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不是那种孤独清高、孤芳自赏的迂腐书生，而是一个广交天下奇杰的热血青年。在他看来，人不可能单独一个人取得成就，交结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奋斗，是至关重要的大事。他不但重交友，更为特别的是交友之奇，朋友间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只愿意谈论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他认为，这样的人不在官府庙堂之上，也不一定在自命不凡的精英圈子中，那些一无所有的贫寒学子，那些被看不起的下层百姓，往往隐匿着一些非常之人，能做非常之事，能创非常之业。一师毕业时，毛泽东周围真地聚集起一批奇友，看起来无特别之处，但却个个胸怀远大，有救苦救难、救国救民之志。这些年轻人虽然人生道路各异，却以改变中国和世界的伟业永载史册。
为纪念建党百年，我们连载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王立华同志著作《一师毛泽东 要为天下奇》中“交奇友”部分内容。该系列文章内容精彩、领悟独到，既可从中学习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历史，也可得到刻骨铭心的事业人生启迪。已发第一至三篇（见文后【相关阅读】），此为第四篇。
【李立三（1899.11.18-1967.6.22）】
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署名发征友广告，当时长沙只有几个人回应。这几个人大都没有下文了，留下确凿姓名的只有一个半朋友【1】，一代风云人物罗章龙算是一个，而那“半个”则是另一个党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李立三。李立三是湖南醴陵人，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据说，出生时适逢后院一棵百龄凤尾蕉开了一朵很大的白花，全家人感到此子生得不凡，十分高兴，父亲遂给他起乳名叫凤生，为避邪躲灾还为他取了个贱名狗妹子，年龄稍大一些要到小学去念书，又给他正式取学名李隆郅。隆者：兴隆、高大之意；郅者：极也、大也、盛也，希望他将来能够出人头地。他生的嘴巴奇大，甚至可把自己的拳头放进自己嘴里，而且能给大家表演一下。李立三曾回忆，看到那则征友启示后，我们便猜测是长沙“怪人”毛泽东所写。中秋节那天，我和一个姓邓的同学相约一起去，在第一师范宿舍和自修室没找到他，我们又找到教室，看见他坐在讲台上，正聚精会神地看书。他比我大6岁，好像一个大先生的样子，自己思想上有些拘束，加上在原来印象中他是一个怪人，就没敢同他谈话。我假装着去看墙上贴的课程表，有意悄悄地从他背后走过去，见他正在看《宋史》。他发现我后，就下讲台向我走来，我没与他讲话就很快走开了。后来在与主席相处的日子里，闲谈中提起这段往事，他说原来是你呀！当时我跟你讲话，你没有回答，那次访友活动只交了3个朋友，现在再加上你，当时我们没有对话，只见了一面，那就算半个朋友吧！
“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2】
友谊没发展起来的说法是对的。学生时期他们基本没有交往，更谈不上是朋友。当时16岁的李立三，或许难以理解毛泽东的想法，但他们却不约而同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并相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堪称盖世奇才。李立三中学毕业后，先是回乡当了一段时间小学老师，后去护国军当兵。一次连长派他给程潜司令送信，正遇程潜和人下棋，便站在一边观战等待，见司令出棋不理想，不由自主地“唉”了一声。程潜棋输告终后他把信呈上，转身要走时却被一把拉住，司令非要与他下棋不可，推辞不许只好与之对弈，竟让素称高手的程潜连输3局。这使程潜对他刮目相看，与之拉起家常，得知李立三是醴陵同乡，自己与他父亲是同一考场的秀才。此后，李立三很快就被调到司令部候差。后来程潜看他是可造之才，又出钱送他到北京上大学，使他命运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曾参加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后找到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表示参加革命。被批准入党后的第一个任务，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到安源搞工运。当时他叫李隆郅，毛泽东说这名字难认又难写，建议他在安源改一改，他欣然从命改叫“能至”。后来邓中夏与他一起坐火车，也说隆郅不好写，改成什么名字呢？刚好看到有3个人立在车厢门口，邓中夏说就叫“立三”吧。从此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立三，并以这个名字扬名四海。在安源罢工、五卅运动等工人运动中，他是主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南昌起义，他是前委委员兼政治保卫处处长。起义军撤出南昌后，他带着抬担架运送伤员的队伍行军，见山上树丛中有一串串红红的野山果，便独自上山去采摘，未料被土匪劫持。勤务兵听到枪声后前往寻找，只看到红红的野果洒了一地，地上有一滩血迹，还见悬崖峭壁的树上挂着一具尸体，衣服和李立三穿得一样，就认为他已经牺牲了。起义部队到长汀城后，周恩来悲痛地为他开追悼会，这时他却毫发无损地回到部队，还带回了10多人。原来那几个劫匪都是穷人，经李立三一顿说服，不但很快放了他，还下决心要跟他到共产党干。1928年底向忠发当总书记时，29岁的李立三也达到权力和事业顶峰。他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秘书长和宣传部长，实际上主持了中央工作。当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后不久，中央纠正了工作中的右倾错误，形势较快好转，他的政治生涯也走得比较顺利。1929年11月28日，古田会议召开之前，毛泽东在百忙中给中央写信说，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紧进行教育，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寄来，包括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另请购书一批。还强调，我们望得书报如饥似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他还特意给李立三修书一封说：
