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萌蘖、发展和成熟不能只是纯粹主观世界的“灵光乍现”，而是必然有着错综复杂的社会性因素。毛泽东对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思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基本轨迹。概言之，毛泽东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思考是中国共产党改造近代中国的理论必然。

（一）理论之源：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继承发展

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建设的论述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南。马克思和恩格斯鲜明地指出，无产阶级政党要把党内思想净化当成一项重要任务，就应该同私有制下的各种非无产阶级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897年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党内斗争时指出：“当各种腐朽分子和好虚荣的分子可以毫无阻碍地大出风头的时候，就该抛弃掩饰和调和的政策，只要有必要，即使发生争论和吵闹也不怕。一个政党宁愿容忍任何一个蠢货在党内肆意地作威作福，而不敢公开拒绝承认他，这样的党是没有前途的。”列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党建理论的发扬者和实践者，他在1921年《真理报》上发表的《关于清党》一文中，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先进性和纯洁性当作生命，主张“必须把欺骗分子、官僚化分子、不忠诚分子和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以及虽然‘改头换面’但内心里依然故我的孟什维克从党内清除出去”。

毛泽东对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思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科学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回答在革命时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些根本问题的思想结晶。随着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和党的队伍不断壮大，鉴于党员队伍和党组织迅速发展而带来的新问题，党的领导人发表了一系列理论著作。除了毛泽东本人关于政党和党建的著作，中共中央和党的其他一些重要领导人也曾颁布和撰写了大量的党建文件、文章，比如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1922年）、《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1924年）、《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26年）、《古田会议决议》（1929年）；刘少奇撰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以及《论党》；陈云撰写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等。毛泽东的相关论著和这些文件、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述了继承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党建思想科学精髓的必要性，对于党推进自我革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毛泽东思考党的自我革命的哲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只有建立真正能反映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意识形态理论，明确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和性质，才能真正从“自发”走向“自觉”，实现自己的革命目标即共产主义。因此，无产阶级不能从过去旧社会制度中吸收这些剥削观念，而是必须“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理论上彻底的辩证否定和革命批判态度决定了以其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需要持续不断地进行自我革命。列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指出：“真正伟大的革命是从旧事物同改造旧事物的意向和追求新事物的抽象愿望这种矛盾中产生的。”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践行者，传承了共产党人思想革命的“哲学基因”。毛泽东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完成了《实践论》和《矛盾论》。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也就是说，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走向共产主义，必须要进行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改造活动。这些论述为毛泽东思考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哲学依据。

（二）文化之蕴：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重视民心之向背对于执政者开展自我反省具有重要影响。先秦时期，执政者对于民众的力量和作用就已经有所体认，周公等人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认为“民”是反映天命的“镜子”。《管子·牧民》则将政权的兴替更迭直接与民心相关涉，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荀子则明确地将民与君的关系比作水与舟的关系，提出了“民水君舟”说。在唐代，《贞观政要》记载了唐太宗转引荀子的观点，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奉为治国安邦的至理名言。明末清初三大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抨击君主专制制度为“天下之大害”。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一文中，黄宗羲指出，万民是主人，要“以天下为主，君为客”。维新思想家谭嗣同高度认可民本思想，极力主张“民本君末”，提出把民众视为国家和民族发展的生命线。由此观之，从“敬天保民”经“仁者爱人”，再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直至三大思想家朴素的民主思想，中国古代哲人和传统文化认定“天心”与“民心”相通。虽然社会形态不同，但民本思想作为传统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之一，对于中国共产党进行自我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依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价值。基于此，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对共产党人的是非观作了很好的阐释，他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

与此同时，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注重人的内在心性修炼与反省调节。古代先贤一向提倡“以克己为本”的修身文化，其本质上就是要求“内省”“慎独”，通过自我心性的净化和内在欲望的修炼对主体形成内在的反思，以达到一种自我与“天道”相互契合的理想境界。周公提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思想，以此来表明革新的勇气和决心。《礼记·大学》则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来比喻要及时反省和不断革新，认为求新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过程。《尚书康诰》的“作新民”，则是要造就一代“自新的人”。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就是说“正身”“安人”要靠“修己”，做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曾子则提出“吾日三省吾身”，就是把追求自我修养作为完善自我道德的要求。《孟子》的“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意指要时常自我反省、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王阳明提出要通过“知行合一”来达到“致良知”的目的，主张“内圣外王”。毛泽东继承古代先贤注重“自省”“慎独”的传统，号召全党同志在实践中去主动发现并改正缺点和完善自我，认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重要特征之一。他曾以“灰尘”来比喻先进性的丧失和纯洁性的弱化，又把祛除灰尘比作“打扫”和“洗涤”，指出“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

