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毛泽东同志在发表《论持久战》一个多月前，放下正在阅读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先读了新收到的《逻辑与逻辑学》。据毛泽东读书日记，一天一口气读了93页，“甚感新鲜”[1]，可见对形式逻辑和对军事著作同等重视。在正值日寇全面进攻，中华民族危亡之际，毛泽东越是戎马倥偬，越是重视思维工具，因为欲工其事，必先利其器。毛泽东之所以“甚感新鲜”是有所指的。上世纪三十年代，苏联哲学界在批评德波林学派，捍卫列宁的辩证法、逻辑、认识论三者一体原理时，也出现将形式逻辑等同于形而上学的倾向[2]，毛泽东1937年7、8月间写作《矛盾论》时个别提法就受到影响，而新鲜感，则是对非主流意见蕴含的客观性的欣赏。1940年斯大林冲破学术界定见，提倡学习形式逻辑以后，苏联哲学界不再否定形式逻辑，但认为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是初级和高级的关系，这一转变，来自于恩格斯的认识。恩格斯说：“初等数学，即常数的数学，是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活动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而变数的数学——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微积分——本质上不外是辩证法在数学方面的运用。”[3]五十年代，我国学者在围绕教科书和恩格斯的观点讨论时，毛泽东同志支持形式逻辑学者、哲学学者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开展争论，“不能让自己的脖子长别人的脑袋”[4]。毛泽东本人，也在不断总结学习实践中，逐步形成对形式逻辑的成熟认识。建国初，在《矛盾论》再版时，删除了与形式逻辑等同于形而上学相关的个别语句[5]。在我国学者讨论形式逻辑中，毛泽东从实践第一出发，支持了周谷城、王方名等学者的意见。针对干部队伍中在会议、文件、学习中时常出现的思维逻辑混，1958年6月17日，毛泽东同志提出：“形式逻辑本来就是形式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6]1965年12月在杭州，毛泽东明确地说：“说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等数学，我看不对。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同辩证法不是什么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7]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观点，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者对革命导师个别论断的科学态度，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大家与经典作家不同视角的差异，这个差异，和恩格斯把数学的发展看成完全的形式，以及形式与内容能动结合的发展过程有关。毛泽东对形式逻辑的肯定，更多的是对日常工作思维形式的总结。如同1940年，处在二战期间的斯大林提倡干部学习形式逻辑，否定苏联哲学界流行的形式逻辑等同形而上学一样，毛泽东进了一步，强调了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都是一门专门的科学。三位导师的认识，既是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也反映了认识上的层层递进。毛泽东同志晚年对形式逻辑的观点，被一些哲学家接受，如金岳霖认为，“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门学科……相辅相成”[8]。从毛泽东同志对形式逻辑的认识过程看，这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有资料记载——上世纪六十年代，群众曾争论对毛泽东思想是否也可一分为二，受到检举被公安部门抓了起来，面对请示，身居高位的陈伯达等官员不表态，实际上默认、助长了形而上学，间接维护了自反右扩大化以来，因党内极左思潮导致的政治生活中一些不正常的氛围。有人在会上就此询问毛主席，“主席听了就説：我的思想怎么就不能一分爲二？我昨天讲的话和今天讲的就有不一样的地方。我的思想也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着的,当然是可以一分爲二的。所有事物都是一分爲二的。”负责公安的领导得知后立即安排释放了所有相关被抓的人。——这个认识过程恰恰说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认识论就是社会实践和辩证、逻辑、认识论的统一，毛泽东思想就是在不断的辩证否定中，在同错误和片面性斗争中发展并走向辉煌的。离开这个过程，谈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轻率的，也必将受到历史的嘲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毛泽东同志晚年对形式逻辑的观点并未得到普遍的重视。自毛泽东同志去世后，中国社会主流话语中的形式逻辑水平就开始进入了下降趋势。其中一个常见例证是，流行“中性论”，或违反“矛盾律”，矛盾双方同时为真；或违反“排中律”，矛盾双方同时为假。在性质上，倾向于用自然领域中物的无阶级属性混淆社会领域中人的阶级属性；在哲学方法上，用矛盾运动中的可转化性否定矛盾自身的不可调和性，否定事物普遍存在的两重性。例如，认为市场经济是中性的，市场经济中的雇佣劳动制度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违反矛盾律；所有制是中性的，公有制和私有制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淡化所有制成分，违反了排中律；竞争是中性的，因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是公平的，按资分配和按劳分配是市场等价交换的结果，总之，含有雇佣劳动制度，剩余价值归私有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没有根本矛盾”等。再如按西方经济学家萨伊总结的生产要素分配已两百余年，在理解“确立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原则”时，如果看不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质的区别和对立，或者在雇佣劳动制度调配了80%以上劳动力商品资源的现实下，空谈“按劳分配主体”，在认识和实践上就陷入违反“矛盾律”的逻辑矛盾中。回避矛盾律，排中律，“中性论”就绕开了剩余价值归谁所有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上，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上产生混乱，产生大量的似是而非的思想、理论、实践上的逻辑混乱。2013年1月5日，在中央委员会新成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研讨会上，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党始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
