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是毛泽东著述中的关键词之一。毛泽东所讲的这个责任，第一，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责任。团结一切革命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责任，这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责任，这是整个工人阶级的责任。”第二，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的责任。针对抗日战争的形势，毛泽东指出：“现在国难日深，世界形势大变，中华民族的兴亡，我们要负起极大的责任来。”第三，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人民的责任，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中说：“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拥有十五亩田地的农民之家。他出生之前，中国因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他出生还不到一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又败于长期向中国学习的日本，并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他七岁那年又发生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国耻，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了。当时的中华民族面临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在韶山冲边读书边务农的少年毛泽东知道这种变局后，开始萌发出救国的责任心。他曾对斯诺说：“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我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它叙述了日本占领台湾的经过，朝鲜、越南、缅甸等国被外国侵占的情况。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毛泽东的课堂笔记《讲堂录》（节录）】

不久，毛泽东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开始接触自然科学和介绍西方文化的“新学”。这之后，在省会长沙特别是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毛泽东不仅增加了“新学”的知识，也加深了对国学的认识。这从他记的《讲堂录》和读《伦理学原理》写的批注可以看出来。《讲堂录》中有论及外国人物拿破仑、凯撒，包括日本人福泽谕吉等，也有论及从孔夫子到曾国藩的中国历代思想家。《〈伦理学原理〉批注》，是对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中译本的旁批，许多地方表达了读者根据此书观点结合古今中外比较阐发的认识。随着对世界大势和对中国情况的了解，毛泽东视野大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心志更加明确地树立起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利用欧洲列强开始把全部精力集中于欧洲战场的间隙，企图以更大的规模来实现其曾乘辛亥革命之机强行进行而未有成果的向大陆扩展，将所能把握的机会视为‘天助’。日本所采取的手段便是不顾前后的盲目冒进。”日军从龙口登陆到占领济南和胶济铁路沿线再到占领胶州湾，恣意践踏中国主权。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主要内容有：中国政府承认日、德两国对转让山东利权所作的任何协定，承认日本在南满和东部内蒙古的特权，汉冶萍公司由中日合办，不得将所有沿海港湾和岛屿割让或租借给其他国家，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顾问等等。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9日下午6时前答复。袁世凯为换取日本对其恢复帝制的支持，9日答复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只表示第五部分中有几条“容日后协商”。这一“亡国条约”激起强烈反响，也激起湖南一师所有师生的愤慨，他们编印了揭露日本侵华和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明耻篇》一书。

【毛泽东写在《明耻篇》 封面的诗】

这件事给毛泽东以极大的刺激，他在《明耻篇》一书的封面上写下了抒发抵抗日本、救国图存之志的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这期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同班同学易昌陶病逝。学校追悼易昌陶，毛泽东在挽联上写道：“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滞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殁，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到报国耻之仇和“济世”，毛泽东责任心的内容更清晰、更具体了。

当时，对中华民族兴亡威胁最大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学子毛泽东救国济世的责任心也就放在对日本的研究上。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写道：“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铁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吾愿足下看书报，注意东事。”这封信不仅透视了学子毛泽东“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的深远的洞察力；也表达了学子毛泽东解决国人一盘散沙、沉酣未觉的问题，“磨砺以待日本”的赤诚之心。

救国济世用什么样的思想来引领、走什么样的道路呢？学子毛泽东曾一度认为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是进步的，又一度为孙中山同盟会的革命纲领而激动。到1917年，他和几位朋友一道发起新民学会，重点研究、探讨的正是思想引领和道路问题。毛泽东对斯诺说：“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探讨的问题，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第二次到北京才找到答案的。

【李大钊和他的《庶民的胜利》等文章】

五四运动前半年，毛泽东第一次去北京，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并被李大钊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这期间，毛泽东认识了陈独秀，曾到天安门广场聆听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说，开始具体了解到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爆发时，毛泽东正在湖南。他是一个月前因母亲患病回到湖南的。“二十一条”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线。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由于中国人民的斗争和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被宣告无效。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列强却决定“日本将获有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这欺人太甚的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在湖南的毛泽东写出了《民众的大联合》。这是他结合五四运动对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回应，文章洋溢着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赞美，也表露了依靠民众的救国心迹。

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至1920年4月由北京去上海。毛泽东对斯诺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批注过的《共产党宣言》】

毛泽东是在五四运动的基础上，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研读《共产党宣言》等理论著作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他认定马克思主义为救国济世的指导思想、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后，1920年6月，在上海和陈独秀讨论了组织湖南改造促进会的计划；11月，应陈独秀函约，创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从这时起，毛泽东已开始用他认定的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活动。他对斯诺说：“一九二〇年冬天，我第一次从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在这项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的影响开始对我起作用。”

