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读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看后评价：我觉得这本书写得不好

点击：作者：漫步史书来源：今日头条发布时间:2021-07-11 10:27:30

爱新觉罗·溥仪

前言

晚清时期的中国积贫积弱，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与压迫，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社会中不断地涌现出一些有识之士，他们迫切寻找拯救中国命运的办法，历经百年的时间，最终才换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从此中国摆脱了欺凌压迫，真正走向了独立自主且富强。

新时代的人有新的生活，而旧时代的人也要努力跟上新时代的发展，只是对于溥仪而言，这似乎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毕竟曾经作为皇帝，想要适应在新时代下的生活，恐怕不是那么的容易。

溥仪生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1908年冬（即光绪三十四年冬），一个决定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老太太将年仅3岁的溥仪捧上了龙椅。自此开始，溥仪一生便背负上了沉重的包袱，这个包袱不是他想要背的，而是别人让他背的。而这个沉重的包袱，溥仪背了大半辈子，一直到1959年12月4日这一天，才彻底的放了下来。

末代皇帝的一生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在东北的关东军一触即溃，而被日伪扶持起来的伪满洲国也于一夕之间垮台。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溥仪也颁布了《退位诏书》，并准备到沈阳东塔机场坐飞机前往日本，被苏联军队抓获，随即被关入监狱之中。

年轻时候的溥仪

在被苏联关押的3年多时间里面，溥仪受到了苏联的格外关照，甚至几次表示要求加入苏联共产党，并希望能留在苏联。有推测表明，溥仪一系列的行为很有可能是害怕日后被追究责任。1946年8月10日，溥仪作为证人出席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声称：自己在伪满洲国任皇帝期间，完全为日本当局所摆布，没有身为国家元首的一切权利和尊严。不过溥仪后来也承认自己在出庭作证时，因为害怕被追究责任，作证时将部分责任推卸给日方，有关这一点一直到1950年溥仪被引渡回中国以后，才承认了这一点。

1950年8月1日溥仪与伪满洲国263名战犯由苏联在绥芬河移交给中国，后来被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溥仪的囚犯编号为981。

伪满洲国时期溥仪

根据当时人的回忆，溥仪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头戴黑礼帽，身着黑西服，一手持文明杖，一手挎件风衣，随身携带一个黑皮箱，后面跟着一帮随从“，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理人员认为，想要彻底改造溥仪的思想，就必须将他与家人、侍从分开才行。不过即便如此溥仪最初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仍受到了特别的优待，给他的安排也只是相对简单的劳动。

溥仪离开了侍从与家人以后，一开始表现出很大的不适应，他不会系鞋带、不会扣扣子、也不会叠被子，日常生活基本上存在问题。后来在周围人帮助下，才慢慢适应了这些简单的事情，并能从事相对简单一些的工作，有时候还能帮助医生简单的量一下血压，只是有一件事儿溥仪难以忍受，就是值日的时候倒马桶，溥仪认为这件事儿“上辱祖宗，下羞子侄”。

伪满洲国时期溥仪

不过经过思想教育，溥仪对社会的认识提升非常快，抚顺战犯管理所还让他参加了“日本战犯的认罪和检举大会”，溥仪这才第一次认识到了，原来自己当初所依靠的“皇军勇士”，尽都是一些凶恶残暴的野兽。

1956年溥仪出席了沈阳最高人民军事法庭，作为证人对日本战犯进行控诉，溥仪称：“这是平生第一次真正为祖国人民服务的最光荣的事。”

1959年12月4日，抚顺战犯管理所大礼堂召开特赦大会，会上会宣布这次特赦人员的名单，溥仪一开始几乎不抱有任何希望，他觉得“有谁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条件。”

可随着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春生宣布特赦名单的时候，溥仪的名字是排在第一个，就连溥仪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今生还会有特赦的一天，当听到自己名字的时候，溥仪先是楞了一下，然后才站起身，缓缓走到前台，双手接过那份“赦字001号”的通知书，溥仪缓缓的鞠了一躬，等他回过头时，人们才发现，溥仪早已经泪流满面。

