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千古伟人，他所创造的丰功伟绩，与他一生爱好读书学习是分不开的。书是知识的源泉，是攀登理想高峰的阶梯。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终生酷爱读书学习，“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据有关资料介绍，毛泽东逝世前一天，还看书、看文件11次，计2小时50分，直到临终前还由工作人员托着书，坚持读了7分钟。毛泽东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堪与孔子媲美，“圣人之好学，且死不休”（《论衡·别通》）。

毛泽东博览群书，范围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学等各个领域。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经常读的是马列著作。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学好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了更好地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毛泽东不仅自己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且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延安时，他希望党内“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1949年，他推荐12本马列著作，提出党内“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1963年，他推荐30本马列著作，要求中级以上干部都要学习，“如果有两百个干部真正理解了马列主义就好了”。晚年，毛泽东要求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联系实际学好《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强调“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区别真假马列主义”。

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最爱读的是中国史书。在毛泽东看来，学习历史同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为了指导好中国革命的实践，“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一生喜欢阅读中国史书，从小读过《三字经》《幼学琼林》等蒙学读本，《论语》《孟子》《诗经》等儒家典籍，《左传》《纲鉴易知录》等史传著述，还喜欢读《水浒传》《精忠传》《西游记》等传奇小说。1959年10月23日外出视察，带上的史书有《二十四史》（大字本、全部），标点本《史记》《资治通鉴》，以及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晚年，毛泽东一如既往地喜爱中国史书，从1972年10月至1973年7月，主要读历史传记，要求选注《史记》《三国志》《晋书》《旧唐书》《旧五代史》中23篇人物传记；从1973年8月至1974年7月，主要读法家的著作，要求选注了《商君书》《韩非子》《荀子》以及其他名家的26篇文献；从1974年5月至1975年6月，主要读诗词曲赋，要求选注古人的辞赋、诗词和散曲计35篇。

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

跟着毛泽东读书学习，不仅要学习毛泽东读书的内容和范围，更要学习毛泽东读书的科学方法。方法比知识重要，只有掌握科学的方法，才能学懂弄通任何知识。首先要坚持读原著和经典。在毛泽东看来，原著和经典最能体现作者的意图，任何解读经典的书籍都比不上经典本身。1970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高级领导干部要读马列原著，否则，“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对于原著和经典，需要反复阅读，掌握精髓要义。毛泽东将《共产党宣言》读了一百多遍。他在延安时说：“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于《资治通鉴》读了17遍之多，认为“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共产党宣言》

坚持读无字书。毛泽东重视书本的学习，更重视读无字之书。他年轻时就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读无字之书，就是要向实践学习，“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读无字之书，更要向人民群众学习，“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之所以要向群众学习，是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还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坚持学习与思考相结合。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明确指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传统社会重视经典学习，是“以经解经，疏不破注”，却不重视经典的创新发展。毛泽东认为这是“吾国二千年之学者，皆可谓之学而不思”。所以，他极力主张把学习与思考结合起来。思考不是冥思苦想，而是为了总结实践经验。1965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矛盾论》是1937年写的，那时，抗日军政大学要我去讲一讲哲学，他们强迫我去讲课，我没有办法。这是写的讲义的一部分。花了几个星期，搜集了些材料，主要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每天晚上写，白天睡觉。讲课只讲了两个钟头。”思考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创新理论。如果说读书学习是为了掌握科学理论，那么，思考就是为了创新发展理论，以指导现实运动。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论著，创造地提出了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是获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客观说明，认为“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毛泽东选集》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反复强调，读书学习的目的是要运用学到的思想理论，指导个人或社会的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运用”。而且，运用本身也是学习，甚至比读书学习还要重要，“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毛泽东形象地比喻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读书学习时要当好“联系员”。所谓联系员，首先是书内的联系，即把书中学到的思想观念和人物事件，同与此相关的方面联系起来思考和理解。毛泽东读《史记·高祖纪》时，联系比较刘邦及其对立面项羽，进而得出“项王非政治家，汉王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的结论。同时，更要有书外的联系，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去分析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共产党宣言》是毛泽东最喜欢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当读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毛泽东加以发挥，“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广大人民也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原因是他们没有财产。独立性、个性、人格是一个意义的东西，这是财产所有权的产物”。当读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时，毛泽东联系党内民主，要求党员把党性与个性统一起来，“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同样不能设想我们党有党性，而每个党员没有个性，都是木头，一百二十万党员就是一百二十万块木头”。当读到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时，毛泽东引用这个论断说明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强调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侵略，从而造就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民族资本主义，“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毛泽东理论联系实践最伟大的成果，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本文刊发于《人民政协报》2023年7月31日“学海星光”专栏

作者：夏海；来源：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