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是形成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根本时代原因。毛泽东对孔子讷言敏行和“绝四”精神的掌握；对孟子“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思想的掌握；对司马迁“善因论”的掌握；对杨继盛“虚怀观是”“和气察是”的认识，是形成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重要历史文化原因。

为人民服务和实事求是，是毛泽东留在中国人民心中相互联系又指向不同的两大根本观念，是毛泽东思想的两个主要的基础性成分。

为人民服务是讲一切工作的目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实事求是是讲一切工作的思想方法，一切工作所应遵循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所有号召和题词中，排在第一位的最有影响力的让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是为人民服务。仅次于为人民服务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人所共知的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是由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目的、根本立场决定的，又是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要求、根本途径。

研究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形成，既要重视研究毛泽东所处的特殊的时代原因，也要重视研究中华传统文化长河中的历史原因。从后一个角度看，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方法，不仅受到湖湘历史文化的影响，而且受到黄河和淮河流域历史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孔子、孟子、《史记》《汉书》《淮南子》对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方法和思想品格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形成过程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提出实事求是的?从已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中寻找实事求是一词，最早见于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 [1] 1940年1月，在毛泽东最重要的政治代表作《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探讨中国向何处去、怎样引导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之路时指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 [2] 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给当时在苏联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写信时，要他们“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 [3]。同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时，第一次解答了什么是“实事求是”。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4] 他认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观点、方法的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之后，实事求是成为毛泽东经常谈的一个概念，也成为党的会议和文件经常提出的一个要求。例如，1941年8月1日，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时写道：“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 [5]

虽然，实事求是的概念是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解答的，但在这之前形成实事求是的若干元素，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成长的脚步一直在积累和成长之中，毛泽东是其突出代表。毛泽东在这方面的积累和成长，最重要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总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国革命成功和挫折的经验教训，逐渐积累起不能从本本出发，只能从实际出发的认识。起初，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从共产国际的本本出发，模仿苏联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一次次地遭受挫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中国是农民国家，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农村是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城市是敌人力量集中的地方；中国革命必须发动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只能从这样的中国实际出发，才能搞成功。1930年5月，毛泽东写的《反对本本主义》，就是号召大家调查研究，把中国的实际情况搞清楚。他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6]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 [7]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8] 可是，毛泽东的这些正确认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掌握在围着共产国际转的领导人手里时，难以成为全党的共识。这个问题是经过遵义会议到延安逐步解决的。毛泽东从井冈山到赣南闽西农村根据地的斗争，为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实践基础。

第二，毛泽东研读马列著作，思考当时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逐渐积累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践第一的理论素养。毛泽东领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时，曾被一些吃过洋面包、到过苏联的人叽笑“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在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打漳州时，毛泽东得到一批马列著作。后来他被排挤出红军的领导岗位，却利用赋闲扎扎实实地读了两年书。毛泽东说：“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9] 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来看，此时毛泽东已娴熟地掌握了马列的哲学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矛盾论》中都引述和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10]。这使毛泽东形成了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应该着眼其特点和发展的态度；娴熟地掌握了重视事物的特殊性和正确处理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的方法。其二，是在《实践论》中引述和强调的，“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11]。这使毛泽东形成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的目的、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的认识论，娴熟地掌握了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关系的方法。毛泽东经过长征到陕北，在研读马列著作的基础上，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通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通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解决了党的军事路线问题；通过《矛盾论》《实践论》，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这些为不久之后确立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逐渐看清了“言必称希腊”的危害，看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才能让中国人听得懂，才能发挥实际效力。毛泽东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使其在这种融合中发挥着领头作用。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是讲像孔子那样“每事问”，调查研究，搞清情况，才能从实际出发。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用孟子的“春秋无义战”，来说明“于今帝国主义则更加无义战，只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 [12]，阐明了中华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的正义性。毛泽东的《实践论》有个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这个知和行的关系，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思想家们一直讨论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矛盾论》中两次引用孙武“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话，并强调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他既看到了这句话中朴素地存在着“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 [13]的认识论意义，也看到了这句话中朴素地包含着掌握对立统一规律的辩证法意义。这些为能用中国字、中国话表达出马克思主义内容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普通党员和普通老百姓都能理解的中国文化基础。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是形成实事求是思想方法、思想路线的根本源泉、根本原因。这个实事求是有着特殊的时代理论内容，与中国历史上早已存在的实事求是的名词有着本质的不同。然而，这两个实事求是在普遍性上又有着相通之处，都包含着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做事的一般性原则。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思想路线，用中国历史上已有的实事求是的名词表达出来，它就有了鲜活的、为中国普通共产党员和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这个意义绝不能低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要重视开展对实事求是中华传统文化渊源的研究。