在谈到市场经济时，习近平指出：“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在十九大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同志的系列观点批驳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白马非马”论式的否定，指出不能用中国特色否定社会主义基本性质，不能忽略“社会主义”定语谈市场经济，否则必然导致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混乱。
四、岐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逻辑浅析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10]列宁提出，“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要消灭阶级”[11]，“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12]“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13]中国在以农民为主力军的革命胜利以后，实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继而实施了人民公社、遵守价值规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继续革命、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四个全面”、“五位一体”，这些实践，前无古人，举世无双，无论是成功经验，还是成功之母的教训，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探索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前导带领下，中华民族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前仆后继、代代相传的挑战。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进行了综合：“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长期以来，在理解社会主义本质论方面，我们队伍中存在着几个违反逻辑的倾向：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是必要条件关系，必要条件的推理规则：肯定发展生产力不能肯定共同富裕，但肯定（实现）共同富裕就能肯定发展生产力；否定发展生产力就能否定共同富裕，否定（不能实现）共同富裕不能否定发展生产力。
如果把这种必要条件的关系看做了充分条件关系，以充分条件的推理规则，则成了荒谬： 肯定发展生产力就能肯定共同富裕，肯定（实现）共同富裕不能肯定发展生产力；否定发展生产力不能否定共同富裕，否定（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就能否定发展生产力。
换句话说，没有发达的生产力，不可能完成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任务。离开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即使达到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也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2、二元论。脱离生产关系谈生产力，不谈一切生产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是一定社会关系中的生产，不仅是逻辑不清、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不扎实的表现，在发展生产力实践中，必然诱发忽视生产关系倾向，容易把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两者彼此独立。这些错误的性质，在哲学上割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明显的二元论特征。3、混淆概念的从属关系。发达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共同必不可少的集合属性之一，发达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不具有排他性，无法区别于现代资本主义，因此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只是社会主义的固有属性。4、淡化特质。“共同”体现了生产和分配的生产关系，“富裕”体现了生产力要求和程度。社会主义的唯一性本质，可以浓缩为“共同富裕”，把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平列，同义反复，侧重了生产力，淡化了生产和富裕的“公有共同”性。5、混淆手段与目标。共同富裕是目的，发展生产力是手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为了人民共同富裕，向消灭阶级、社会大同的共产主义目标前进，为此，就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靠社会主义制度去逐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而平列，就混淆了目的与手段的区别，也就混淆了生产力手段的资本主义可能性与社会主义目的唯一性的区别。用手段的重要性混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这是代表全党作出的严肃、凝重、坚毅的总结，意味深长，字字千钧。今天，再来重温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14]有的同志不无书生气的认为，这个“联系论”不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清晰，但是，站在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当下，按照历史、理论、实践三个逻辑反思，从“千辛万苦”、“巨大曲折”和“根本成就”的角度，从历史、社会对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战略家、实践家的检验，包括对七十年来我们队伍中各种思想、路线、政策的检验，更多的人们会深刻的感悟到，这是事关中华民族命运的何等清晰的逻辑预判！[2]［苏联］B.E.叶夫格拉弗夫主编：《苏联哲学史》，贾泽林、刘仲亨、李昭时译，126-130页[3]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32页[4]《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892页[7]《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889页[8]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1979.10，人民出版社，10页[11]列宁：《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6-7），《列宁全集》第32卷469页[12]列宁：《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四卷11页[13]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列宁选集》第三卷第835頁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紫虬视野”，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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