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关于台湾问题的五个基本判断

点击：作者：乔新生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发布时间:2021-10-11 07:5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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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少数学者主张，学术研究应远离政治，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台湾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法律问题。分析台湾问题，应当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直面现实，洞察真相。

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2021年10月9日

关于台湾问题的研究，似乎引起广泛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学术研究应当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不应该对台湾岛内的政治问题说三道四。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海峡两岸研究机构彼此交流，研究台湾和大陆的现实问题，对于增进了解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学术研究应当是“解释”，而非“判断”，关于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趋势，应该由海峡两岸的政治家们作出判断，学术研究应当是解释海峡两岸的政策或者海峡两岸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这些学者可能忘记了，判断包括事实判断，也包括价值判断。

坦率地说，这些争论涉及到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基本概念和方法，同时也涉及到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取向问题。

海峡两岸关系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但是，海峡两岸关系研究由于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时刻注意海峡两岸的政治动向，根据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现实，对未来作出判断。假如海峡两岸研究只是闭门造车，不了解海峡两岸发展的现状，也不了解海峡两岸的政治博弈情况，那么，所谓海峡两岸研究，充其量只不过是冬烘先生的自娱自乐，没有学术价值。

海峡两岸研究的著作汗牛充栋，研究涉及海峡两岸的方方面面。但不无遗憾的是，少数研究对海峡两岸现状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是因为一些学者故意回避现实，不愿直面矛盾，无视台湾岛内的政治撕裂现状，而只是把台湾岛内的政治斗争，看作是所谓“民主常态”，甚至把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公然违反法律的做法，看作是单纯的政治操作，结果导致台湾问题研究，变成了歌舞升平，粉饰太平。

海峡两岸关系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两岸对峙状态，由于存在一个中国的基本共识，虽然老死不相往来，但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海峡两岸相安无事。可是如今，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拒不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甚至把大陆称之为“邻国”，从而使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陡然增加，台湾随时都可能会被分裂出去，成为一个所谓“独立国家”。

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不惜一切代价，在国际社会制造事端，已经导致欧洲联盟一些国家试图通过修改“在台机构”的名称，改变现状。法国国民议会的议员甚至公然声称，台湾在法国的代表机构，实际上是“大使馆”，而法国在台湾的办事机构实际上是在台湾的“领事馆”，声称到台湾访问不需要经过中国政府同意。这种公然分裂中国的行为如果持续下去，那么，大陆所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空气振动。

正因为如此，从事台湾问题研究，必须面对现实，拨开云雾，发现事实真相，并且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首先，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不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已经变成一个法律问题。如果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制裁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的违法行为，那么，所谓建设法治国家，也就变成一句空话。

大陆对台湾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都是建立在依法办事基础之上。由于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公然违反法律，因此，大陆对台湾的制裁措施都是在捍卫法律的尊严，维护国家的法律体系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倒行逆施，拥兵自重，甚至通过购买美国军火、自己制造武器，试图长期武装割据，这是中国大陆绝对不能答应的。对台湾采取行动，是一种法律行为，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是为了惩治颠覆国家的犯罪分子。如果对大陆采取的行动只是从政治的角度理解，认为海峡两岸只是存在政治分歧，而没有意识到，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的行为已经违反国家法律，那么，在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就会优柔寡断，患得患失。

台湾问题不可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因为海峡两岸法律都有明确规定，一个中国的原则不容挑战，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都是犯罪行为。大陆对台湾采取的行动，是捍卫法律尊严的正义之举。如果台湾问题拖延下去，那么，将会有更多的国家与台湾建立所谓官方关系，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难度将会越来越大。

第二，解决台湾问题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台湾问题之所以敏感复杂，就是因为台湾岛内执政当局不赞成一个中国的原则，试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如果采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那么，将会在国际社会掀起轩然大波，中国将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不排除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制裁措施，中国现代化有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

这些观点不是杞人忧天。如果采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一些西方国家一定会兴风作浪，制裁中国。中国将会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但是，面对台湾岛内嚣张的分裂国家行为，面对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岛内推行台独路线的政治主张，如果不采取行动，那么，中华民族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绝对不能优柔寡断。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坚如磐石，实现和平统一的愿望不会改变。不过，现在看来，和平统一希望渺茫。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以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那么，台湾问题有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棘手。