1959年12月4日，溥仪双手颤抖接过特赦通知书

毛主席的关注

溥仪之所以能第一批被特赦，除了在管理所表现良好外，还和毛主席的关照有很大原因。

1955年7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邀请了一个特殊的代表：爱新觉罗·载涛。

载涛是清朝宗室，辈分很高，其实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载涛是清宣宗旻宁的孙子，醇贤亲王爱新觉罗·奕譞第七子，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异母弟，清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叔叔。

爱新觉罗·载涛（1887-1970）

虽然是作为宗室子弟，可载涛身上并没有晚清贵族身上所有的好逸恶劳等恶劣行径，相反的是作为宗室子弟，载涛是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曾在法国留学学习骑兵战术，作为清朝代表考察欧洲等国，可即便如此以当时晚清政府的颓势，载涛无力挽救，民国时期载涛还曾受邀出任禁卫军司令、国难会议会员。值得一提的是载涛曾拒绝到伪满洲国出任伪职，这份民族气节让人十分钦佩，建国后载涛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历任总后勤部民政局顾问、国家民委委员、北京市民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

新中国成立以后，载涛作为清朝之中活着的、辈分最高的宗室子弟，也因为品性优良，在宗族之中威望也很高，因而受邀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毛主席接见载涛

也就是在休息的间隙，周总理将载涛引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亲切地询问了他的生活状况以后，话锋一转问道：“你与溥仪还有来往吗？”

载涛很显然没有想到毛主席会这样问，一时之间有些局促不安，当即回答：“他是战犯，我怎么可能和他来往呢？”

毛主席笑了笑继续说道：“我们消灭的是整个剥削阶级，而不是哪个人。你们家族要关心他、帮助他，共同使他改造成新人。听说溥仪学习得不错，你可以去看看他。“

载涛这才明白，这一次主席和他见面，是要赋予他任务。没过多久，北京市人民政府专门派人赶到了载涛的住所，让他去看望一下他的侄子溥仪。

1956年3月10日，载涛带着部分宗族子弟看望溥仪，由于时间仓促，抚顺战犯管理所事先也来不及告诉溥仪，直到见面以后才确认是谁，虽然已经时隔多年没见，但溥仪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七叔”，溥仪忍不住抱住载涛大哭起来。

改造时期的溥仪

事实上这次会面，对溥仪的影响也很大，特别是党中央对他的关怀，也让他十分感动，对于改造也不再那么的抗拒。

对于溥仪这样的人进行改造，也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比较关注的大事，对于这些出生在旧时代，思想观念也较为局限的人，如何改造他们对社会的认识以及根深蒂固的落后思想，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其中指出：“我们连被俘虏的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都不杀。不是他们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不杀头，还给他们饭吃。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他们留一条生活出路，使他们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1956年11月1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又指出：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也因为党中央的关心，溥仪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后来在管理所潜心创作自传《我的前半生》。

改造期间溥仪在缝袜子

毛主席看《我的前半生》

1959年12月4日，溥仪被特赦后，先是在妹妹家里住了几个月，后来在政府的安排下到了一家旅馆住下。

对于这部分被特赦的人如何安排，党中央也是费了一番功夫，尤其是身份较为特殊的溥仪，一开始溥仪考虑，自己稍微懂点医术，能否安排到医院工作，但溥仪毕竟不是专业的医生，因而这一要求被拒绝，后来又有人提议，让溥仪到故宫工作，毕竟他对那里也非常熟悉，可周总理再三衡量，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毕竟溥仪身份太特殊，安排到故宫工作，一旦引起周围人的围观，很容易出现安全事故，后来决定安排溥仪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报到。

溥仪在植物园工作时的场景

1960年2月16日，溥仪带着北京民政局开的介绍信到植物园报到，每天的工作就是给花浇浇水，慢慢的又被安排到了观察温室和繁殖温室。

对特赦人员安排工作，相关的安排政策其实是到1961年以后才落实的，考虑到这部分特赦的人员大多数都经历过中国近代的发展，因此周总理决定在全国以及各个地方政协下属机构设立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1年3月，溥仪调全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

不过要说起来，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时候，就曾写下过一本有关自己前半生的经历，特赦以后溥仪就曾将这件事儿告诉过周总理。周总理对此很感兴趣，并对草稿进行细致的阅读后，留下了很多建议，后来这份草稿还被送到了毛主席桌案前，只是毛主席读了这本书以后，却有不同的看法。

