光教授所说：“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中、西、马三种资源，光有任何一种资源都不行。我们作为中国学者，应当尽量掌握多种思想资源。”

应该说，几位学者指出的思想理论界这种混乱和相互排斥现象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排斥笔者在几十年的学术理论研究中也感受其深，这确实是思想理论和文化界一个极其严重的现象。笔者也主张要利用三种资源。但总感觉文中只是指出其现象，而没有对这种现象做深入的解剖分析，而且也没有明确指出和阐明这三种文化资源的实质及其相互关系究竟是什么？是否存在一个主导和指导思想问题？文中给人的总体感觉，是把三种文化并列起来，自觉不自觉地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文化都是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反映，历史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文化不可避免地打上阶级的烙印。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是在封建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并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文化。以反对封建文化而兴起的以人道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西方文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物并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内部形成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的否定因素，是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胜利、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体系。唯物史观在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绝对依赖性的同时，也承认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即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不同步性、不平衡性、历史继承性、相互作用性和反作用性等。因此，任何一种文化在具有历史性、阶级性的同时，也具有历史继承性、相互作用性等。所以任何一种文化也是人类的文化。因此一种文化产生之后，或多或少一定都要对后人的文化发展起一定的作用和影响，而后人也一定会从前人文化中或多或少汲取合理积极的因素。但任何时代的后人文化绝对不会把前人的文化原封不动、全盘照搬过来，而是抛弃其糟粕性内容，汲取其精华内容，融入到新的文化内容之中。唯物史观的这几条基本内容几位大学者也一定熟知又熟吧！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党章和宪法中都明确规定，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现实生活中，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每一位学者都有自己特殊的研究重点和对象，因此必然形成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不同的学派和学者。但无论其研究内容和对象有多大的区别，其研究的指导思想都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对自己所研究的文化内容既要放在微观领域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也应该放在宏观领域把自己所研究的具体的文化内容放在人类历史和社会的大坐标中去认识，既看到所研究内容的合理性，也要看到其历史、阶级的局限性、糟粕性、消极性。而中国当今出现思想理论极其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学者单纯从微观领域、从静态意义上、从绝对化意义上认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而拒绝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导。研究儒家文化的学者把儒家文化当作人类的永恒真理，完全否定其历史性、阶级性。而研究西方文化的学者则把西方文化也当作人类的永恒真理，也完全否定其历史性和阶级性。他们根本不懂得唯物史观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完全是用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方法指导自己所研究的文化内容。他们更看不到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糟粕性内容对中国当代社会极其严重的负面作用和危害性。

马克思主义文化是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既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也是对前人文化的批判继承。其最大限度地批判继承了人类当代最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而且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这种批判继承性还在继续。如列宁对法国唯物主义和黑格尔逻辑学的批判继承。毛泽东思想最大限度地批判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进入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批判继承任务仍然没有完结，仍然还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汲取合理思想补充完善自身的内容。但需要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本质是不同历史时代、不同阶级集团的文化。前两种文化本质上是代表剥削阶级的统治阶级的文化，而马克思主义文化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被统治阶级的文化，是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无产阶级解放、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文化。因此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具有历史继承性的同时，本质是根本对立的。因此必须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而不能囫囵吞枣，全盘照搬。马克思主义对这两种文化的批判不能等同于这两种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排斥。

中国当今思想理论界思想混乱的重要表现之一确实有各立山头，排斥异己现象，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指导，否认文化的历史性、阶级性以及研究方法中极其严重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而马克思主义者对其它文化研究的主要倾向问题是批判性不够，而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国传统文化或西方文化不加批判地简单照搬过来。 如去年底，中纪委网站发表一篇谈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的文章中竟然认为，我们党关于重视法治与德治关系的思想根源竟然“是由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决定的。”再如中国当代极其严重的把早已经被马克思、恩格斯彻底批判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变种普适价值理论拿来甚至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作为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但是七位学者的这次会议对思想理论界的如此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指导，否认文化的历史性、阶级性、否认不同文化的本质特征、以及研究方法极其严重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特别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倾向及其危害性没有指出或没有着重指出和深入分析。仅仅指出三种文化的割裂或绝对排斥现象，并列地单纯强调三种文化资源共同的利用价值是简单化的、肤浅的认识。

