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因美国发动的中美贸易摩擦，有关中美贸易纠纷、甚至要打贸易战的说法不绝于耳。中方历来主张，打贸易战不会有赢家，不仅不利于双方，也不利于世界。贸易战，看似经济领域里的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实则是两个大国之间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的一场博弈，从根本上说，是一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战争。

无独有偶，一些西方国家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思维下，不断在国际社会挑起真刀真枪的军事威胁、军事挑衅甚至军事冲突。一些国家为了一己私利和不可告人的目的，全然不顾世界人民追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良好愿望，言而无信，破坏来之不易的和平格局。

在今天复杂的国际斗争环境下，在我们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回顾毛泽东晚年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深思，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战争与和平，是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人类始终面对的一对相互矛盾又相互统一的事物，两者之间的关系充满了辩证法。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这对复杂矛盾中，积累了丰富的哲学理论经验和斗争实践经验，为我们今天提供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积淀和理论源泉。作为党的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重要思考，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一、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复思考这一问题

自战争与和平这对矛盾存在以来，人类就始终面临着巨大的困扰，正义的力量始终在不断地为争取和平、避免战争而奋斗，善良的人们也在不断地表达着希望和平、反对战争的良好愿望。但是，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的：“战争始终像一个幽灵一样伴随着人类发展历程。”战争的阴霾始终挥之不去，和平的愿望却往往事与愿违。这就迫使各国领导人不得不面对和思索战争与和平这对复杂的矛盾，应对各种战争的可能性。这也就是毛泽东晚年不断深思这个问题的逻辑前提。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毛泽东思考这个问题，其出发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家必须从政治高度应对和思考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

其二：在战争没有消亡的前提下，要善于深入研究战争规律。

其三：随着西方敌对势力由战争威胁转向“和平演变”，对中国采取了两手政策，我们也要加强“两手”准备。

其四：国内国际都并不太平，我们思想上始终不能麻痹大意，总要有一根弦。

总之，麻痹轻敌的思想，是国之大忌；麻痹到一定程度，必定要亡党亡国。

二、晚年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表达的主要观点

毛泽东一生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所作的论述涉及面广、内容丰富，用一两篇文章很难囊括，这里我们主要选取20世纪60年代以后特别是毛泽东进入70周岁后，到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段，来作些粗浅的考察。这一时期，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分析应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可以说极为审慎、反复思索研究，体现了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多重视角。综合梳理毛泽东晚年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一些谈话，以下一些观点特别鲜明、突出。

（一）“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的态度：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

毛泽东在回答美国客人有关“为什么中国人不那么害怕战争”的问题时，坦然地说：“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你害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战争反正到来。你越是害怕，战争也许还会来得早一些。”毛泽东还特别补充说：“当然，我说不害怕的意思，并不是说可以睡大觉，而是说要斗争。”

（二）“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

在表达了“一反对二不怕”的基本态度后，毛泽东紧接着表达了要有所准备的基本观点。越是进入晚年，他对“准备”的问题强调得越多、抓得也越紧。他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在谈到军事战略问题时，他多次讲过：“把一切都准备好，准备好了，敌人要来也好办。”他认为，即使仗打不起来，也要搞个保险系数。

（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这四句话，是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提出来的自卫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这一原则扩展到国际关系上。他风趣地说过：“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还是要有两条：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越到晚年，毛泽东在面对敌对势力特别是外部军事力量挑衅时，这种表达越坚定、果断，他说：如果敌人打了第一枪，“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只能是“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们消灭掉”。

（四）“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共同对敌。”

他既讲国内团结，也讲国际团结。讲到国内人民之间的团结时，毛泽东始终认为，要想战胜强敌，全体人民必须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军民团结如一人，试天下谁能敌”，“大敌当前，全体军民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80岁以后，他还在号召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并以玩笑的口吻对外宾说：“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毛泽东认为，只要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就可以凝聚成战胜帝国主义和侵略者的磅礴力量。

（五）“备战，备荒，为人民”，“一切为了人民”。

作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思考战争与和平问题时，始终坚守唯物史观，一切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出发，一切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以20世纪60年代编制三五计划为例，尽管这个计划的基点要求“把加强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但毛泽东明确提出：“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周恩来把毛泽东提出的“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三句话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在对外宾解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从人民出发来看待战争与和平问题时，还特别强调：“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

（六）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

作为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一生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垄断资本主义分析得很透。由于帝国主义的存在，它的垄断性和殖民扩张特性不会改变，尽管新帝国主义者与老牌帝国主义者相比，殖民扩张方式发生了改变，但其对落后国家的侵略和掠夺从来没有停止过，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始终存在。毛泽东认为，只要帝国主义的制度不改变，真正的和平或永久的和平就不会存在。当然，毛泽东也清醒地看到，战争与和平具有同一性，两者之间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直到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仍对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表达了这方面的看法。

三、怎么看待毛泽东的这些思考

今天，我们已经走在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的时代环境和条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理论之树是常青的，智慧之光是闪亮的。毛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关系的思考，尽管有当时的时代色彩和认识局限。但是，其中至少有三个站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一）“忘战必危”——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来观察和分析问题。

战争是人类政治的继续，是社会矛盾之间最高的斗争方式，在产生这种特殊政治和尖锐矛盾的社会制度及其客观社会基础没有根本改变的前提下，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只有认清了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谈到坚持和平、避免战争。毛泽东对于当代世界复杂的社会制度下存在战争的可能性，始终有着清醒的认识。对这一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正如习近平特别强调指出的：“忘战必危！总认为我们这一代军人处在和平年代，仗一时打不起来，如果有这种思想，就不配做一名军人，更不配做一名军队的指挥员。”

（二）“能战方能止战”——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上来考虑和解决问题。

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矛盾双方存在同一性，就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关键是把握转化的条件。毛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论述，充满了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说，把握这种辩证关系的核心和实质，就是要把握“能战方能止战”的道理。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有关思想，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观察和处理这一问题，进一步提出了新时代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这就是习近平所指出的：“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三）“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站在党、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前途命运上来观察和思考问题。

既然战争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是一种政治性质的社会极端行动，那么，思考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就离不开党、国家和民族这些最根本的政治元素。毛泽东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都是紧紧围绕这些根本政治元素并且在最高政治层面上展开的，是一种登高望远的战略性思考。作为一个大国大党领袖，毛泽东考虑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绝不是从一时一事一人出发，他始终关注着世界大格局，关注着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关注着中国人民的前途运命和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战略思考和宏观决策问题上一以贯之地坚定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正如习近平强调的：“中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嫉妒他国发展，但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综上所述，毛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考，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些内容与客观情况存在一定的偏离，在一定程度上也高估了战争“迫在眉睫”的紧迫性；尽管他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有的后来也被我们党做出必要的修正，但是，从总体上看，特别是结合今天国际斗争的复杂性来看，毛泽东这些思考成果，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也提醒和教育了中国人民，还启迪当今中国和世界政治领域的战略判断。今天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各个领域的战争或争斗形态（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正在发生的“中美贸易战”等等），毛泽东的这些思考的精髓，至今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作用和方法论意义，是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所要汲取的精神源泉和智慧方法。 

（作者：杨明伟，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