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阳：构建东岳村脱贫帮扶新型合作体的实践与思考

点击：  作者：罗志阳    来源：昆仑策网  发布时间:2021-06-10 12:30:13

 

经过半年多的酝酿，2018年4月3日，屈家岭农商银行、库神农资、东岳村三方正式签订支持东岳村产业发展合作协议，标志着东岳脱贫帮扶新型合作体正式启动运行，如期发放贷款70万元；4月12日，东岳脱贫帮扶新型合作体在屈家岭农商行举行集中放贷仪式，如期放贷320万元。因为资金充足，项目科学，当年底东岳实现整村脱贫。2019年3月22日，东岳脱贫帮扶新型合作体宏福农民专业合作社挂牌成立；4月3日，东岳村党员主题活动日活动，倡议全体党员再立新功，随后由退休党员张玉兰等四人牵头成立东岳脱贫帮扶新型合作体风俗队，引导移风易俗。脱贫帮扶新型合作体的组建，极大推动了东岳及周边村(队)各项事业，得到参与各方好评，中新网、湖北日报、荆门日报先后报道，湖北省农商行、荆门市人民银行、荆门市农机推广中心等也给予了高度关注和肯定。

 

一 探索构建东岳脱贫帮扶新型合作体的实践

 

(一)基本思路

 

顺应市场，创新机制，用活资源，统筹提升。

 

(二)新型合作体组成

 

东岳村脱贫工作管理区级包联领导策划并跟踪指导，管理区脱贫帮扶单位、屈家岭农商银行、东岳村委会组织协调，企业、农户踊跃参与。包联领导、脱贫帮扶单位、村委会、银行、企业、农户六位一体，将产业发展、农户增收、企业购销、银行存贷、用工就业等多方面整合，互补共赢，整体提升，实现可持续长效脱贫和全社会各项事业健康、平衡发展。

 

(三) 新型合作体合作要点

 

1.农户向屈家岭农商行申请贷款，承诺农产品销售收入在农商行开户存放。

 

2.贫困农户贷款由库神农资提供担保，并给予一定额度的贴息。

 

3.农户按需优先购买库神农资产品，库神农资保质保量并不得高于同类商品市场价格供货。

 

4.所有库神农资用户明确为库神农资示范户(基地)。

 

5.相关各方用工，东岳村民（含贫困户、非贫困户）优先。

 

(四) 新型合作体运行规则

 

1.务实守信，自愿参与。

 

2.资金跟着项目走，项目要跟东岳脱贫帮扶新型合作体挂钩。

 

3.项目策划、放贷额度由农户、农商行、库神农资、东岳村委会商定。若有异议，由管理区级包联领导召集农户、农商行、库神农资、东岳村委会、脱贫帮扶单位组成评审会评议决定，特殊情况可请相关专家参与咨询。

 

4.贷款覆盖东岳及周边村(队)，贷款户包括贫困户、非贫困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合作参与工商企业。

 

5.服务脱贫，服务发展，服务群众，高效便捷。

 

(五) 新型合作体运行情况

 

东岳村国土面积5.4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5000亩，主要种植水稻、小麦、玉米、大豆、蔬菜等农作物，并发展养猪、养鸭等产业。全村416户，人口1054人。2018年10月有建档立卡贫困户69户187人，占总人口17.7%。主要致贫原因为疾病、伤残、缺技术和自然灾害。

 

脱贫帮扶新型合作体成立以来，运行顺利,东岳村于2018年底实现整村脱贫。

 

截至2019年1月21日，屈家岭农商行向东岳村民累计发放贷款55户489万元，其中，贫困户18户105万元。按贷款方式划分：信用贷款50户374万元，抵押贷款3户45万元，库神农资担保贷款2户70万元。按投放用途划分：养殖业8户170万元，种植业31户210万元，其他经营16户109万元。

 

贷款农户经营收入1890万元，还本付息357万元，库神贴息0.3万元。东岳村民在农商行开户106户，较脱贫帮扶新型合作体成立前增加51户289万元;在库神农资购买农资商品7.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6.8万元。屈家岭农商行新一轮贷款增加资金投放89万元，农户增加15户。

 