“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3】
此时，应当是他们之间配合较好的一段。但好景不长，到1930年初，李立三被取得的一些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要进行全国性的武装暴动，甚至提出要掀起全世界的阶级决战，命令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还要求苏联红军来配合中国革命。毛泽东不赞同李立三如此蛮干，对他是抵制的。这个急于求成、不切实际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革命事业付出惨痛代价，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为“立三路线”。1930年9月，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停止了李立三的冒险行动。会后他遵命赶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的各种会议上，对自己所犯错误进行全面检查和自我批评。根据共产国际决定，他化名李明，以研究生身份进入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一个周末，学院召开讨论会，李立三自拟发言题目《批判“立三路线”》，列举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例，历数“立三路线”给中共和红军造成的危害，因发言精彩博得热烈掌声。发言后人们团团围住他问，你怎么讲得那么活灵活现？好像身临其境亲自经历一样。他说，我就是李立三。李立三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到共产国际交代错误，一去就是15年，期间还曾被怀疑是日本间谍，被苏联内务部逮捕1年多，停止了党籍，被发送到西伯利亚。释放后，在莫斯科外国文学文籍出版局中文部担任校对，直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七大时，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尽管他在中央做领导工作时，也曾批评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并同意对毛泽东进行组织处理，但在筹备七大时，毛泽东却不计前嫌，亲自提名他和王明等曾经反对和打击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一些人，作为中央委员候选人，还专门致电共产国际，询问李立三被关的原因，是否妨碍做中共中央委员的候选人？收到莫斯科的回电答复后，又针对一些代表提出的意见，深入细致地为他做说服工作：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他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但没有到党外干坏事，他已经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我们还可以选他。毛泽东还说：
“对犯过路线错误的同志不应一掌推开。过去中央委员会里头，有的人错误犯得少一些，有的人错误犯得多一些；我今天也声明一下，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有没有呢？我说就没有。”【4】
这个意思很明白，大家都犯过错误，只要能下决心改正错误就好，我们不能一掌推开犯过错误的同志，对李立三也不能一掌推开。因有毛泽东协助“竞选”【5】，当时李立三虽然身在异国，却被顺利选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
这些就是他，也是党内同志最佩服毛主席的地方。
李立三回国后，毛泽东在延安王家坪接见他。见他穿着一身美国军服，是美国援助抗战的救济物资，马上吩咐发一套八路军干部服给他换上。谈话时李立三主动提出建议：自己向在延安的干部和党校学员讲一次话，批判“立三路线”。经毛泽东同意后，他在延安党校大礼堂发表长篇讲话，登上讲台首先自我介绍，我就是李立三，就是搞“立三路线”的那个李立三，然后开始诚恳地检讨那段历史。他不止一次地说：
“如果党需要我当‘反面教员’，我一定当好这个‘反面教员’。”
1949年2月，李立三到西柏坡出席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他犯错误以来第一次参加党中央的会议，他主动要求发言，向全会代表检讨自己在历史上所犯的错误，受到与会者一致好评。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部长、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尽管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还是多次以自己为例，教育大家勇于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经常说：