（三）实践之举：对中国革命建设问题的现实回应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诞生于，20世纪的东方中国，首先源于中国社会历史内在需要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耦合。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问题。具体来看，五四运动催生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当时中国思想界存在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和较量。大革命时期，面对反革命势力对中国革命的指责特别是农民问题应该何去何从等重大问题，毛泽东在其早期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并没有从本本主义或者主观主义的视角出发回答“好得很”抑或“糟得很”，而是通过社会调查研究来获得符合现实的结论。大革命失败以后，党中央逐渐意识到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从此便注重调整方向和目标。在此期间，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对长期以来只注重工农运动而轻视武装斗争的错误做法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发动了秋收起义，之后又把革命的“星星之火”引向中国农村，成功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等系列著作中对党的自我革命在理论与实践上进行了一些探索，以中国实践中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来打破将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城市中心论”，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非个别的语句去分析中国实际和解决中国问题。

土地革命战争开始以后，针对党内出现的一些革命理想信念动摇的情况，毛泽东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案中要求党内生活和思想政治化、科学化，以防止党内批评主观武断和庸俗化。在1930年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又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洗刷唯心精神”以及“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观点。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再次拿起自我革命的武器，同“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斗争，对党内出现的那些只知宣扬马克思主义只言片语的“理论家”和教条主义者进行了批判。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彻底肃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以及经验主义而开展了著名的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一次至关重要的自我革命。在此之前，《实践论》和《矛盾论》等理论著作的撰写与发表为党持之以恒开展自我革命提供了哲学依据。经由1939年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纪念白求恩》及至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再到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以及1942年的《整顿党的作风》，直至1948年的《关于健全党委制》等，毛泽东的党建思想日臻成熟。中国共产党从思想和实践双重视角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斗争，大力纠正了党内那些把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个别语句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苏联党和国家革命建设经验神圣化等错误倾向。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等思想遗留问题的同时，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为了深刻总结农民起义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和党中央于1944年在全党印发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要求对党内可能存在的宗派斗争和生活腐化问题进行反思，提出要以明末农民起义为鉴，“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革命胜利以后党内可能会滋生的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官僚主义、居功自傲、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等进行了详细分析，告诫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工作作风和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

毛泽东对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思考生动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认识路线和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动力，有着丰富的科学内涵。

（一）从加强学习教育的自我提高中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进取的原生动力之一。在建党初始，党面临内外重重压力和挑战，党员的理论水平整体不高。一方面，大部分党员还未真正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另一方面，党内仍存在封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余温”。为进一步肃清党内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党的理论期刊和出版机构如《新青年》、人民出版社等，刊登、译介和发行了一大批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家的作品、传记和经典著作，给全体党员带来了丰富的精神滋养，从而为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

全党在提高理论学习的同时还开展了实地调查，其实质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更好地运用科学理论来指导现实运动。这不仅增强了党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本领，更是为夺取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如毛泽东1927年在湖南做了长达32天的农村实地调查，撰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份报告通过考察不同地方的农民运动实例，为后面的革命运动中如何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素材。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树立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1940年3月，党为加强干部教育，专门发出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并将每年5月5日（即马克思生日）定为干部学习节。毛泽东在1942年5月的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要求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现象进行集中整风，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通过深入学习，党员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党员自觉辨别和抵制错误思想的本领不断增强。正如毛泽东所说：“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这就进一步要求全党尤其是党员干部，不管遭遇何种困难曲折，也不论遭遇何种重大历史转折，都应该保持谦虚好学的态度，把加强学习作为一项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的任务来对待。

（二）在解决党自身突出问题的自我净化中锻造党的优良作风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着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1929年的古田会议，对党内和军队中出现的非组织化和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思想进行了纠正，同时还解决了正处特殊国情之中的建党、建军等历史性难题，从而把党员的思想以及党内的生活进行政治化和科学化。1935年的遵义会议，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同时还使党的思想路线走到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上来。西柏坡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务必”，要求全党继续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1957年整风运动起初是为了整顿党内出现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毛泽东后来指出，希望通过整风，“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在毛泽东看来，“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辩证地指出：“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

毛泽东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他用辩证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从哲学的理论视域出发，发展是在事物内部矛盾运动过程中的自我批判与否定，既是对旧事物合乎规律性、时代性因素的发扬和继承，也是对旧事物中与规律性、时代性背离因素的抛弃和克服，也即所谓“扬弃”。正是基于此，刘少奇也曾精辟地指出：“我们在反对党内党外各种黑暗东西的斗争中来改造世界和人类，同时也改造我们的党和我们自己。”