二、马克思主义学科研究的最主要问题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和拒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参加会议的几位学者大都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从理论上都会承认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文中也曾经提到赞同方克立教授的“马魂、中体、西用”的观点，但却对此没有深入展开。而中国当今思想理论界混乱的最大问题就是各个学科几乎不同程度地拒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学科人员本身也自觉不自觉地质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几位学者的发言中只是指出其它文化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否定和排斥的部分现象。但却没有指出马克思主义学科学者自身研究存在的最主要倾向问题也是程度不同地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和排斥，而且几位学者的发言本身就体现了这种现象。具体表现是：

    一是不会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认识中国当今的思想理论状况。分析认识中国当今思想理论状况需要指出现象，更要对现象进行理论分析，而这种理论分析的最主要思想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认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对立思潮、学派不能离开唯物史观社会存在与社会关系原理，更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唯物主义方法和辩证方法。尤其是对儒家文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以人道主义、自由主义为主要代表的西方文化。然而通读整个会议记录，却看不到几位学者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认识思想理论状况和前景。一再强调思想的多元化的必然现象。文中虽然也指出了研究这两种文化的学者某些孤立、静止的研究方法，但却离开了阶级的观点、历史的观点和矛盾分析的方法揭示其阶级实质、历史价值和局限性。搞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认识问题，这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偏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问题吗？

 二是自觉不自觉用西方文化包括西马观点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近几十年来，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挫折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等事件的发生，西方国家借此对全盘否定、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由此导致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中相当多的人也开始质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不同程度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也开始歪曲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这种现象和思潮也严重影响到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包括马克思主义学科。有些人在全球化和开放的口号下，就开始用西方的这种或那种文化解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还有些人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读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几乎所有的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原理都开始质疑和否定，同时割裂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割裂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否定。如李德顺同志发言中一再强调“我们目前迫切需要走出过去‘两极对立’的阶级斗争和冷战思维”，实际就要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再如李延明同志也多次强调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一再批判所谓“斯大林主义”，实际是完全照抄西方思想家和西马的观点。再如恩格斯阐发的“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和列宁《唯批》中阐发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认识论基本原则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最基本的观点，没有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然而恰恰这一基本观点，不仅遭到西方学派，也遭到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内部激烈的批判和反对，甚至借此观点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对立起来。而且会议参加者认识思想状况和中国现实问题时，很少或基本不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范畴，而大量运用西方思想家的观点、概念和范畴分析之。再看看目前大学学报及各种刊物中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相当多的论文和著作中，相当多的是在所谓“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之下，借助西方学者、西马的学术术语，对马克思主义所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著作的不同程度地质疑、歪曲和否定。复旦大学的俞吾金教授就是哲学理论界比较典型的一个。

三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学者简单化为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作为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诞生之后，其基本思想不断在实践中经受检验。1872年，马恩合写的该书序言中明确指出，不管25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宣言》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至今近170年过去了，整个世界与19世纪40年代相比，更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我们仍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宣言》中所阐明的阶级斗争观点、社会基本矛盾观点，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关系原理、两个绝大多数原理、两个必然原理、无产阶级政党原理、消灭私有制和两个决裂原理、人的发展原理、无产者联合起来等基本原理仍然是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后及整个一生的理论研究活动都是《宣言》基本思想的深入和系统化。但文中却说“问题在于人类至今还很难想象出一个可以替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更加合理的经济政治制度，”这不是对《宣言》的根本否定吗？原国防大学教授辛子陵借口恩格斯晚年曾经说过他否定了自己早期的一些看法，污蔑恩格斯自己否定《宣言》的基本观点。实际是恩格斯否定的是早期受抽象人道主义影响的看法，而不是《宣言》的基本观点。杨学功同志却也借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性和恩格斯的这句后，来作为对《宣言》基本思想的根本否定。列宁、毛泽东、斯大林正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新形势的特点和本国实践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推向新的历史阶段，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但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同样如此，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不同程度地都遇到挫折，理论和实践中也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左”的教条化的倾向。但绝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非科学性，不能证明其基本理论与实践是错误的。中国当今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人民群众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理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批判一切偏离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的错误思潮。而本次会议却把中国当今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同志一律斥之为“教条化、神圣化”、“僵化”、“老左”、“新左”。甚至批判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教育，甚至把坚持列宁主义也指责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实质是变相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

