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在主流媒体的理论宣传文章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话语:“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一直思考和探索的大问题……”
建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事关最广大人民群众幸福,关系到最广泛的工农劳动阶级掌握国家的经济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就在“一直思考和探索的大问题”,并非仅“改革开放后”。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中,就已经对新中国经济体制有了初步思考,坚持“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到合作生产等等主张。
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十九大评价前30年时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科学表述了前后30年关系。
只讲近阶段,意味着只讲创新,忽视继承,容易产生割断历史的片面性,包含了另起炉灶,忘记初心的危险。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我们应当从这类惯常的,也是危险的历史虚无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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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主流媒体在叙述历史谈到改革开放时提出,“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这是一种习惯性违背史实的主观提法。此处的“封闭半封闭”,应该是在反对帝修反斗争中,用自力更生,团结亚非拉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广泛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反制面临的封锁和半封锁。这也是在党史学习中该回归史实,清除历史虚无主义,需严肃纠正的重要一点。
早在1950年8月2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尚未跨过鸭绿江时,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这类国家,如中国和苏联,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美国人做的事太不像样子,他们支持蒋介石差不多每天都骚扰大陆。所以你们最好劝劝美国人把第七舰队拿走。他们是违反国际形势、违反历史的”。
1956年4月29日,抗美援朝胜利结束后,毛泽东主席对外宾表示,“对任何国家也是这样,不管多反动,只要愿意和我们做生意、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都争取。”(以上均引自同日《毛泽东年谱》)
但抗美援朝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了“半月”形军事围堵。
在经济上,通过1949年11月成立的巴黎统筹会进行严格的技术和贸易封锁。巴统会由美国提议秘密成立,该协商团体的执行机构定名为"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COCOM),大部分主要成员,也是入侵朝鲜十七国联合国军的骨干国家。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是巴统组织的创始国,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前,卢森堡、挪威、丹麦、加拿大、西德、葡萄牙、日本、希腊、土耳其先后加入。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1952年,抗美援朝战火正酣,巴统会成立中国委员会,对农业国中国,比苏联和东欧国家所适用的国际禁单项目多500余种,贸易管制中心从苏联和东欧转向中国。
1959年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变本加厉,和中国产生原则性政治分歧,苏联也加入到对华经济封锁中。1962年美苏竟然支持印度侵略中国领土,蒋介石在台湾蠢蠢欲动,叫嚣反攻大陆。
遭受了百年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一旦独立自主,面临的是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和严酷的封锁。这样环境下,把中国人民的反封锁反强权的斗争,说成是封闭和半封闭,对不了解历史的人,是一种“何不食肉糜”式的晋惠帝思维;对于亲身经历者,纵容这种说法,只能是一种路线矛盾斗争需要的故意歪曲,是一种败坏党风的行为!
在各种反动势力长期封锁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1972年赢得反封锁胜利转折,利用美帝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争霸矛盾,审时度势,以尼克松访华为契机,《上海公报》肯定中美贸易,巴统会有限解禁。中国在第一时间,完成了自斯大林苏联援华156个项目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工业引进。七十年代也是新中国建交最多的年代。
如果说第一次的工业引进是通过抗美援朝的鲜血,赢得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尊重换来的,第二次引进则是长期反对帝修反斗争的胜利成果。
中国利用“四三方案”引进设备,结合国产设备配套,兴建26个大型工业项目(华为的任正非1973年在辽阳化纤工地的时候,是改开前还是改开后?)至1982年全部投产,成为19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重要基础。其中大庆的部分石油被规模化生产为化肥化纤,成为80年代我国从自然农业转型为石油农业,取消粮票布票的基础。
苏联解体后,巴统会随之中止,但这种禁运和制裁,至今仍阴魂未散。对中国,美欧垄断资本虽然重新进入了百年垂涎的,列宁说过“世界上所知道的最大的潜在富源”的中国市场,但对中国崛起,从来没有一天放松遏制和颠覆图谋。瓦森纳协定在某种程度上行使巴统功能,对华武器禁运,包括光刻机限购,这些手段和特朗普、拜登对华全方位的新冷战,完全是帝国主义本性表现。
改革开放以后,在所谓“晚年错误”立论基础上,一种肤浅观点认为,西方对华封锁是由于斗争扩大化原因,提出中美配偶关系论,罔顾近代以来帝国主义觊觎中国市场历史,罔顾“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现实,卑躬屈膝而不自知。美国全面遏华的新冷战,是这种思维的最好反面教员。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抗美援朝讲话中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我们都要砥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中国人民深知,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对话,这就是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用胜利赢得和平、赢得尊重。”这是历史觉醒和复归。在这种历史视野下,不谈反帝斗争,空谈“全方位开放”,就会失去底线,不谈反帝反修,空谈“伟大转折”,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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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首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这种习惯性提法也不准确。按西方经济学解释,市场经济就是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市场交易利润刺激下,商品生产者牟利交易。在近代世界经济史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先后出现了自由竞争型、垄断竞争型和国家干预下的垄断竞争型三种模式。宣布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主观愿望上显然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宣言,而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早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就提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
毛泽东50年代针对党内左倾“共产风”进行思想批评,指出“有的同志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年谱》1958.11.10)多次提出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经济。
说1979年我党才提出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这是流传甚广的历史虚无误解!长期以来,也被用来作为西方鼓动我党走入资本主义歧途,演变我党的重要工具。
改革开放40年来,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宝贵精神财富。坚持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史观,总结基本史实,从社会主义发展史角度观察、总结改革开放史,才能树立正确的道路自信,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在与帝国主义的垄断霸权斗争中坚持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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