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这位历史巨人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人民永远怀念他。我最早接触毛泽东同志，是在1927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然而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下面的文字是记叙我近五十年来同毛泽东同志的直接接触以及从中得到的启迪和教诲，以此作为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的纪念。

在黑暗中点燃了希望的火炬

1927年8月，我所在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因没有赶上南昌起义，暂时驻在江西铜鼓。县委派我随省委秘密交通员一起到南昌，向江西省委请示部队下一步如何行动。九月中旬，我从省委赶回团部时，感到团里的气氛有些异样。团党委的同志高兴地告诉我：毛委员已经从安源到了这里，以他为书记的党的前敌委员会经过缜密部署，统一领导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湖南平江、浏阳和鄂南崇阳、通城的农民武装以及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共约五千人，胜利地举行了举世闻名、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让我赶紧把省委的意见向毛委员报告。

　　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振奋，并渴望尽快见到毛泽东。当我走进毛泽东住处的时候，他健步迎上来，亲切地拉着我的手。毛泽东身材修长，一身布衣布裤，目光炯炯，镇定自若，细心地听我的汇报。我说：我在南昌见到了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后为托陈取消派，同陈独秀、彭述之一起被开除党籍)，还见到了刘士奇(湖南人，曾任吉安特委书记，后遭张国焘杀害)。汪说，宁冈有一支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武装，要我们的队伍往西朝宁冈方向走。我把江西省委的密信以及剩下的组织上给我的盘缠钱都交给了毛泽东。他听完汇报，看完密信，仰天沉思了一会儿，接着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我讲：你一路辛苦了，先休息去吧。

　　毛泽东等领导的秋收起义，是继“八一”南昌起义后，我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在革命低潮时期向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的又一次有力反击。在攻打长沙的战斗中，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各路起义军先后遭到严重挫折。9月19日，前敌委员会在浏阳县文家市举行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在这个关乎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表现出一位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他坚决反对少数同志提出的继续攻打大城市的错误主张，认为在当时情况下这样做是很不适当的，并明确指出，在敌强我弱，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均有敌人重兵把守的情况下，起义部队应当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转移，在那里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前敌委员会多数同志拥护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九月下旬，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离开文家市，朝西南向湘赣边界转移。

创建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在当时，究竟把革命根据地建在哪里，事关重大。毛泽东调查了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的整个罗霄山脉，认为北段不如中段可进可守，且北段离政治都会太近；南段虽地势比北段好，但群众基础不如中段。中段地势好，党的组织、群众基础等方面也比较好，而且远离大城市，敌人的统治力量比其他地方薄弱，江西省又没有正规的地方部队。毛泽东确认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是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好地方。同时还了解到此地有袁文才部(汪泽楷讲的宁冈有一支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就是指袁部)和王佐部两支革命武装。袁部驻在井冈山下的茅坪一带，袁本人是共产党员，袁部已建立党的组织。王佐部驻在井冈山腹地。各有几百人，六十余支枪。参加袁、王部队的，都是当地的贫苦农民，不少人在大革命时期就受到过党的影响，他们同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阶级有深刻的矛盾，有很强的反抗精神。这两支部队，专打土豪劣绅，劫富济贫，不侵犯群众利益，比较守纪律，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拥护。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候，他们还掩护过避难的共产党员。这两支部队特别是王佐部的问题是，由于长年住在山区，缺乏有力的政治工作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模糊，存在着浓厚的绿林习气和一些封建落后的东西。

　　在宁冈古城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建议对袁、王二部采取争取、团结、改造的方针，并首先加强袁文才部党的力量和政治工作，通过袁部争取团结王佐部。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在这样一个关系到我们能否在井冈山站住脚的问题上，毛泽东又一次作出了正确的决策。

　　毛泽东亲自对袁文才、王佐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向他们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提出革命的道路和前途，并应袁、王的请求先后派出几批干部，到他们部队担任连、排以上干部，帮助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并给了他们一部分枪。此时，袁文才、王佐部各有两个营，每营两个连(后扩充为三个连)。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和其他同志一起被派到袁、王部队工作的，曾任连党代表、团宣传科干事等。蔡协民、何长工已先期被派到袁文才、王佐部，担任团的党代表，作了大量有效的工作。我们在毛泽东和团党委的亲自指导下，积极开展部队的政治工作。在连队发展政治觉悟高的士兵和基层干部入党，做到每个班都有党员，每个连都有党的支部。还开设政治课和文化课，讲解工农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宣传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思想，帮助文盲识字，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公布伙食帐目，禁止打骂士兵等，使袁、王部原来的一些不良习气慢慢得到了改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袁文才、王佐部都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很有战斗力的工农革命武装。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湘南起义后，到达井冈山。朱德和毛泽东两军会师，使我们的武装从原来的二千人增加到一万多人，大大增加了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力量。