作为中国哲学、中国文化词语的实事求是，最早见于《汉书》中写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熟悉《汉书》，熟悉“实事求是”词语的来源。1962年，他曾说：“河北省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 [14]

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已接触过实事求是这个词语。他曾到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个学校原名东山书院，建成于1900年。当时的湘乡知县撰写了一篇《东山书院记》，其中有一句话说：“泰西诸国，若农、若工、若商、若兵备，莫不有学。而于士，尤详用能，实事求是，以称雄于五大洲。”毛泽东在省城长沙读书时经常去岳麓山上的岳麓书院。岳麓书院有一边的院门上面写着“实事求是”的院训。作为一般思想方法，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受到孔子、孟子、司马迁、杨继盛等中国哲人的思想影响。

（一）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孔子思想渊源

实事求是，从一般意义上说，一些观点已存在于孔子的论述之中，并为毛泽东所熟知。

实事求是是为实践服务的。孔子鄙视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主张言行一致、少说多做。《论语·宪问篇》“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里仁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毛泽东与孔子思想是相通的。他认为理论来自于实践，要为实践服务。他有一句名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15] 毛泽东给他的两个爱女，根据“讷于言而敏于行”，分别取名为李讷、李敏。这体现了毛泽东崇尚说话谨慎、行动勤敏、少说多做；反对言过其行、夸夸其谈、只说不做。

实事求是要求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当老实人，做老实事。孔子看问题、做事情重视是怎样就怎样，重视采取老实态度。《论语·为政篇》“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上几次讲到这段话，强调要有老实态度，反对弄虚作假。他说：“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夫子的学生子路，那个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对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 [16] “关于要讲真话，我们现在发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 [17]

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反对主观主义。《论语·子罕篇》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反对主观臆断、思想僵化、固执偏见、自以为是。毛泽东赞赏孔子的“绝四”精神。1941年8月5日，毛泽东在给谢觉哉的信中指出：“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 [18]

由此可见，重视实干、老老实实、反对主观主义，毛泽东在这些方面是受到孔子影响的。

（二）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孟子思想渊源

毛泽东从韶山读私塾时起，就读了《论语》，也读了《孟子》。他从小就熟悉《孟子》的思想观点，其中包含着实事求是内容的重视事物特殊性的观点，重视区别不为与有为、不为与不能的观点。

《孟子·滕文公上》中记载：许行主张“市价不二”：“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孟子批评道：“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孔子重视“和而不同”，反对抹煞差别的绝对同一，主张在重视特殊性的基础上注意与普遍性的联结。孟子则进一步强调“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主张从特殊性出发，也就是主张从实际出发。

毛泽东珍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种重视特殊性的观点。从已经掌握的材料看，他至少四次引用这个观点。第一次，1954年10月21日，毛泽东同印度尼赫鲁总理谈话中说：“中国古代的圣人之一孟子曾经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就是说，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 [19] 第二次和第三次，1958年5月28日、29日，毛泽东两次谈话中都讲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20]。第四次，1959年12月下旬，毛泽东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分析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平衡的关系时，又一次引用和发挥“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21]。毛泽东反对从普遍性出发、忽视特殊性的教条主义。他认为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1937年8月，他在《矛盾论》中指出：教条主义者“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应当着重地加以研究” [22]。毛泽东从特殊性出发的思想方法，首先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的根本方法，但与历史传统上孟子“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思想方法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孟子围绕“为”，曾分析了“不为”与“不能”；“不为”与“乱为”；“自为”与“他为”；“不为”与“有为”四个方面的关系。《孟子·梁惠王上》中讲：“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技，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这里就“不为”与“不能”的关系，讲明脱离客观条件主观蛮干是“不能”，客观条件允许却不干是“不为”。《孟子·公孙丑上》讲了个拔苗助长的故事：“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孟子认为“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在孟子看来“不耘苗”，应该做的不去做是“不为”；拔苗助长是“乱为”。《孟子·滕文公上》中讲：“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这里围绕“自为”与“他为”关系，肯定社会分工、“通功易事”的合理性。《孟子·离娄下》中讲：“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这里勾画出“不为”与“有为”的辩证关系，某些事情上的不为才能有所作为。孟子对“他为”与“自为”关系的认识，道出“通功易事”才能取得好的比较效益，也包含着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的认识。