（六）新型合作体拓展思路

 

1 稳步扩大新型合作体规模。在空间地域方面，覆盖地域越大，资源越多。新型合作体允许东岳周边村队加入，条件成熟时，还可以根据需要发展飞地经济。新型合作体运行初期，已有新台村加入，并获得贷款200余万元。在主体规模方面，企业、社会组织、人口等主体越多，市场、社会越活。新型合作体参与企业，必须对新型合作体有所贡献才能放贷，贡献方式可以多样化，如收购新型合作体农产品、吸纳新型合作体村民就业、在新型合作体范围内发展产业，等等。目前，已洽谈引进湖北世纪兴辉餐饮管理公司、聚汇农业、福利面粉、鑫盛食品等企业加入新型合作体，指导农户种植蔬菜、小麦、玉米等作物并包销；崔永、李代明家庭农场正在筹办之中。

 

2.积极完善新型合作体功能。脱贫帮扶新型合作体是一种新型经济、社会组织，是市场资源整合、社会运行机制创新的成果。脱贫帮扶新型合作体的功能，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功能，包括生产、服务、金融等。在生产方面，新型合作体可内生培养、外在招商引进，极力挖掘市场资源，做大产业。在服务方面，新型合作体可依托成员单位政策、技术、信息等优势，为各类主体提供便利。在金融方面，新型合作体可发挥规模效应和信用优势，吸引更多金融资源。

 

二是文化功能，包括乡俗家风、社会舆论、生态环境、休闲娱乐等。东岳风俗队作为开放组织，不囿于党员参加，不固定队员人数，不限定活动方式，是很好的实践。一些老弱病残之人，虽不能从事生产劳动，但一旦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武装起来，即可以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尖兵。队员们走街串巷，品评身边人事，引导乡风民俗，甚至亲自帮忙做卫生、看护老弱，既让村民各尽所能实现存在价值，增强生活信心，又强化了村民之间的沟通交往，便于扭转社会上的各种不良风气。风俗队活动情况，按月在党员活动日向村党支部汇报，接受指导。

 

三是一定的政治功能。新型合作体不是一级党政机构，但让管理区工委委员、区直部门主要领导直接与企业、农户融为一体，共谋发展；新型合作体不以盈利为目的，没有权利之争，依法依规开展活动，阳光透明，民主高效。新型合作体的成功，真正体现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宗旨，有利于融洽党群关系，强化党的执政基础。

 

3.适时壮大新型合作体集体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型合作体集体经济的规模，是新型合作体发展的压舱石，决定新型合作体的发展水平和质量。新型合作体所辖市场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将根据得到新型合作体帮助大小，适当提供资金，交由新型合作体统一管理经营，用于新型合作体公用设施、文化事业等建设。条件成熟时，新型合作体可组建投资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建设公司、咨询公司、文化公司等机构，负责相关经营和服务。

 

4.合理推进产业多元布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新型合作体不贪大求全，但必须具备一定产业规模。根据地域大小、自然禀赋、人口条件、市场需求、技术进步等，新型合作体将逐步完善产业结构，拉伸产业链条，提升盈利能力和整体抗风险能力。东岳村以种植业为主，在农业机械、养殖方面有一定基础。卢冲家庭农场有土地2000亩，经营蔬菜、粮食、桑葚种植，并提供农资销售、农技服务，2018年发展南瓜种植，吸纳20户贫困户入股，当年实现产业分红5万元。杨国营家庭农场养鸭2万只，加工蛋品畅销多省，有意以淘汰成鸭、鸭苗作饲料发展鳄鱼养殖业务。宏福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围绕农机服务开展经营，可以在新型合作体内、外开展耕作、农机维修、农田水利、农机信息等业务。2019年夏收，合作社组织100余台农机300余名操作手开展粮食收割服务，经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前后作业1个多月，车均纯收入近8万元。

 