　　在井冈山，由于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党的领导集团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深入发动群众，我们不断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几次军事“围剿”，打击了国民党驻江西的反动武装力量，使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不安，指令湘赣两省的敌人于1928年12月用重兵对井冈山发动军事“围剿”，同时实行经济封锁。

　　面对敌人的反复“进剿”和严密封锁，毛泽东等研究后认为：在当时的情下，如果死守井冈山，恐难持久，为保存革命力量，坚持长期斗争，由一部分主力红军守山，大部分主力红军打出去，到敌人后方发展新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等共同商定：彭德怀、滕代远率一部分兵力(包括王佐部)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包括袁文才部)向闽粤赣边转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是一次重要要的战略转移，是在客观分析当时敌我双方实际情况后作出的正确决策。此时，我找到毛泽东，请求随部队下山，他开始同意了。后来，因有些同志也要求下山，毛泽东才对我讲：要求下山的人多了，这就不好办了，山上也需要一部分同志留守坚持，任务也是艰巨的，你也不要走了吧。我便留了下来。

　　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这条道路的起点。实践证明，毛泽东决定上井冈山伟大，后决定分兵下井冈山同样伟大。当时的中国是由数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的半殖民地，他们在中国培植各自的势力，互相之间有矛盾，我们就有可能利用这些矛盾，在党和群众的基础比较好、敌人统治又比较薄弱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毛泽东选择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建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在新的情况下，毛泽东审时度势，又决定分一部分红军主力下山向外发展，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也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的创举，是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我党还领导建立了赣西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湘赣等革命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多在几省的边界地区，它们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拨正航向，使红军在长征中摆脱困境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长征。蒋介石得知红军转移，即调集数十万大军，设置层层封锁线，对我军进行围追堵截，企图全歼我军。而我们大搬家式的行军，队伍臃肿累赘，速度缓慢，沿途处处被动挨打。此时，由于毛泽东受到排挤，在王明错误路线影响下，李德坚持错误的军事指挥，我军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才短短三个月，便已折损过半。在这危难的时刻，毛泽东极力主张放弃原定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以甩掉等候在湘西的十几万敌军，摆脱困境。中央政治局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使我军有了转机，接连攻占贵州南部的许多县城，于1934年底到达乌江南岸。1935年1月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批判了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军事路线；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接着，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是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从此，毛泽东亲自领导红一方面军展开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运动战，仗打得机动灵活，出奇制胜，使敌人对我们的去向捉摸不定，红军开始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

整编部队，提高战斗力，保护老同志

　　遵义会议后，红军广大指战员精神为之一振，个个信心坚定，士气高昂。我们这些参加过五次反“围剿”斗争的人对此体会更加深切。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采取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取得了歼敌七万多人的伟大胜利。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时，王明路线开始统治党中央，但还没有控制红军领导机关，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继续按照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作战，仍然取得了粉碎敌人“围剿”的胜利。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由于李德(德国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等积极推行王明路线，拒绝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寸土不让”等不符合当时敌我情况的错误口号，在战略战术方面采取所谓“短促突击”，进行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使红军苦战一年仍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得不突围长征。在中央苏区，在王明等人散布的“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等论调的影响下，我们不少同志在开始的时候总认为共产国际要比中国共产党的水平高，从共产国际回来的洋包子比国内的土包子强。后来，大家从第一次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鲜明对比中，逐渐认识到上述看法是一种盲目性。从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中，深深认识到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和错误军事路线的危害。撤销李德等人的军事指挥权，红军重新由毛泽东等指挥，这是全党全军企盼已久的事，此讯传来，我们都竭诚拥护，由衷地感到高兴。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亲自领导了对部队的整编，精简不必要的辎重和非战斗人员，充实战斗部队，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加强。对原来编在军委纵队休养连的一些老同志也分别作了安排。一次，毛泽东把陈赓和我找去，对我们说：“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四老年纪都大了，行军、作战时要很好地照顾和保护他们。林、谢二老已安排到别的单位，中央决定把董、徐二老安排到干部团。这是一项特殊任务，你们一定要把二老保护和照顾好，出了问题唯你们是问。”毛泽东这几句话，渗透着对老同志的深切关怀。干部团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对董、徐二老都十分尊敬、关心和爱戴，在当时的条件下尽心尽力保护和照顾好他们。