孟子对“为”的四个方面的认识，反映了从客观实际出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思想。毛泽东的许多文章中都发挥着这种思想。他特别欣赏孟子对“不为”与“有为”关系的认识，多次引用和发挥孟子这方面的思想方法。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为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有必要的让步，有必要的“不为”，如红军的改编，红色区域的改制，暴动政策的取消，就是让步，“‘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正是这种情形” [23]。在国家建设中，为工业化、现代化而奋斗时，毛泽东同样重视从实际出发，抓主要矛盾，指出：在一定时期，只能搞几件事情。要讲透“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的道理[24]。

毛泽东重视事物的特殊性，重视正确处理不为与有为的关系，是受到孟子思想影响的。

（三）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善者因之”思想渊源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包含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的因素，从社会总体上还包含着因民之情、因民之意的因素。这方面的思想在中华文化传统中集中体现在司马迁“善者因之”的善因论中。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认为“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阐述为政者怎样发展社会经济时论道：“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在司马迁看来，治国理政、发展社会经济最好的方法，是善于因时而动，因势而行，因民而为。“因者”是治国理政的总纲。

司马迁的善因论，综采了前人这方面的思想。中国古人很早就提出做事要因时而不能违时。孔子提出了“使民以时”的因时观点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因民观点。孟子提出了因势观点，即“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还提出了因民之欲的观点，即“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 [25]。与司马迁同时代的淮南王刘安组织团队编撰的《淮南子》，根据因时而动、使民以时的要求而积累的节气认识的基础上，于《天文训》中形成了系统的二十四节气的知识。这是因时观念在认识和实践上的重大发展。《淮南子》中的《齐俗训》《主术训》还提出了“随自然之性”，“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各因其宜”的观点。总起来看，司马迁的善因论是对前人因时、因势、因物、因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熟读《史记》，对司马迁“善者因之”的思想方法是熟悉的。他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 [26] 这里毛泽东强调的正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方法，实事求是的方法。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为八路军制定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这不是从苏联红军的条件，也不是从国民党军队的条件出发定下的方针，而是根据当时当地八路军的实际定下的方针。所以八路军能以弱抗强，越战越强。把毛泽东当时的著作研读了之后，陈云也掌握了这个方法。党中央调陈云去主持边区的财经工作，他当即提出边区的财经工作从伦敦出发、从上海出发，还是从延安出发的问题。他强调从延安出发，有效地解决了把边区的盐卖出去和把外面的棉花买进来的问题。

这就是“善者因之”的文化基因对毛泽东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四）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虚怀观是”“和气察是”思想渊源

1959年7月4日，毛泽东在庐山同王任重、刘建勋、梅白等在一起吃晚饭时，曾随口念了明朝杨继盛的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并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此去做[27]。

“遇事”是指所有时候、所有事情上的实事求是。这正是实事求是的难点。“虚怀”是自然状态下的胸怀，即没有唯上是图、书本框框、个人私利下的胸怀。这个“虚”也就是司马迁讲的“虚者道之常”的“虚”。“虚怀”正是实事求是的重点。“和气”是与媚上欺下相反的对群众的和气，目的在于善察群言而践行之。杨继盛是明朝百姓爱戴的好官。他上疏力劾权倾朝野的严嵩，是因“虚怀”看出了严嵩真面目，是因“和气”察到了民间对严嵩的控诉。杨继盛因这次上疏丢了性命，以他的生命、他的鲜血书写了“虚怀观是”“和气察是”。毛泽东赞赏杨继盛，并按“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去做事，这正是他高尚品德的生动写照。

由此观之，实事求是不仅仅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也是一个关乎思想品德和精神境界的问题。

还可以从中国历史上其他思想家的著述中找到对实事求是的影响，但以上四例足以证明中华文化中含有强大的实事求是的基因，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渊源。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523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2-663页。

[3]《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

[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5]《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1页。

[6]《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9]《缅怀毛泽东》(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页。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页。

[1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1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1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页。

[14]《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7页。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

[16]《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0页。

[17]《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1页。

[18]《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14页。

[1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页。

[20]《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页。

[2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1-282页。

[2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页。

[2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8页。

[2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5页。

[25] 见《论语·里仁》、《论语·尧曰》、《孟子·离娄下》、《孟子·离娄上》。

[2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7-1308页。

[27]《史林智慧琐谈——历史文献中的人和事(第1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55页。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刊于《毛泽东研究》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