溥仪在文史工作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

1963年11月15日，毛主席在会见阿尔巴尼亚来宾时，还专门提到了对溥仪《我的前半生》的看法：“我觉得书写得不怎么好，溥仪本人将自己说得太坏，把责任都推到自己身上，其实这是旧社会制度下的一种合理情况。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出现这样一位皇帝也是理所当然合理的。”

其实毛主席对《我的前半生》的评价是十分中肯的，因为早在一开始，《我的前半生》就是一本悔罪性质的书。

1954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展了战犯大坦白、大检讨运动，其中提到了要求战犯们拿起笔，通过梳理历史，总结过去来反省自己的罪恶。杜聿明最早写下了自己的材料，并取名叫做《我的罪恶的前半生》，大家都觉得这个题目非常合用，于是纷纷拿来使用。

自1954年开始，溥仪就开始撰写《我的前半生》，溥仪的弟弟溥杰回忆称：“（这本书由）大哥口述，由我执笔，从家世、出身到他三岁登基，一直写到一九五七年，其中也插进一些我的经历，总共写了四十五万字。这份材料，只能说是一份自传性的自我检查，不像是书。”

《我的前半生》手稿

在溥杰以及一些伪满大臣的帮助下，到1957年溥仪完成了45万字的《我的前半生》初稿，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抚顺战犯管理所油印成册，这也是最早版本的《我的前半生》。

1958年春，油印版本的《我的前半生》共60册，报送到了全国政协、公安局以及统战机关，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到第二年秋，统战部部长徐冰当即批示：印四百份大字本，分送中央领导同志。这也是《我的前半生》第二次印刷版本，采用的是十六开本，印刷了大约400册，分送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们进行审阅。

不过以上两个版本都属于未定稿版本，而毛主席、周恩来所看到的也是未定稿的版本。

正式出版发行

1961年1月26日周总理在百忙之中接见了溥仪以及其家人，并谈到了对《我的前半生》的看法，周总理对溥仪说：“你写的那份《我的前半生》还不错。”

这对溥仪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不过参考毛主席的建议来看，这本书还有很大的不足之处。毛主席看《我的前半生》初稿，对溥仪能够进行彻底的认罪，愿意重新做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可对书而言，书中检讨的部分太多，也同时指出，不能把溥仪在改造过程中的表现提的太高。

在汇总了党中央各级领导的意见后，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决定，将该书的正式出版版本交给了公安部所属的群众出版社进行出版，1960年1月，群众出版社正式印刷出版了《我的前半生》，为三十二开本的，上下两册。

这一版本是以抚顺战犯管理所油印版的“未定稿”印刷的，其中除了汇总各方意见外，还修改了一部分史实上的错误。包括后来我们见到的几个版本，基本上都是以这个版本为基础，因为封皮大多数为灰色（也有黄色版本），因此被称为灰皮版的《我的前半生》。

灰皮版《我的前半生》

灰皮版只印刷了5000册，而且也不是公开发行的，而是内部发行，仅限“17级以上干部”阅读。不过由于该版本对原稿几乎没有大的改动，因此疏漏的地方也非常多，各方汇总来的意见也有不少，当时负责外交工作的陈毅也指出：要求有关方面尽快组织力量修改，争取正式出版，然后由外文出版社译介到国外去。

考虑到溥仪单独完成这份工作有些困难，公安部与群众出版社经过商量，决定由群众出版社编辑李文达来完成，李文达通过细致的审稿后认为，原稿的问题很多，如果在原文上进行修改，恐怕难度会很大，因此决定征得溥仪同意后，在原稿的基础上，通过细致的考证历史史料，出了一个50万字的版本。

溥仪

1960年4月初李文达入住香山饭店104号房间，当时溥仪尚在植物园工作，李文达每天下午赶到植物园，与溥仪进行逐字逐句地对照修改，由溥仪口述，李文达笔录。这项工作耗时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一直到1962年6月，重新整理修改的工作才算是完成。定稿的《我的前半生》约有50万余字，分上中下三卷，印成十六开大本，之后将印好的定稿分送各方征求意见。

1962年11月27日下午，由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邀请全国一流的专家学者与著名历史学家，对《我的前半生》提出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李文达与溥仪又进行了细致的校对，九改九校，又是耗费了两年的功夫，1964年3月北京和香港公开出版发行了《我的前半生》，之后被翻译成多国文字，由外文出版社对外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