5.深入推进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就是要把过去不能用的钱拿出来用，并且确保安全。市场体制之下，金融是经济的血脉，是产业的精髓。要为产业提供充分的金融支持，必须创新。一是进一步增强金融服务能力。要在增加合作金融机构数量、优化融资方式等方面持续用力。2018年中银富登村镇银行已加入新型合作体，并放贷200多万元。2019年有邮储银行对东岳村整村授信。二是通过创新增强风险防范能力。新型合作体金融风险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项目盈利能力不足；另一方面，融资人信用缺失。东岳脱贫帮扶新型合作体通过专家咨询评审确定项目，通过完善新型合作体社会功能增强社会控制能力，两种途径确保项目盈利、市场主体诚信的实现。

 

二、几点思考

 

（一）破除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是克难攻坚的前提

 

我们遇到的任何困难和问题，都由既往的思路和措施导致。所以，孔老夫子要“吾日三省乎己”。事到万难须放胆，关键要在自我头脑之中闹革命！更新思维，重建路径，彻底破除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是克难攻坚的前提。这应该是一种规律，脱贫事业当然也不例外。

 

在扶贫领域，我们的思维定式可概括为行政思维。主要表现有：一是上面命令式，官僚主义；下面应付式，形式主义。层层下交，层层开会，层层安排、部署、考核——上推下卸，最后都在村级落实。实际上，村干部又把任务交给了贫困户本人，美其名曰“不能包办代替”。如果贫困户自己能够有思路、有办法致富，他们就不会是贫困户了！二是等靠要，依赖财政转移支付。扶贫工作中，最实惠的政策是危房改造、易地搬迁、社保、健康扶贫、教育扶贫、贷款贴息等，相关费用或直接或间接都来源于各级政府财政收入。在当前情况之下，地方政府性债务本来就大，很多县级财政都处于保吃饭状态，社保、医保濒于穿底。如果完全依赖以上政策，即使为了迎接检查能兑现于一时，也绝对难以为继。三是急于求成，便于邀功宣传。为了让脱贫工作快速见效，帮扶政策层层加码，帮扶标准一再提高，最后可能因为财力有限不能兑现，造成边缘户要进来、贫困户有意见、上级不满意、自己很为难的“四难”局面，诱发干群矛盾，损坏党和政府形象。四是长官意志，转嫁负担。要求企业、机关工作人员对口帮扶，甚至捐款捐物，增加了相关人员经济负担，也非长久之计。其他如制订标准一刀切，具体帮扶中机械、片面、被动、敷衍等现象，比比皆是。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与行政思维相配套的脱贫路径，就是数据依赖。主要表现形式有：财政“给”，慈善“捐”，数据“算”，资料“编”。因此，出现了补助脱贫、注水脱贫、造表脱贫、算账脱贫、应急式脱贫、一过性脱贫和各种返贫，不胜枚举。帮扶前后，种地还是那几亩，养猪还是那几头，家庭人口也没有变，子女上学尚需多年才能就业……仅仅一次输血，没有形成自我造血功能，咋就一下子能脱贫呢？

 

脱贫攻坚，必须将行政思维调整为市场思维，将数据依赖调整为产业发展，要运用经营的办法、营销的眼光高效整合资源，才能真正成功。贫穷，首先是一个发展不够的问题，是经济的问题，靠市场的办法解决，才是长久之道。脱贫攻坚的考核指标，也要由过去的数据依赖，调整为看数据、更看产业发展。

 

（二）优化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个体长效脱贫的根本

 

据入户调查，致贫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客观条件、基础设施、自然灾害、健康状况、技术技能等等。实际上，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生产、生活方式。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国际上，没有资源的以色列，强盛、富庶；资源丰富的阿拉伯国家，普遍陷入资源依赖、发展落后的窘境。在国内，资源匮乏的浙江温州、广东潮汕、福建晋江等地，经济发达；资源丰富的内蒙、山西等地，反而发展不够。这些判若云泥的事例，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发展不论客观条件，幸福就靠生产、生活方式。

 

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能动统一。通俗地说，生产力是生产要素整合能力，生产关系是调动人的能动性的操作方案，生产方式就是包括人在内的生产要素的整合模式。科技含量的提升，经营模式的优化，管理水平的提高，都是优化生产方式的路径。可以说，要致富，必须首先优化生产方式。

 