　　红军干部团是长征出发前由中央根据地的四所红军干部学校合并而成的，陈赓任团长，我任政治委员。主要任务是警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必要时也参加一些战斗。1935年1月底，一渡赤水前，彭德怀、杨尚昆率三军团在贵州赤水河畔的土城与敌四川王牌军遭遇，后期命我干部团参战，统归三军团指挥。这是一场恶仗，我团伤亡百余人，令人十分痛惜。我就此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我说：“干部团的学员是从部队择优选调的，都是连、排以上干部，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这样使用代价太大了。”毛泽东听后心情沉重，惋惜地说：“对啊，对干部团的学员用是要用的，但这样用不行，以后要注意。”

出敌不意，指挥全军巧渡金沙江

　　我红军三渡赤水后，敌人向川南集中，企图堵截我们同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出敌不意，突然改变了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当红军主力渡过乌江后，为了迷惑敌人，虚张声势，佯攻贵阳，掉转头又直逼昆明。在向云南进军的路上，毛泽东时常同干部团一起行动。毛泽东宏图大略，胸有成竹，任它风尘仆仆，阴雨绵绵，甚或风雷滚滚，大雨滂沱，他总是那样稳健，那样从容不迫，真是“胜似闲庭信步”。一天，他骑马在雨中徐徐而行，对陈赓和我讲：现在，我们已把敌人的主力吸引到了贵阳和昆明，便于我们采取突然行动，火速抢占金沙江渡口，以便全军渡过金沙江，把敌人甩得远远的。说着，他对天气表现出忧虑，说这几天的雨下得不好啊!河水上涨，怕是影响我们渡江哩!
　　我们知道毛泽东关于甩掉敌军，抢渡金沙江、大渡河同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后，非常振奋。正如毛泽东预料的，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已集中七十个团以上的兵力向我追击，而金沙江两岸却布兵不多，显得空虚。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研究渡江计划，并亲自进行指挥。我干部团接到从中路迅速抢占皎平渡并架桥的命令。为加强领导，总参谋长刘伯承担任先遣司令，直接指挥干部团。伯承同志亲自随我团三营一起行动。三营先遣连机智神速地抢占了皎平渡。接着，为掩护部队渡江，又成功地奔袭了皎平渡以北四十里的通安州。靠着找到的七条船，经过几天几夜的抢渡，红军大部分人马都从皎平渡过了江。担任殿后任务的五军团，处境十分艰苦，他们顽强战斗，在胜利完成任务后，也从皎平渡过了江。红军渡江后，敌人的大队人马才赶到金沙江南岸，这时，渡江船只已被我们烧毁，敌人只好望江兴叹，徒呼奈何!毛泽东亲自部署和指挥的巧渡金沙江战斗，成为军事史上的奇迹。从此，我军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长征途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粉碎张国焘的阴谋，率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1935年6月17日，红军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此时，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侵占了东北，而且直接威胁我华北地区，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红军继续北上，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关乎全局的战略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毛儿盖会议之后，党中央决定部队分左右两路北上，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徐向前、陈昌浩等在右路，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在左路。此时，干部团同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改编成新的红军大学，随党中央编在右路。干部团编成红军大学的特科团，韦国清任代理团长，我任政治委员。特科团的干部都是一方面军的，招收的学员主要来自四方面军。左路军到达四川阿坝地区后，张国焘违背他在会议上同意了的北上抗日的方针，坚持让部队再过一次草地往南返。他不仅擅自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并对中央和一方面军进行裹胁。毛泽东、周恩来等得悉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采取果断措施，率领一、三军团和红军大学连夜出发，继续北上，避免发生武装冲突。

