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学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一个影响最大的革命团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它是湖南省反帝反封建的核心组织。新民学会的主要发起人是毛泽东和蔡和森。新民学会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但在它存在的三年中，在中国革命动荡转变的年代里，它逐渐由民主主义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贡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许多会员，后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会员何叔衡、蔡和森、向警予等为中国革命献出了生命。

“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合影。五排左四是毛泽东。

组织发起

1915年，国内展开了反对袁世凯向日本帝国主义卖国的运动。毛泽东组织了学生的反袁斗争，并在自己读过的《明耻篇》的封面上写道：“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5月7日，是袁世凯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当天。1915年5月中旬，毛泽东发出了“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启事共约二三百字，其主要内容是：邀请对爱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和我联络，并特别提出要坚苦有决心而能为祖国牺牲。启事的最后一句话是采用《诗经》上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征友启事是由毛泽东自己刻蜡板油印的，发给长沙各主要学校，信封上写着：“请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毛泽东后来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省立女师的校方接到这封信，起先还有误会，以为是找女朋友谈恋爱的。后来经过启事上的通信处（一师附小陈昌转）到一师打听，才知道是一位叫毛泽东的品学兼优的学生，征求爱国志士交朋友。罗章龙看到这张启事后，便写了封信给毛泽东表示愿意交朋友。随即得到毛泽东的复信，上面写着：“空谷足音，跫然色喜。”约定次星期天到定王台图书馆会面。

罗章龙于1912年由浏阳至长沙求学，就读于长沙第一联合中学，于1917年毕业。约定的星期天到了，罗章龙来到了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他看到走廊处有一少年仪表端庄，气宇轩昂。趋前为礼，互通姓名，才知道少年姓毛名泽东，字润之。二十八划乃其名字的笔划数。他们见面时没有一句应酬话，毛泽东开始就问他，最近读过什么书，写了什么文章。他们就坐在一条长石上，直谈到图书馆中午休息时止，谈了两三个小时才分手。以后来往密切了，就常交换读书笔记。罗章龙比毛泽东小3岁，两个人自从定王台晤谈表示“原结管鲍之谊”以后，每逢周末假日，常相约到长沙各处的名胜古迹游览交谈。

在此期间，毛泽东和许多在别的城镇的学生们和朋友们，建立了一种很广大的通讯关系。慢慢地他开始认为需要一种更严密的组织。1917年，毛泽东和罗章龙等几个朋友共同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是年进行筹备工作时，有5人参加，1918年4月组织成立后到五四运动时，发展到七八十人。

1918年4月14日，在长沙岳麓山蔡和森家中，新民学会成立会举行。这天到会的共有13个人，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瓒、罗章龙等人。会上通过了一个由毛泽东起草的章程，大意是要有远大的志向，为国家为民族做事。新会员入会要由会员介绍，评议会通过。章程中还有几项属于生活方面的戒条：如不嫖、不赌、不娶妾、不贪污等。大家推选毛泽东为评议会总干事，他谦辞了，但最后仍选他为副总干事。五个干事中有蔡和森、陈昌等。当天还交了第一次会费。

毛泽东最后说，要继续发展会员，要人多力量才大。“新民”两字，是取“大学”上“在新民”，及“汤诰”上“作新民”的意思；梁启超也倡导过“新民之道”，主张“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以建设中国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民”两字即意味着一种进步与革命的意义。

改造中国

新民学会刚成立时不到30个会员，几个月后增加了一倍多。会员多是刚离开学校的学生和一些小学教员，他们还没有多少社会活动的经验。可是负主责的毛泽东和挚友蔡和森，对学会都有着很大的雄心和计划。1918年7月26日，毛泽东写了一封谈学会组织及会务如何开展的长信与蔡和森。蔡和森于7月底的复信中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尚待何时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者也。”

辛亥革命后，新的党派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争夺议席，分抢官职，社会上对党派之争，印象极坏。当时曾被选为湖南省议会副议长的徐特立，即视一切党派为狐群狗党，愤而辞去此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官僚政客更是结党营私，朝秦暮楚，乌烟瘴气。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俯仰随人，也毫无出路。针对着当时中国的情况，毛泽东执意将学会造成一个坚强的战斗团体，以改造国家、社会为职志，具有一种崭新的党派观念。因此，蔡和森的复信提出了这种为当时“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的说法。这就是说，他们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并不忌讳当时社会上一般对所谓“政党”所抱的鄙视态度，而是同这些结党营私的“政党”迥然不同，准备开辟一条新的、别人“不敢为”的道路——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建立一个崭新的政党；将学会的前途与中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将改造中国的责任放在学会的肩上。