四、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认识中国当代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或者站在错误的立场和观点认识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不能不正视的客观现实是中国的官员腐败、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干群矛盾加剧、黄赌毒肆意泛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愈发严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实践性，必须对这些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之。但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极其严重。许多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者、教授、博导”或者搞完全脱离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纯学术的理论研究，把马克思、恩格斯当作类似康德、黑格尔那样的纯粹的学者，而不是看作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或者唯书唯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完全当做解读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的吹捧性的工具。如果某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去解读这些现实问题时，却运用西方普适价值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等解释之。如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南街村人民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政治、思想文化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巨大成就，而张曙光同志却单纯歪曲为只是“有个好家长”的模式，而根本否定南街村村民集体选择和集体劳动创造的结果，而且断言，由于村民“没有属于个人的私产和积蓄”，积极性也不会持久下去。

五、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变种普适价值理论解读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社会现象。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思想是资产阶级处在上述时期反对封建文化和宗教神学的思想武器，也是资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极其重要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批判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没有绝对排斥，对其一切合理思想都最大程度地汲取过来。包括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这些基本概念。但这些基本概念在资产阶级那里，其理论依据是唯心史观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赋予这些概念以科学的内容。突出强调这些概念的具体性、历史性、阶级性。强调这些概念作为意识形态归根结底也是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反映。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也应理直气壮地强调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但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解释、说明、运用之。但目前思想理论界包括相当多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者却硬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说明之，而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当代变种普适价值理论解释之，把其看作脱离社会现实、脱离历史、脱离阶级性的纯粹抽象的理论。如离开“消灭私有制”思想讲自由、平等、民主，离开阶级性讲法治等等。

三、思想理论界思想混乱的思想根源是“精致的利己主义”

    为什么会出现中国目前思想理论的思想混乱、文化圈地、歪曲和拒斥马克思主义等等现象，且整个思想理论界极其浮躁、急功近利。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根源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在作怪。

“精致的利己主义”是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2012年5月在一次关于教育问题的座谈会中讲到的。他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笔者非常赞同钱教授这个结论。我们知道，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不同于官员、商人、企业家，更不同于普通的工人、农民。其最重要的社会职责一是追求真理，二是弘扬社会风尚。但是改革开放实践中把亚当·斯密的所谓“看不见的手”思想简单照搬过来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各项改革的最重要的指导思想。所谓“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就是坚信人的本质是自私的，每个人都把追求自身物质利益摆在首要地位，由此客观上就会促进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种思想的实质完全否定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否定了集体主义价值观。也正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整个社会整个全民族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利己主义思潮空前泛滥、肆意横行，达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时期，且严重腐蚀了各级官员和各阶层人员，包括知识分子。同样也包括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钱理群教授这里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及其具体表现就是中国当今教育界及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形象写照。还有些同志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蜕变为“功利分子”。他们完全抛弃了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和弘扬社会风尚的职能。知识分子研究文化的最重要目的是研究社会生活中的是非美丑、真假善恶，是批判假恶丑、弘扬真善美，而现实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却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真善美及其与假恶丑的对立，且把假恶丑当做真善美，是非不分，善恶颠倒，美丑扭曲。近些年，媒体揭露的知识分子的这种状况比比皆是。所以人民群众才把教授、专家称之为“叫兽”、“砖家”。笔者以往所写的文章中也曾经说过，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变为商人和政客。这其中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者。

参加会议的七位教授、博导应该知道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关于真理观与价值观的内在联系吧，特别是李得顺教授曾是研究“价值论”的专家。当一个以研究社会和文化现象为主业的知识分子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也就是一切为了个人的名利地位而研究，由此能够获得客观真理吗？看看中国当今包括大多从事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为个人的职称、项目、金钱、荣誉和名利地位，且大多打着“创新”的口号。在他们看来，中国当今最陈旧、最保守、最僵化的理论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都从自己的专业角度，竭力夸大自己研究内容的永恒真理性，都在从不同角度贬斥、歪曲、丑化、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也相互排斥。而且为了达到所谓“创新”目的，不惜弄虚作假、歪曲事实、否定历史、甚至钻牛犄角，搞碎片式研究。有些学者把儒家当作“现代人的心灵鸡汤”，有些些学者一旦发现西方学者某些所谓新名词、概念之后，就如获至宝，迫不及待照搬过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创新”工作。如复旦大学以研究西马著名的俞吾金教授发现西方哲学中的“差异分析法”之后，如同发现新大陆一样，立即照搬过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系，把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内容、角度、重点的不同夸大为理论的根本区别，且把恩格斯开除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行列。这就是“精致利己主义”必然导致的后果。中国这些年，教授、博导、硕士、博士包括马克思主义学科火箭般地发展，各种科研论文、著作、项目也是几何数般地增长，但有真才实学、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究竟有多少呢？以“马克思主义”名义糟蹋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还少吗？