爱面子的结果是丢掉整个面子。我们要帮助这些同志认识到面子是小事，否则丢掉的更多。我们不要怕承认错误，我们共产党员是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的，个人算什么？面子更算什么？我过去犯过严重错误，大家知道历史上的“立三路线”，我公开批判过我的错误。如以旧思想来看就了不得了，这不是面子上不好看吗？其实对我公开批评之后，可以帮助别人不再犯类似的错误。我们要帮助旧人员丢掉包袱，要他们知道面子是小问题，有什么错误必须向群众公开坦白，并保证不再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气度是宏大的，所以能原谅他们。
他用自己所犯的错误，教育党内外同志不犯类似错误，用自己坚持自我批评、改正错误的胆量和勇气，激励犯过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为全党树立了一个“自我批评”的好榜样。但人是复杂的，他也并非完全超脱，主动自我批评与别人的评说，心理感受很不同。一次毛泽东作报告时讲到党史，把李立三与陈独秀、张国焘、王明、饶漱石等人所犯的错误相提并论。李立三当时也在台下，听完后心里不高兴，给毛泽东写信辩解说：自己与他们有很大不同，不是说错误大小的问题，而是说对自己错误的态度，的确想努力改正错误，希望盖棺论定时，能够博得党的一句好评，因此，当听到把我也当作坏的榜样，是感觉有些委屈的。毛泽东诚恳接受了他的意见，整理讲话稿时删去了相关段落。50年代末，李立三到东北工厂调查研究后，提出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企业民主管理思想，还撰写成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鞍钢实践中总结为“两参一改三结合”，被毛泽东高度推崇宣扬，誉为“鞍钢宪法”。这一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与体系，中国特色企业管理的瑰宝，有李立三的思想智慧结晶。由于中苏两党的历史关系，早年在苏联居留过的同志有不少娶了苏联姑娘为妻。李立三在苏联滞留期间，与苏联姑娘李莎结婚，在他被捕入狱时，苏联曾要李莎与他离婚，她坚持没离婚，还冒着风险去监狱看望，并为此脱离了苏联共青团，后来又死心塌地跟丈夫到中国。中苏两国亲密友好时，这样的家庭比较受推崇，但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两党两国关系日趋恶化、走向破裂并相互敌对，娶有苏联妻子的党员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按规定不能听党的反修报告，也不能看反修文件，承受了很大政治压力，不少家庭因此解体。中央有关领导找李立三谈话，要么与李莎离婚，要么李莎脱离苏联国籍，加入中国国籍。李立三曾含着泪解释说：我们真正是一对患难夫妻啊，现在我怎能与她离婚呢？她对苏联有民族感情是客观存在，但她并不赞成赫鲁晓夫搞得那一套修正主义，对我们党、对毛主席是拥护的，赞成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而且今后我还可以继续帮助教育她，一定可以保证使她不反对我们党的路线。最后，李莎加入了中国国籍，两人的跨国婚姻得以保全。但随着中苏关系的逆转，因受妻子牵连，李立三在党内政治地位每况愈下，日见衰微。这个问题后来严重恶化，却有另外的原因。当年西路军失败后，陈昌浩辗转去了苏联，与一位俄罗斯纺织女工结婚，期间与李立三夫妇交往比较多。陈昌浩新中国成立初期回国，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在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背景下，专门给组织写信报告说，自己的妻子是苏联使馆情报员，而且是受李立三妻子李莎指使。【6】此案牵连了许多人被逮捕审查，包括从苏联回国的林伯渠的女儿林利及她最好的朋友孙维世，都是因这个“特务集团”被捕的。这也使李立三受到严厉的政治审查。
“文革”之初，几乎所有“当权派”都受到批斗冲击，李立三是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又是“立三路线”代表人物，再加夫人来自敌国苏联，被重量级人物控告是苏联特务，自然更难幸免。那是一个高扬理想旗帜、对敌斗争严厉的时代，当一种追求演变成整个组织和整个社会的高度共识，并大规模地付诸行动时，生活中的模糊与回旋地带消失了。对于一些人来说，环境变得很严酷、很无奈，很多事情自己也难以说清了。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给毛泽东写信说：自己没有任何办法辩护自己的“罪行”，自己和全家也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请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1】当时看到广告回答的一共3个半，另外两个，毛泽东说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没有留下姓名。 【2】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3页。 【3】《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页。 【4】《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 【5】李莎：《我的中国缘分·李立三夫人李莎回忆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140页。 【6】林利：《往事琐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90-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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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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