　　张国焘得知红军大学北上的消息后，胆大妄为，居然派人传来什么紧急命令，让红军大学立即停止前进。此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走在红军大学前头，在半山坡一块很小的平地上停了下来。张国焘的追随者、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持枪带着几个荷枪实弹、指头按着板机的警卫员，气势汹汹地赶了上来，阻止我们前进，气氛异常紧张。面对李特的无理要挟，毛泽东从容不迫，以平稳、庄重的语气，耐心地讲解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指出我军只能北上，万万不可南下。因为，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力，而在陕西、甘肃，敌人的势力比较薄弱，这是一；第二，北上抗日，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得不到全国人民拥护的。毛泽东还语重心长地说：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的。你们南下，我们欢送。我们前面走，欢迎你们后面来。毛泽东要李特把上述意见转告张国焘。李特眼看威胁右路军南下无望，便对毛泽东说：张国焘要红军大学的学员留下。毛泽东顾全大局，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同意让四方面军的学员和干部回去。此时，毛泽东又让我们立即把红军大学的全体干部和学员集合起来，说他要对大家讲话。毛泽东在讲话时又反复强调说：南下的路是走不通的，你们将来一定要北上的。你们现在回去，我们欢送，将来回来，我们欢迎。事实的发展完全为毛泽东所料。毛泽东高瞻远瞩，坚持原则，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粉碎了张国焘妄图挑起红军打红军的阴谋。

及时纠正错误肃反，维护和巩固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了解到这里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进行了错误肃反，刘志丹等当地党政军的许多领导同志无辜被捕，个别好同志惨遭杀害。他立即下达“停止捕人”、“刀下留人”的指示，采取果断措施，及时纠正了错误，挽救了陷入危险局面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亲自接见刘志丹，亲切地安慰他说：你们受委屈了。毛泽东对刘志丹以及以他为领袖的陕北红军寄以完全的信任，决定由陕北红军组成红二十八军，任命刘志丹为军长。同时，又任命刘志丹为临时组建的北路军的总指挥，统一指挥由二十六军改编的七十八师、陕北骑兵团和红二十八军向北挺进，配合红军主力打退国民党反动军队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同我和其他几位派到红二十八军工作的同志谈话，再三叮嘱我们去了以后，要尊重刘志丹，尊重地方红军，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刘志丹对中央派去的干部也非常尊重，并经常教育当地干部要尊重和学习外来干部。作为政治委员，我同刘志丹之间推心置腹，互相信任，没有丝毫芥蒂。这支部队在刘志丹指挥下战斗力很强，接连打了许多胜仗。不幸的是，刘志丹在红军东征中的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部队回到康城后，我即到总部向毛泽东汇报了刘志丹英勇牺牲的经过，并报告毛泽东：二十八军经过多次战斗，虽然人员不断伤亡，减员近半，但部队士气仍很旺盛。刘志丹牺牲后，二十八军的同志们如同刘志丹在世时一样听从指挥。毛泽东听后连连点头，称赞刘志丹培育了一支很好的部队。此后，毛泽东派总政治部的同志到二十八军进行考察，了解到部队情绪稳定，士气旺盛，素质确实不错，决定继续保留二十八军建制。

　　在毛泽东领导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延安成为我们党领导抗日战争的中心。

毛泽东指引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1937年8月，为了实现一致抗日，经过两党协议，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我被任命为一二九师政训处副主任。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在一二九师领导下，主要在冀南地区开展平原抗日游击战争，没有到过延安，一直没有机会见到毛泽东。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联系主要通过电报。我们就是通过这些不断从延安拍来的电报，了解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冀南地区以及整个华北地区抗日斗争中重大问题的指示。

　　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重要讲话和文章，都以最快速度用电报发到各抗日根据地，这对于我们开展抗日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在详尽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性质和中日双方的人力、军力、物力、财力之后明确指出，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只有持久战才能取胜，并进一步提出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读了这部著作，使我们的思想顿时豁然开朗，信心倍增。这部不朽的名著，好像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照亮了通向胜利的道路。毛泽东的其他重要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论政策》等，对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正确贯彻土地政策、劳动政策、税收政策、锄奸政策，以及正确执行对反共顽固派、汉奸亲日派和帝国主义的政策和策略，都作了精辟的论述。在抗日根据地的实际工作中，我们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在同反共顽固派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对我们有深刻的影响。我们虽然身在前方，战事频繁，环境残酷，但是仍然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党内进行整风，认真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矛盾论》、《实践论》等重要文章。整风运动对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改进工作作风起了很大的作用，大大推动了我们的各项工作。就我个人来讲，印象最深的收获之一是提高了对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认识。过去，我们长期做群众工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这些经验是零碎的和感性的，经过整风学习，才真正提高到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理论高度。毛泽东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段富有哲理的论述，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是群众智慧的结晶，放射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辉，读后得到深刻的启迪，因而大大增强了贯彻群众路线的自觉性，提高了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