会议发言中多次提到自由主义等西方思潮对中国的影响。但在这些学者眼中，不是西方思潮已经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危害作用，而是批判过度。如文中说“当前几种主要思潮几乎都朝向一个目标：抵制‘西方’、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而其表层话语的背后，是反对民主和法治，反对保障人权，是反对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狭隘心态。”“左派(包括老左和新左)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一个重大偏差就在于，没有摆正马克思主义跟自由主义的关系。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变成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大家知道，亚当·斯密就是西方自由主义的鼻祖，其经济学理论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来源，但这个理论毕竟是鼓吹人本性自私的理论、是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根本对立的理论。怎么能够把这种理解归结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偏差”呢？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中确实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人权、平等、民主、法治思想，但马克思主义的人权、平等、民主、法治虽然也与其是使用共同的概念，但其内涵与基本内容也是根本对立的。怎么能够一批判自由主义理论，就是反对“人权、法治和民主”呢？几位学者如此抬高和崇拜自由主义理论，实质是崇拜以自私为人本性的资产阶级的“人权、法治和民主”，反对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权、法治和民主”。也正是这些学者自觉不自觉地都信仰这种自由主义理论，内心深处就是把人本性自私论作为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和指导思想，当今的具体表现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这既是中国思想理论界思想混乱的重要表现，也是根源之一。

四、克服中国当今思想理论界思想混乱等现象的根本途径。

本次会议指出目前中国思想理论界思想混乱、文化圈地等现象之后，认为克服这些现象和问题的主要或根本途径是 “搭建平等交流交锋的公共思想平台”，“要从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让大家都有话好好说，目标一致，都是为了走好中国道路。各人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彼此能够互相尊重，把是非明确了，然后交给实践，交给历史去检验。”七位学者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现实中根本做不到。根本原因就是当今中国几大所谓派别、思潮对立的实质是中国意识形态对立的尖锐表现，是中国当今对立利益集团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由此造成奋斗目标根本不一致。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其最终的奋斗目标是共产主义。这种文化可以最大限度的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合理因素，但不可能与其他文化平起平坐。执政者究竟如何汲取和评判其它文化，如何择取哪些合理因素，一是取决于自身立场是否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边，二是取决于自身的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方法论。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方法论不同，对什么是“真理”、“实践”、“历史”本身都分歧极大，谈何共识、谈何实践和历史检验？笔者认为，克服中国当今思想理论界思想混乱等现象的根本途径应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学者自身反思做起。

一是反思我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中国共产党党章和国家宪法明确指明，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其根本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是阶级性实践性、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当代人类最优秀的、最先进的文化内容。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学科研究人员首先必须旗帜鲜明地拥护它、坚定不移地信仰它。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同一语。而中国当今思想理论界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共产主义信仰丢了，对社会主义一定要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发生怀疑了，包括参加会议的几位马克思主义学者。扪心自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如此动摇，不能够为之而奋斗，谈何与其他学者思想交流，谈何真正的共识见解？谈何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人民幸福？

二是反思我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坚定信仰的同时，必须真正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精髓，不能受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和修正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错误思潮所影响，而且要自觉同这些错误思想做积极的斗争。而目前相当多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者、教授、博导自身就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停留在表面词句的一知半解基础上，稍遇错误思潮就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发生质疑，甚至跟着错误思潮也声讨和批判起马克思主义来，且拾人牙慧，把西方学者的名词概念照搬过来，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创新”。可见我们这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教授、博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如此之浅薄。稍微熟知《共产党宣言》的同志都知道第一章第一句话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思想。列宁说，只承认阶级斗争而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人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连阶级斗争理论都不承认的人能够是马克思主义者吗？如此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素质和水平，如何与其他学者真正进行摆事实、讲道理的思想交流活动呢？如此能够为党和国家提供真正积极的建设性的意见吗？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当务之急就是老老实实坐下来，认认真真读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书，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并努力转化为我们自身的内在素质。这是进行一切理论活动的首要的前提。