生活方式一般指物质资料消费方式、精神生活方式等，包括生活态度、作息规律、卫生习惯、饮食习惯、消费习惯、子女教育、家庭关系等多个方面。通俗地说，生活方式就是生活资料、闲暇时间的使用和安排模式，就是人们在各种生活领域的行为习惯。不良生活方式，可以导致子女失教、家风败落、疾病多发等，造成各种“人祸”。可以说，要防贫，必须首先优化生活方式。

 

历史地看，我们党和政府开展扶贫工作已有几十年了。为什么贫困地区还在那些地方，没有脱贫的还是那些人？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找到合适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甚至数十年没有改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这，也是很多贫困人口贫病交加的原因。我们提出了“扶贫要扶志和扶智”，贫困户也有强烈的致富愿望，但为什么不能改变现状？因为生产、生活方式反作用于人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落后生产、生活方式的惯性作用是异常强大的，如果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家庭状况即使一时好转，也不可持续。

 

优化生产、生活方式，是个人问题，更是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需要市场和社会等多种力量干预、引导才能真正实现。只有综合利用经济、文化等手段，全面调动个人、社会多种力量，彻底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扶志和扶智才能落到实处，脱贫才能可持续。

 

东岳脱贫帮扶新型合作体引导建设家庭农场，组织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引导延伸产业链条，组织贫困户到产业大户务工，都是引导优化生产方式的具体行动。组建风俗队，队员进村入户、串门聊天、品评传播，沟通生产信息，督促家庭建设，引导社会风气，激励个人向上，鼓励互帮互助，承担干预、引导、优化和巩固新型合作体内生产、生活方式的职能，确实起到了“牵动四两拔千军”的作用。

 

(三)用活资源、统筹提升，是政府主导区域脱贫帮扶的核心

 

不同的区域，就是不同的社会。任何社会，都有丰富的发展资源。在政治方面，有党、政、军、群和社会组织等资源；在经济方面，有劳动力、土地、管理、技术、信息、人才、资本和自然禀赋、特色产品、企业、产业等资源；在文化方面，有人文历史、文物古迹、村风民俗、文体艺术等资源。以上资源，在市场体制之下，相互支撑、相互转化，共同支撑区域发展。因此，不同地域，在发展空间上，又有一、二、三次产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向的不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人口是最为重要的发展资源。人是一切社会因素中唯一活的因素，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多元角色的叠加，是身心灵的统一。作为自然产物的人，生老病死、吃喝拉撒、喜怒哀乐；作为社会产物的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或主动或被动全面参与生产、消费、交换、分配的全过程。人有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追求，必须在社会生活过程中得到实现。自然人和社会人，生产者和消费者，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政治、经济、文化角色，生理、心理以及灵性的需要，等等，既是人利用资源的结果，又是他人可资利用的资源。贵州黎平盖宝村用好因“封闭”而保存完好的侗族民俗文化资源，把七个村姑打造成网红“七仙女”，带领全村致富，就是用活资源的典范。

 

有是资源，无是资源；虚是资源，实是资源；好是资源，坏是资源；供是资源，需是资源；富是资源，贫也是资源。有人，一切皆有可能；有思想，一切可能都能实现!用活资源，一是要充分发掘资源，二是要科学整合资源，三是要高效运用资源。

 

政府主导区域帮扶，就要拿起显微镜，充分挖掘所在区域的一切资源，拆分、组合，规避、创造，在市场的大海之中，以经营为手段，以创新为支撑，优化生产、生活方式，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发展出一种适合本地实际的、新的区域性社会模式和社会形态。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针对当时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现状，提倡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效率原则的要求，先富地区和人群在全社会也起到了示范效应。但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马太效应，是社会的底层规律。当前存在的地区差异、贫富悬殊，即是马太效应作用的结果。如果不加以有力干预，必然加剧贫富分化，导致社会撕裂。数千万贫困人口的沉默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望，富裕人群的沉默资产和为富不仁，必然造成严重经济社会问题，甚至干扰国家发展方向，进而引发全社会重大政治困扰。

 

我国当前存在的贫困问题，有总体上发展不够的问题，毕竟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包括区域、阶层、群体等的不平衡。否则，我国GDP世界第二，人均财富占有量完全应该能够保证全体国民摆脱绝对贫困。

 