（三）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我完善中加强党的战斗力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继承优良传统和推进自我革命的锐利武器，也是中国共产党经受百年岁月洗礼依然保持青春活力的成功密码。毛泽东指出：“自我批评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而言，开展有效的自我批评是其解决党内矛盾最为有效的途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那时正处于幼年时期的党缺乏领导革命的成熟理论和实践经验，加之共产国际的错误判断和党内右倾错误，最终导致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党组织遭受极大损害。为彻底纠正偏差和错误，迅速恢复党组织，1927年召开了八七会议，党中央要求每个党员吸取过往教训，纠正并公开批评自己的错误，为确保革命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奠定了基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针对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党要求各支部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整顿，明确宣布：“支部生活最低限度要办到经常自动的开会缴费00发展党的组织，发展自我批评。”抗战时期，党为进一步加强团结统一，一方面推动深入学习理论，另一方面积极开展整风运动。1940年，党中央陆续颁布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号召全党要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积极主动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1941年5月至1945年4月在全党集中开展整风运动，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文风、学风和作风，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可见，党在长期的革命战斗过程中，始终坚持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不断进行自我完善。

（四）从反对腐败与防范风险的自我革新中塑造党的崇高形象

坚决反对腐败、倡导清正廉洁是党有效防范风险、不断自我革新的有力举措。在井冈山时期，党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和《井冈山反腐败训令》，以严格的纪律和法规制约共产党员的言行举止，确保党能沿着正确的革命道路前进。全面抗战时期，党还设立了法令起草委员会，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淮北苏皖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规条例，明确公务人员如有贪污、盗窃、勒索、强占等假公济私行为，“犯法者从重治罪”。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为预防党内坐享其成、贪图享乐、骄傲自满等不良情绪，毛泽东告诫全党要坚决抵制“糖衣炮弹”的诱惑与侵袭，始终保持“两个务必”的优良作风。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些干部党员因取得一些成绩就开始萌生了脱离群众、贪污腐败、拉帮结派等不良作风，这无形中给党增大了执政的风险考验。针对这些现象，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必须尽快恢复经济建设，干部必须提高素质能力和业务能力，否则“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1950年开展的整风运动，针对党内骄傲自满、贪腐松散等不良作风进行了有效的整治；1951—1952年开展的“三反”运动，对贪污浪费、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等腐败风气进行了严厉的惩治；1951—1954年开展的整党运动，将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教育作为全体党员的必修学习内容，进一步对党员思想和党组织进行了净化和提升。这些举措有利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向前发展。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历史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把握住了“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朴实真理，不断进行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毛泽东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思考对于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具有重要启示价值。

（一）必须既重视学习又善于学习，涵养自我革命的政治鉴别力

中国共产党从最初照搬照抄“城市中心论”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再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相继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成就，靠的就是不断学习再学习，坚持在学习中抵御错误思想，不断增强政治素养。

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领域发展，社会转型的负面影响给党的建设特别是党员思想带来严峻考验，广大党员干部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总会遭遇一些新事物、新情况。同时，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腐朽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一定威胁和冲击，党员干部容易在潜移默化中遭受不良思潮的侵蚀。在这种情境下，一旦脱离学习就很有可能导致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思想消沉，甚至走向堕落和犯罪的深渊。

从近年来落马的贪腐分子的忏悔中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放弃政治学习”“放松世界观改造”“脱离组织生活”。一些曾经的“领头雁”“排头兵”在身居高位以后放弃了理论学习，从而也放松了对自身的要求，有的甚至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当作人生信条和口头禅，最终成为党纪国法惩治的对象。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对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组织的侵蚀和腐化，防止党员干部变质堕落，依然是新时代党的建设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新时代要持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党上下不断强化四史学习，对标对表认真进行自我剖析，并深入查找差距，定期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管好“枕边人”，管住“身边人”，教好“膝下人”。同时，把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摆放在突出位置，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和战斗性，以总结经验强化自身的党性修养；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以问题为导向，把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相结合，既解决思想动态问题，又解决业务提升问题，不做有政治无能力的“庸官”，也不做有能力无政治的“糊涂官”，警惕“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推诿卸责心态和“逆淘汰”基层政治生态的形成。