在北京、上海、长沙、武汉、济南、广州等地以及在日本、法国的留学生和华侨中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基础上，1921年7月在上海石库门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上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是党在长沙早期组织的创建者，是党的一大的12位正式代表之一。这12位代表中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从石库门一直走到天安门。毛泽东从指导思想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从方向道路上解决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普遍性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相结合的问题，从指导思想和方向道路上把普遍性和特殊性联结起来，走出了立足其特点和发展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自毛泽东成为核心领导人后才有了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国革命才发生了由弱到强、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转变。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

立旗子，既指立理论的旗子，也指立事业的旗子，还具体指立革命的武装队伍的旗子。

毛泽东认定马克思主义时，就强调了立旗子的重要。1920年11月，他在致罗章龙的信中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这里的旗子是指指导思想上的理论的旗子。这面理论的旗子最普遍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把俄国革命的理论加进去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认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这面理论的旗子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应用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毛泽东深知思想是行动的向导，没有理论旗子的指引，就难以统一大家的思想，行动就会失去方向。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子指引下，共产党人长远事业的旗子是共产主义。共产党人的长远事业要在一步一步的当前事业实现的基础上去实现。共产党人事业的旗帜有当前事业的旗子和未来长远事业旗子的区别。长征途中，毛泽东写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诗词《念奴娇·昆仑》，诗曰：“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平等。毛泽东立志推翻帝国主义的不平等，以诗作表达了他心中远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旗子：“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就在此时，毛泽东面临的当前的旗子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说：“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十分明显的。”“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并不是反资本主义。”因为中国是小生产占90%以上的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下压制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难以从小生产向机器大工业发展的国家。中国必须先解决民族独立、人民民主、以机器大工业代替手工生产的问题。

毛泽东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延安立起了新民主主义的旗子。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五四运动为界，把民主主义革命划分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仍然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却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毛泽东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旗子，明确了革命的领导者、革命的力量、革命的对象，也明确了当前的旗子和未来的旗子的联系与区别，具有极大的意义。毛泽东说：“清凉山上插了一面旗子，叫做新民主主义，中国要独立，要民主，要解决民生问题，这些对不对？很对。有没有希望？很有希望。”历史证明新民主主义旗子是一面很对、很有希望的旗子，正是这面旗子引领中国人民夺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队伍的旗子，是毛泽东的又一个重大贡献。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具有重大的开创性意义。但起义部队没有另立旗帜，打的是“左派国民党”的旗子。八七会议作出的是同样的规定。毛泽东不仅在八七会议上强调“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而且会后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不能再照八七会议规定的那样打“左派国民党旗帜”。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第一次举起镰刀斧头的旗帜，将起义军称作工农革命军。他将此写入《西江月·秋收起义》诗词中：“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西江月·井冈山》】

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队伍的旗子，经常出现在毛泽东诗词中。《西江月·井冈山》中“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描绘了红军在井冈山战斗的场景。《清平乐·蒋桂战争》中“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如梦令·元旦》中“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描绘了红军在闽西战斗的场景。《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中“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描绘了红军在赣南战斗的场景。《清平乐·六盘山》中“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描绘了红军长征翻越六盘山的场景。《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中“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描绘了红军在陕北保安时的场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那红旗指引下的战斗岁月。他在《七律·到韶山》中咏道：“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他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咏道：“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多么重视武装斗争队伍的旗子。举旗定向，这是人民武装队伍立足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

举旗定向定的是什么？毛泽东定的是听党指挥，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毛泽东定的是人民的军队来自于人民，为人民去战斗，永远与人民团结在一起。毛泽东定的是执行立足其特点和立足于其发展的军事路线，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定的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从立起人民军队的旗子到定下这面旗子的方向性内容来看，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人民军队的主要缔造者。

理论的旗子、事业的旗子、队伍的旗子立起来了，谁来举这个旗子当领导者呢？

毛泽东的著述反复阐明这个责无旁贷的担子、责无旁贷的使命是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到陕北后，毛泽东在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关系时强调：“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再次强调：“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负起领导责任，能有责任心呢？

首先，毛泽东分析了时代因素。中国共产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激起的世界人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国际背景下，是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的国内背景下，是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条件下产生的，是顺着时代进步潮流前进的。

其次，毛泽东分析了阶级的和人民的因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工人阶级是随着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直接经营企业时产生的，是随着这些企业和之后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的。中国工人阶级比中国资产阶级产生得早，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认识比中国资产阶级认识得深，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

第三，毛泽东分析了品德和作风的因素。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党。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不能应用，再好的理论也是没有意义的。毛泽东指出：“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毛泽东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有无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中国共产党是通过自我革命去领导社会革命的，高度重视刀刃向内刮骨疗毒。毛泽东指出：“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积满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因为重视自我革命、自身建设，通过整风奠定了延安时期党“前进的精神基础”。

正是由于时代的因素、阶级和人民的因素、品德和作风的因素，中国共产党担起了领导的责任，展现了令人信服的责任心。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