统筹提升，一是要发展，总量提升。水涨才能船高。二是要统筹，规避马太效应。要在发展过程中，让弱势方面提升大，让优势方面提升少，最后实现区域、阶层、个体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各项事业相对平衡发展。

 

东岳脱贫帮扶新型合作体成立以来，活用资源，以产业发展开篇，继之以社会文化建设。在支持产业发展方面，对产业大户、贫困户一视同仁，都给予了金融、技术、营销方面的支持，并要求产业大户吸纳贫困户就业，对贫困户发展产业予以帮扶指导。在产业发展和贫困户生活有一定提高后，以党建带动社会文化建设，组建由党员牵头的风俗队，引导社会舆论，传播正能量，用文化建设为脱贫帮扶新型合作体的进一步发展保驾护航，实现既调动政治、文化资源支撑经济发展，又追求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相互拉动、共同提升。

 

（四）重构基层社会，实现良性运行，是脱贫帮扶新型合作体的内在逻辑

 

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是人类生活的共同体。社会具有整合、交流、导向、扬弃的功能，藉此完成人的社会化，实现社会成员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支撑社会有机体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当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系统之间，以及各系统内部不同部分、不同层次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社会就处于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状态。社会主义社会从根本上、总体上是能够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不仅宏观上能，而且微观上也应该能。中国人的主流心理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主义制度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它与生产的社会化方向是一致的，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因。有社会学家认为，建国初期一段较长时期，我国党风优良、政治清明，社会风气正、人民精神面貌好、生产恢复发展快，社会障碍等因素被控制在很小范围内，我国社会处在一种初级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状态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进程加快，城市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人口，导致乡村社会解构。城市之中，农民工进城，民营（个体）经济发展，社会组织性削弱，城市社会也呈离散状态。十八大以前，社会上出现的道德滑坡、贪赂公行、信用缺失、黑恶猖獗等严重问题，就是乡村社会解构、城市社会离散所导致的恶果。

 

东岳脱贫帮扶新型合作体的成立，抓住扶贫攻坚这一重大政治契机，以包联领导为纽带，借助村集体、银行、企业等经济社会资源，把乡村社会整合起来，构成一个全新的“熟人社会”。在新型合作体之中，舆论压人，面子值钱，社会资本可积累。包联领导、脱贫帮扶单位和村组织适时引导，激发个人对实现社会价值的追求，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追求个人价值，是由人的自然属性决定的本能。个体对人的社会价值的追求，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实现。

 

东岳脱贫帮扶新型合作体重构基层社会，降低了基层社会交易和治理成本，重建了社会信用机制，一定程度上实现区域性社会良性运行。群众对此认识也十分透彻。养殖户李代明在争取贷款时说：“我一定会把钱还上的，否则，我在这个地方难以为人。个人姓名上了失信名单，我不能坐车坐飞机，也不可能到外地生活。那么，在这个社会上，就没有我的立锥之地了。”

 

风俗队成立至今，因多种原因，运行尚不尽如人意，但村民交流频繁了，社会功能增强了，社会层面展现出了温情、融洽的氛围，社会舆论中正能量也凸显出来，一些歪风邪气已不敢在社会上露头。

 

（五）党的力量向基层倾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应有之义和历史担当的必然之举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体制，我国才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国家治理体系。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中央政权治官至县，县以下由小吏治民；县为流官，小吏多由本地人担任。中央政府的赋税徭役由小吏组织落实，小吏的薪酬不在中央预算之内，直接由庶民承担。在政权体系之外，另有宗法体系，由乡绅掌握话语权，对国家治理起到重要辅助作用。

 

长此以往，中国社会就由王朝建立之初的金字塔型，逐步演变为立式哑铃型(不论从政治、经济、文化的哪个维度来看，总是一头轻一头重)，一端为权贵，另一端为庶民，连接杆为小吏和乡绅。随着压迫加重，庶民窘困日盛，最后哑铃两端发生翻转，又开始一个新的演变周期。由此形成了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现象：任何朝代，一般兴盛300年左右，最后均因庶民生活困顿，加入到政治集团争夺政权的斗争而改朝换代。这也是黄炎培延安晤对所谓之“周期律”。值得指出的还有，如果改朝换代不顺利，一般会混乱400年，甚至出现灭族风险。