（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增进自我革命的政治判断力

理论研究不应脱离社会现实，而应注重实地调查。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那样，对于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我们应采取“批判地兼收并蓄”方式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而这一过程的前提就是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得到了磨砺和锻炼，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都有了整体的显著提升。然而，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四风”问题已成为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羁绊，是当前全党上下必须集中精力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的生成原因复杂，就其实践层面来看，很大一部分是由于部分党员干部想问题、办事情不是从实际出发，没有做到实事求是，而是从自我利益着想，只讲一般的和空洞的原则要求，谈优点和贡献头头是道，谈缺点和问题轻描淡写，在面对困难和问题时往往拿不出具体方案，缺乏解放思想的勇气和担当；有的党员干部把利己主义奉为圭臬，表面上讲究党性，私下里却把共产主义看作是虚无缥缈、无法实现的空想，甚至结党营私，买官卖官，甘于被围猎；有些领导干部把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变成了相互吹捧和自我表扬，把不得罪人当作党内政治生活的第一要务，使得“好人主义”和形式主义大行其道，严重背离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党的形象严重受损，党的战斗力、凝聚力和社会公信力遭到严重削弱。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党百年发展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是不断自我革命的历史。这就要求我们，在新时代要把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放在首位，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落到实处，建立尚实干、崇实效的工作考评机制；必须勇于剖析自我，善于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不搞趋炎附势、阿谀奉承，要坚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当“老好人”，不搞无原则和派系之争；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不搞无限上纲、脱离实际，不主观武断，不发泄私愤；坚决反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庸俗哲学；对错误的价值理念敢于“亮剑”“过招”，不搞文过饰非，不搞明哲保身，做到知错认错、知错能改、知错就改。

（三）必须坚持以深化党的自身建设为引领，强化自我革命的政治免疫力

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期间曾与毛泽东讨论了一个关于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治乱兴衰的周期性现象。黄炎培提出，历朝历代都没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怪圈，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真正找到一条跳出这一周期率的新道路。回顾我国历史上的历代王朝，之所以摆脱不了历史周期率的宿命，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各朝各代没有勇气和能力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党的性质宗旨同封建王朝、农民起义军有着根本不同，不可简单类比，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要跳出历史周期率，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要增强党的自身建设。在革命年代，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提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需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关于怎样建设这样的党，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也是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首次将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和深化党的自身建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创新监督方式、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实现对全体党员监督的全覆盖，在自我革命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新时代，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进一步要求全面从严治党。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自我革命”，要求“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指明了党在深入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征程中，关键是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场自我革命，尤其要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面对党内“四大危险”“四种考验”等严峻形势，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实践证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不仅有力提升了党的执政能力水平，更是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四）必须坚持一以贯之严惩腐败，激发自我革命的政治活力

严惩贪腐是党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战略抓手。“腐败现象是侵入党的健康肌体的毒瘤，坚持不懈反对腐败，坚定不移割除这种毒瘤，是坚持的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必然要求”。毛泽东一生勤政为民、克己奉公，对腐败现象绝不容忍。早在中央苏区时期，为巩固苏维埃政权，毛泽东就郑重强调：“腐败不清除……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只有清正廉洁，党员队伍才能稳固和靠谱。要抓主要矛盾的关键，就是管好“关键少数”的党员领导干部。只有管住“关键少数”，才能铸就一支想干事能干事敢干事的骨干队伍，只有管住“绝大多数”，才能使全党成为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和责任的时代先锋。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全面推进反腐败斗争，并赢得了人民的一致好评。一是推进反腐斗争和执纪问责，树立反腐决心。坚持反腐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决“打虎”“猎狐”“拍蝇”，编织“天罗地网”不放过任何违法违纪人员。二是聚焦制度建设，提高反腐意识。着力破解对党政领导干部“一把手”的监督难题，制定“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等多项法规制度，切实做到责权统一，失职问责，违法必究，有效防止了“破窗效应”。三是严明党的纪律规矩，恪守廉政底线。充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三种意识”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良好氛围，让党员干部习惯在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干部敢做事、能做事和想做事的良好氛围。

回溯百年奋斗历程，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不断修正错误以坚持真理的奋斗史。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毛泽东对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思考凝聚了党的领导集体的智慧，体现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推进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内在逻辑，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具体实际交融互动的必然，对新时代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继续推进自我革命具有借鉴价值和意义。当前，自我革命仍是党推进自身建设、克服腐败堕落危险、凝聚共识、开创未来的有力武器，是我们党践行初心使命、跳出历史周期率以及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动力之源。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我们党唯有始终保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方能与时俱进地应对党在前进过程中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在长期执政中不断净化自己、提升自己，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赓续前行，铸就不负时代的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