　　延安时期，毛泽东著作的数量最多，是他创作的鼎盛时期，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走向完善和成熟的时期。我虽然没有机会当面接受毛泽东的教诲，但是毛泽东的著作成为我们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武器，也为我们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制定了明确的方针政策。毛泽东思想指引着我们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我先后南下到豫西、豫皖苏、南京等地工作，由于战事紧张，仍然未能同毛泽东见面。

制定各项基本政策，缅怀革命先烈

　　全国解放前，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规定了全国解放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讲话要求全党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这篇讲话成为全国解放后我们进行各项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也是一篇极其重要的历史性文件。

　　新中国的成立来之不易，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由两千多万革命先烈的鲜血换来的。在欢庆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们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前仆后继、英勇捐驱的革命先烈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深切悼念之情。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应当归功于献出宝贵生命的先烈们。新中国宣告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亲自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个碑文由周恩来书写后刻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上。1950年在北京召开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在分别十四年之后，我重新见到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住地约见率部举行昆明起义的卢汉将军，我作为云南省委书记陪同会见。毛泽东和卢汉将军寒喧后，高度评价他毅然率部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正义行动。称赞卢汉此举减少了因战争带来的损失，为我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全省创造了条件，为提前结束西南战役作出了积极贡献，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毛泽东对卢汉和我讲，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位置很重要，你们双方要搞好团结，密切合作，有事多商量，共同把云南建设好。毛泽东同卢汉谈完后，我去找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聊天。我和叶子龙在长征时就认识。两人谈了不大一会儿，毛泽东派人让我到他那里。毛泽东说：十多年不见了，我们也聊聊嘛。于是，他便很随便地同我谈起来，话题很广泛，古往今来，天上地下，什么都谈。他首先讲到，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上层知名人士也不少，有当过内阁总理的李根源，有龙云，有同我们打过仗的杨池生、金汉鼎，还有一批著名的工商界人士和少数民族头人，嘱咐我们在云南一定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还问起我下井冈山后脱离部队的那一段情况，我再一次向他作了详细的叙述。在谈到陈昌、夏明翰时，我告诉他陈、夏是我的老师。毛泽东对陈、夏的评价很高，说陈昌是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两人关系很好，在一起时朝夕相处，分别时常有书信往来。他称赞陈是一位出色的宣传鼓动家，在组织进步青年出国勤工俭学时，他和蔡和森共同把陈留下来在国内为革命培育人才。不幸，陈昌于1928年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壮烈牺牲。我们还谈到，陈昌的两个弟弟陈安古和陈安怀也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个在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一个在广东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牺牲。毛泽东还告诉我，不久前他收到陈昌女儿的来信，他亲笔复信，勉励她进步并照顾好母亲，并从稿费中拿出三百元汇给陈昌家属以作生活补助。据我所知，毛泽东资助过不少烈士的遗属和后代。毛泽东还谈起他1920年结识夏明翰的情况，还向我问起井冈山时期曾任三十一团书记官，后调任三十二团第二营党代表的康健的情况。毛泽东是一位很重感情的人，在谈到几位为革命牺牲的先烈时，他满怀深切悼念之情，眼中不时含着泪花。此时，刘伯承应约来见毛泽东，我们的谈话便中止了。

不要大元帅的军衔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这是我军实现现代化正规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这以前，由罗荣桓提名，我从中共中央西南局调到北京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同赖传珠、徐立清一起协助他工作。罗荣桓当时是总干部部部长，也是总政治部主任。这一年，总干部部除了日常的军队干部任免外，用了很大精力搞军衔制。

　　实行军衔制，在我军还是第一次，从上到下都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搞法。我们不仅要仔细地研究各方面的情况，还要对个别对军衔抱过高期望的同志做工作，难度比较大。