 

应该说，关于周期律的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上已经解决，并仍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初心和宗旨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政治上，“以百姓心为心”，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践行群众路线，人民当家作主，党政干部、国家公职人员是人民公仆和服务员；经济上，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合法发展；文化上，“二为”、“双百”，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全体中国人民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结成一个同心圆球体，工农兵学商混融为一，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破除利益固化的惯性，没有阶级阶层分裂、贫富悬殊和长期性、根本性利益冲突，从制度和文化上避免翻烧饼。正如毛主席所说：不让群众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建国以来，我们所做的一切，如社会主义改造，是要结成球；发展工业，是要积累家当；改革开放，是要改善群众生活，都是破解周期律的探索。我们的探索是成功的，终于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机遇。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博通古今的雄韬伟略，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建成小康、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包括正风反腐、脱贫攻坚、党政机构改革、扫黑除恶、风险防范等重大战略行动，是与破解周期律一脉相承的战略思路。

 

推进党的力量向基层倾斜，强基固本，是习近平思想的应有之义和历史担当的必然之举。

 

首先，要巩固和深化人民立场。所有事情在基层发生，所有问题在基层解决。群众是力量之源，基层是最大课堂。风起于青萍之末，治大国若烹小鲜。得民心者得天下，上下同欲者胜。

 

第二 党政机构改革之后，干部要向城乡一线疏导。党员要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干部要深深扎根于实际之中。党政机构改革后，大量富裕员额干部中的优秀分子，要向城市街道、社区和农村乡镇、村队疏导，要到基层一线工作磨炼。特别是职级并行政策的实施，已经破除了干部上下交流的障碍。膨胀是机构的本性。只有将高层与基层作为整体来思考和安排，为机构膨胀找到出口，党政机构的膨胀—收缩—膨胀的恶性循环才能打破。目前，富裕员额干部，多用于督导、巡视等工作，甚至大量冗员闲置，这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脱离群众的温床。干部是我们党的重要财富，不能因为措置不当而变成继续前行的累赘。

 

第三，出台政策，引导、激励大中专毕业生、各类人才向基层一线聚积。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是国家建设的生力军，必须找到真正发挥作用的舞台。这个舞台，就是各行各业的基层一线。宰相起于州部，猛将发于卒伍；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党管人才，首先要管人才政策导向。要在基层一线用人，要到基层一线选人，要让人才到最需要的地方发挥作用实现价值。

 

第四，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要到县市区以下地方办“试验田”。治国理政，只有亲身征询于田野，虚心问计于百姓，才能开创新局。在职省（部）、市（厅）、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要分别在县市区、乡镇街道、社区村队兼任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既直接服务地方发展，又为其日常行政决策提供鲜活的第一手资料。离退休领导干部，在个人自愿、组织批准情况下，可以担任地方发展顾问。

 

第五，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到治理文化、制度模式、技术工具和人员素质四个层面。每个国家有自己的传统，每个时代有阶段性任务。我们既不能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又不能妄自菲薄、全盘西化，而是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保持战略定力，吸取古今中外一切有益成果为我所用。在这方面，我们已有骄人成就，还要继续全面推向深入。

 

作者简介：

 

罗志阳，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法学硕士，卫生管理主任技师、临床医疗副主任医师，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先后担任革集卫生所所长，荆门市妇幼保健院医务科长，荆门市一医办公室主任，荆门市红十字中心血站站长，荆门市三医院长，荆楚理工学院党政办常务副主任、生物工程学院、新农村科技学院院长，荆门市招商局副局长（荆门高新区招商引资工作分管负责人），现任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东岳村管理区级包联领导。2008年底，率先从理论层面论证“卫生改革，关键要在资源配置和资源使用，即卫生体系架构和运行机制上做文章”；从操作层面提出“建设区域性医疗中心、构建医疗联合体，是新一轮医改的权宜之计和长远之策”。在权威期刊发表，并上报国务院办公厅和卫生部医政司。其后，国家陆续推出的医改措施，与此吻合。

 

（2019年4月初稿，2020年3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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