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强与台湾的所谓“官方关系”，把加强与台湾的“官方关系”视为天经地义的时候，大陆采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将会承受难以想象的压力。既然如此，快刀斩乱麻，一劳永逸地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可以避免久拖不决，给中国带来更大的损失。

第三，台湾岛内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爱国同胞逐渐凋零，台湾岛内的民意基础已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中国国民党的政治纲领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可是，中国国民党一些政治领袖早已忘记了党的基本宗旨，把一个中国搁置起来，在现实生活中强调各自表述，甚至争取所谓的国际空间，就是要在国际社会制造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假象。

台湾问题久拖不决，台湾岛内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爱国同胞将越来越少。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在台湾民进党执政期间，推行台湾独立的教育，从而使台湾青年心态和国家观念发生变化，他们认为台湾就是“国家”。当前在台湾岛内，把台湾视为一个“国家”的现象非常普遍。多数台湾人都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如果无视现实，自欺欺人，那么，在台湾问题上有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决策。

既然台湾岛内支持台湾是一个“国家”的居民越来越多，那么，争取台湾民众，实际上是一种自娱自乐的行为。只有牢牢地控制台湾地区，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并且按照一个中国的原则进行政治识别，增强台湾居民的身份认同，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

第四，西方国家是否会干预中国实现国家统一，这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台湾问题之所以久拖不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外部势力干预。美国不断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美国民主党政府一方面希望台湾海峡硝烟弥漫，中国陷入内战；但是另一方面，又担心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挑起事端，促使大陆采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在台湾的既得利益不复存在。因此，美国希望扮演“黑老大”的角色，关键时刻踩刹车。

大陆一些学者天真地认为，只要中美关系改善，台湾问题就能得到解决。美国之所以在台湾问题上两面三刀，就是希望借助于台湾问题牵制中国，把台湾问题变成中国现代化的拦路虎。如果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台湾问题，把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中美关系改善上，那么，最终必然会导致台湾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解决台湾问题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

第五，解决台湾问题是否中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学者存在错误认识。他们认为实现现代化，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然解决台湾问题之后，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确保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稳定，为什么要把台湾作为优先解决事项呢？

这些学者主张的潜在含义是，既然大陆坚持一国两制基本原则，台湾同胞决定自己的事情，那么，也就没有必要大动干戈，采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相信台湾岛内的居民在周期性的民主选举中，会选择正确的方向，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的倒行逆施，必然会遭到台湾选民的唾弃。

这种观点表面上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如果任由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在台湾岛内兴风作浪，那么，台湾独立可能性将会越来越大，国家分裂将会产生连锁反应。如果不能以大无畏的决心和勇气，彻底解决台湾问题，以雷霆万钧之势，将台独势力彻底摧毁，把台湾岛内主张台湾独立的犯罪分子押上审判台，接受审判，中国将永无宁日。

解决台湾问题，可以产生示范效应。任何试图背叛国家的犯罪分子，都将被绳之以法。任何试图分裂国家的犯罪组织集团，都将彻底覆灭。对待叛国分子，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关于台湾问题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部分。研究台湾岛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对于判断台湾岛内发展趋势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任何一项研究，都有助于人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台湾岛内所面临的问题。

笔者多次指出，应当对台湾岛内的居民进行仔细辨别，研究台湾岛内居民的构成，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科学的田野调查，了解台湾岛内居民的政治倾向和对待大陆的态度，为实现国家统一做好充分的学术准备。如果只是从微观的角度看待问题，而没有从宏观的角度，正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乱象，那么，有关台湾问题的研究很可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笔者再次重申，希望国家早日和平统一，但是，出于对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各项政策的分析，特别是对中国国民党长达30年的跟踪研究，笔者得出的结论是悲观的，台湾岛内的主要政党不赞成国家统一。海峡两岸政党协商，签订共同纲领，只能是大陆的美好愿望。虽然中国国民党内的一些政治人物主张海峡两岸签订和平备忘录，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台湾岛内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的中国国民党人士，所坚持的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因此，政治基础不同，讨论只能停留在“事务性”问题上。当务之急，是要突破上个世纪的“事务性”共识，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形成新的共识。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乔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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