三是反思我们自己的学风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多次讲过，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毛泽东多次说过，要改造我们的学习风气，要确立以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的研究方针。他还说过，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全在于引用，如果你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一两个实际问题，你就有了成绩，被你说明的问题越多，你的成绩就越大。因此也就是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绝不能停留于从概念到概念理论脱离实践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纯学术研究上，更要深入到社会主义实践中努力回答现实问题，特别是回答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人民群众迫切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对此作出真假、是非、美丑的判断和有理有据的分析。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竭力回避中国社会极其尖锐、突出的社会问题，或者不能做出科学的回答，甚至跟着错误思潮跑，那就不是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某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自觉不自觉迎合社会上反毛非毛的错误思潮，直接间接攻击和诋毁毛泽东理论和实践中对中国革命、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运动做出的极其伟大的贡献。这样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学者、教授、博导是地地道道的假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人能够进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吗？

四是反思我们自己的为什么人的世界观和立场问题。任何文化都是化人的文化、塑造人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首先塑造的就是为共产主义事业、为无产阶级彻底解放奋斗终身的战士。《共产党宣言》讲到“两个绝大多数”，也讲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问题。毛泽东说，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存在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为什么人的世界观问题，是站在大多数人民群众一边，还是站在少数既得利益集体一边，站在利己主义一边。如前文指出的，许多知识分子的确已经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包含相当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此世界观如何能够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和进行平等的思想交流呢？强化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仅关系到自身发展提高和自身素质、能力的问题，也是正当的文化交流和学术深入的极其重要的前提。不正视、承认和改造我们自身世界观不同程度地存在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影响，不自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也同样不能进行真正意义的学术交流。

五是反思自身是否存在英雄史观思想问题。唯物史观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就是群众史观，而群众史观的对立就是英雄史观。必须承认形形色色的英雄史观思想极其严重地存在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队伍中，他们以自己的教授、博导以及名校及各种荣誉地位为资本，不仅瞧不起没有学历、文凭的普通工人、农民，甚至对非教授、博导，对非名牌高校教授、博导也瞧不起。任何自身资历、地位、荣誉稍高于他人时就趾高气扬、摆臭架子，且把资历、地位和荣誉当作“真理”的化身。听不得他人的不同见解和认识。即使资历、地位相当，也是文人相轻，相互瞧不起。这些现象在马克思主义学者队伍中也非常严重，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不亚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学科。因此摆在马克思主义学者面前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在追求真理问题上要真正树立群众是英雄、人民是英雄的思想，真正树立民主、平等的思想。虚心向他人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小人物学习，且能够与小人物平等地交流讨论问题。

其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革命性。

一是要实事求是地认识整个世界和中国的最显著和突出的问题仍然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势力和思想激烈斗争的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共产主义”的幽灵仍然如其诞生时那样，当代也受到国际国内各种反动势力的形形色色的“围剿”。近些年在中国大地泛滥的普适价值、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就是围剿“共产主义”的具体表现。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从这一视角认识中国当代一切社会矛盾的深层次根源，认识当今真善美与假恶丑对立的表现和焦点。如中国当代腐败问题。其实质绝不是如官方媒体和某些学者所说的，只是对权力的滥用，而是中国当今活生生的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典型表现。

二是要深入到人民群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实践中。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中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其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其使命也是参加今日的一切为社会主义事业战胜资本主义的现实的斗争实践中，积极宣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且与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结合起来，努力实现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的结合。

三是要批判和反对一切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想，批判和反对一切修正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马克思主义学者如果竭力回避中国当今意识形态领域里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回避当代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倒退的斗争焦点，就绝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而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反马克思主义者。

四是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待权力者，对一切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必须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宣传，而对于错误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必须给予批评和建议，应该有马克思那种“临到触犯当权者也决不退缩”的批判斗争精神。

五是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存在的问题极其之多，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根源是什么，究竟如何解决，都需要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此最大量的调查研究和给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回答，一方面为各级政府科学决策和修正现有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事实依据，另一方面也是深入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源泉和动力。

再次，各种文化研究人员也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科学认识和评价任何文化内容都必须有一定意义上的世界观、历史观、方法论做指导。在错误的世界观、历史观、方法论的指导下不可能对其做起正确的评价。以往的文化内容或多或少有包含一定意义上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总体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任何文化研究在具有一定学术性的同时，也一定具有现实性，也一定为一定的阶级和政治集团、一定的社会群体服务的。社会主义的文化研究必须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服务，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文化学者研究的具体的文化内容不同，但研究的目的应该是共同的。这也就要求研究任何不同文化内容的学者也都要学习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也要自觉改造世界观，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利己主义的影响。由此才能与其它文化研究人员形成共同的学术交流和思想碰撞的平台。没有这一条件，或者仍然顽固地把马克思主义看作错误理论而绝对排斥，“搭建平等交流交锋的公共思想平台”完全是一种空想。（201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