蔡和森在复萧子升的信中说道：“吾等皆有心人，然只恐心量不大，有‘苟能是，是亦足矣’之心，则群治之昌明愈亦无望，此弟最近之瞿然猛觉者也。”并且根据他和毛泽东的壮志，大胆发出这样的雄心：“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

毛泽东这时主要考虑的问题有三：一是人才的分配与培养，这关系到学会组织的巩固与发展；二是学会的基础置于何处；三是如何求学——寻求救国之道。他认为，学会中有限的同志必须做合宜的分配，很不赞成过多的人去法国。譬如，根据罗学瓒宜于从事教育工作的特点，就曾劝他不必一定坚持去法国。

关于培养人才，蔡和森复信中谈到他们两人的一些共同看法：“润兄七月二十六日之信，已经收到。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学会之会员，须加以充足的物色与罗致，不当任其自然发展也。……至于求才，其方亦自多端：1、遇；2、访；3、造。遇中得人，一见倾心，此属特别少数。访中得人，其数不定，自身之吸力大同化力大者，所得必多，反是不得不少。……造之一层，尤为必要，尤较可靠。”

这种“造”的想法，大概是毛泽东信中着重谈到的。当时何叔衡、陈章甫等一批学会会员，都在长沙的楚怡、修业、周南女校等校教书，那时有些“小学生”的年龄比较大，程度比较高；中学和专科学校，则更有发展余地。毛泽东是一直注意长沙这个基本阵地的，因此他想把罗学瓒也留下来。蔡和森的信中也说：“造分两号：一是造相遇相处之同辈，二是造幼龄之小学生。前者如兄来京时，便当施行；后者则弟甚望同辈中多出几个小学教员，万勿以个人暂时之不经济，忘却远大之举。来书‘失此不为，后虽为之，我等之地位不同，势不顺而机不畅，效难比于此日矣。’弟深以为然。”1921年，在长沙创办自修大学（以及附设补习学校和初中班）之后，毛泽东的这种理想，才终于实现。

历史结局

新民学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前后发展了78名会员，但由于新民学会产生在动荡年代，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复杂，各种思潮的冲击使新民学会会员们人生信仰有很大不同，因此也演绎了他们不同的历史结局。

以毛泽东为代表，多数会员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根据毛泽东的主张，会友应有计划地去俄国或法国，学习新思想，了解各国实情，加以选择采纳，为中国所用。新民学会采取了国内外并重，共同寻求革命道路的办法，一部分人到国外，以蔡和森为首的会员赴法国等地勤工俭学；一部分人在国内，以毛泽东为首在长沙开展各种活动。新民学会78名会员，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有37人，其中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有李维汉、蔡畅、谢觉哉、萧三、熊瑾玎等。著名的革命烈士14人，除以上介绍的蔡和森、向警予、何叔衡以外，还有李启汉、郭亮、夏曦、罗学瓒、张昆弟、陈章甫、方维夏、傅昌钰、彭平之、彭道良、谢南岭，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以张国基为代表，不少会员在科教文领域成就斐然。他们中有蜚声南洋的华侨教育家张国基、被誉为“科学医星”的美籍学者李振翩、知名学者劳君展、教育家周世钊、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国际诗人和《国际歌》的翻译者萧三；有资深的学者魏壁、邹蕴珍、陈书农和杨润余；有新闻战线的著名记者黄醒和唐耀章以及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周敦祥、李思安、蒋竹如、吴家瑛等。这些会员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选择了科学教育作为自己的成才之路。

以萧子升为代表，极个别会员走上无政府主义道路。萧子升在组织湖南青年对抗旧势力、追求新思想的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特别是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他为赴法会员在华法教育会筹集经费，积极组织留法预备班，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在信仰上，他与毛泽东、蔡和森迥然不同。在改造中国方法问题的认识上，他经历了从推崇教育救国到无政府主义和蒲鲁东主义、反对暴力革命、幻想凭感化来改造社会等过程。他既不满旧势力，又希望凭借旧势力跻身仕途。毛泽东和蔡和森为了说服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之间进行了无数次的讨论和争执，用萧子升的话说：“经常谈到深夜，谁也说服不了谁，却又互相痛心地流着泪。双方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观点，又在感情上分割不了多年的手足情谊。在政治上他们分道扬镳了，在个人的友谊上，还持续了好几年。”

萧子升

1921年，毛泽东与萧子升在湖南通俗教育馆何叔衡住处，再次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愤怒地说：“你当你的绅士，我走我的独木桥。”至此，萧子升与毛泽东、蔡和森分道扬镳，这同时也标志了新民学会的解体。此后萧子升一生坚持自由主义立场，成了国民党的幕僚，在留法勤工俭学归国后，加入了国民党，以后长期旅居国外，从事汉学教育工作。1976年在南美洲乌拉圭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