　　毛泽东和党中央很重视这项工作。一次，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听取汇报，由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主谈。在初步方案中，毛泽东被评为大元帅，评出的元帅、大将都不止十个。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根据国际国内的经验，这个大元帅我不能要，穿上大元帅的制服不舒服啊!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毛泽东高瞻远瞩，深思熟虑，一致赞同他的意见。接着，毛泽东一个一个地问在座的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周、刘、邓都摆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毛泽东转身又问几位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后来转到地方的同志：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衔还要不要评啊？这几位同志也都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最后评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没有设大元帅，只评了十个元帅，十个大将，五十七个上将以及一批中将、少将。除了赛福鼎、乌兰夫、谢富治、韦国清、叶飞、闫红彦等少数几位同志外，其他已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同志，包括驻外大使，都没有授予军衔。

　　毛泽东等一批中央领导同志，大都是我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创建者，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为我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在全党全国全军享有崇高的声誉。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中央领导同志主动提出不授军衔，对全军是很大的教育，大大推动了授衔工作的顺利进行，我们的工作也好做多了。在毛泽东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的工作胜利完成。

亲自做出发展我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

1955年初，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我国发展原子弹事业的汇报。听完汇报后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标志着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开始。会后，由周恩来具体组织实施，并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核工业发展工作。1956年，周恩来曾对我讲过，中央有成立和平利用原子能委员会的考虑，毛泽东的意见请郭沫若当主任，我作郭老的助手，任副主任。后来，又决定不成立原子能委员会了。同年11月，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成立第三机械工业部(以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和核工业部)，任命我为部长、刘杰、袁成隆、刘伟、雷荣天、钱三强任副部长。三机部成立后，中央书记处多次听取汇报，对重大问题作出决定。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大力支持，表现了很强的全局观念和团结协作精神，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一切优先。有些单位主动找上门来，问我们还要什么。三机部的全体同志艰苦奋斗，同心同德，情绪十分高涨。因此，虽然是白手起家，遇到不少困难，但各项工作进行得都比较顺利。

　　在建设我国核工业的起步阶段，我们就坚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争取国外援助的方针。为了争取苏联对我国核工业的援助，1957年9月我和陈赓随聂荣臻为团长的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谈判获初步成果后，聂帅和驻苏大使刘晓让我飞回北京向中央汇报。下飞机后，我直接从机场到钓鱼台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谈判结果。毛泽东等听完汇报后，对代表团的工作表示满意，认为谈判是成功的，同意签署协议。同时，我转达了刘晓大使的意见：赫鲁晓夫邀请毛泽东赴苏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和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使馆从当时的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考虑，倾向于毛泽东接受邀请，亲赴莫斯科。1960年，全国出现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苏联的一些技术设备陆续运来后，有些同志要求对这些技术设备进行改造，而且很坚持。部领导进行了专门研究，一致认为这种意见不妥，人家的东西首先要弄明白，学到手，然后再进行改造以至创新。不研究透彻就要改，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可是，有些同志坚持自己的意见。我便专就此事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当面向他汇报。两三天后就接到电话，通知我到中南海去见他。汇报后，毛泽东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这个原子弹，235，你们还没有掌握好，怎么就动手改呢？只有首先掌握好了，然后才能去改。比如写字，首先得学写正楷，再学写行书，然后再练草书。小孩子连走路都不会，就想跑，怎么行？不要跌跤吗？我回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才结束了这场争论。二机部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作出决定：对没有掌握的苏联设计“不准改”，对苏联供应的仪器设备不准乱拆乱动，如需作任何改动，都要经过上级批准。这样，及时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混乱。

　　核工业建设一开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明确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因而，在外援突然断绝后，我们虽然遇到了困难，但很快地实现了向全面自力更生的转变，保持了继续前进的步伐，迅速掌握了核技术，缩短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1960年冬，周总理带领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后，毛泽东约见我们几个部长，康生也去了。毛泽东到来之前，我们谈起了什么时候能够爆炸原子弹的问题。我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原来答应给的样品也不给了，部里经过再三研究，即使尽最大努力，爆炸时间也得延迟到1964年。康生大言不惭，说什么太迟了，应该1962年爆炸，说这对我们国家，对外交，都有好处，等等。这类的话，他讲了很多。毛泽东来后，了解了我们谈话的内容，便只讲了一句话：康生，要原子弹在1962年爆炸，那就叫你去当二机部部长吧!康生一看势头不对，便再也不吭声了。康生明明知道1962年不能实现原子弹爆炸，却偏偏一再坚持，足见他用心不善。以后的实践证明，1964年爆炸的计划是切合实际的。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中国，不坚持毛泽东思想，就谈不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作者：宋任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