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与傅作义谈话，问他建国后想干什么？傅作义当即表态说：大禹治水，利国利民，功在千秋，我愿意搞水利工程建设，更直接地为人民办些好事。根据傅作义的意愿，中央任命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水利部长。

　　傅作义的任命一公布，就有人不服气，讲怪话，说：“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反革命”。毛主席听说后批评说：你们哪一个人有本事，能把北平20万守军调出北平城，听从我们发落，使我人民解放军不费一枪一炮解放了北平城，保护古都不受任何损失啊！毛主席这样一说，各方的怨气都消除了。

　　尽管如此，傅作义刚任水利部长时，水利部领导中还是有人认为他是非党人士，有意贬低、刁难他。对他以部长名义批示的文件，有不同意的表示。因此，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傅作义对所有文件在看过之后，不加任何批示，而是由某副部长批示，并形成惯例。傅作义并不介意这个。后来，毛主席发现水利部文件批文没有傅作义的名字，他就敏锐地感到里面有问题。

　　不久，毛主席在天坛公园遇到了傅作义，他和傅作义先谈了一些其它问题后问：“是不是我们共产党内有人怠慢你？”

　　“哪里，哪里，您不治我的罪，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傅作义诚恳地说：“我是水利问题的‘门外汉’，恐怕胜任不了部长工作。”

　　毛主席鼓励他说：“不懂你就学嘛！有问题你就去请教群众嘛。要边学边干，哪有天生的内行呀！”接着，毛主席又问傅作义：“水利部文件批文怎么没有你傅作义部长的名字？你在水利部当部长是不是有职无权？”

　　傅作义说，他工作忙，常外出，副部长批示也是一样的。毛主席听了没作声。很快，毛主席向周恩来通报了这一情况。

　　周恩来立即将此种不正常的现象专门批示水利部：大小事情，没有傅部长批示，一律无效！要让傅部长列席党组会议，并发表意见。

　　傅作义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在他担任水利部部长期间，多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制定规定、指标，兴建水利工程，造福于人民。他每年用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时间，不辞辛苦，跋山涉水，下到全国各大中型水利电力工地，调查研究，检查指导工作。北起白山黑水，南至珠江三角洲，西自黄土高原，东到扬子江畔，几乎都留下他的足迹。

　　1950年举办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决定设置黄河水利委员会就是傅作义视察研究后决定的。此后他坚决贯彻毛主席“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指示，率领专家组勘查黄河中下游，了解黄河防汛情况，随后视察开封至花园口200多里的河堤，勘查黄河北岸引黄济工程（即胜利渠）渠首位置。然后赴潼关，乘木船东下，沿河查看黄河设想水库坝址，并着重研究三门峡水库问题。1957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举行隆重开工典礼时，他提出：黄河的根治与综合开发工作，是一个变千年水患为巨大收益，改变黄河流域自然面貌与经济面貌的不朽大业。为了造福后代，黄河的事情我们一定努力去做好！

　　在建设三门峡水电站时，傅作义从黄河下游一直视察到潼关。走到陕县，气温高达40摄氏度，坐着不动都是一身汗，他是年近花甲的人了，仍然不愿多休息一会儿，坚持按计划视察。他每到水利工地，不但了解工程情况，就地解决问题，还要看看工人住的工棚，民工的伙食情况，问寒问暖，关心群众的生活。他有胃病，需要少吃多餐，但他在出差时就带些馒头干，不时地嚼两口。

　　同时，傅作义还多次视察考察淮河，对根治淮河也做了大量工作。在他的主持领导下，我国水利事业有很大的发展。当别人赞扬他取得的成绩时，他总是说，旧社会坏就坏在那个制度、那个体系，想做的事做不成。新社会好就好在这个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一切难办的事也能办成。

　　傅作义还始终关心着祖国的统一，他曾经多次以写信、发表谈话和写文章形式，召唤在台湾的旧友旧部回归祖国。1974年2月，傅作义说：“25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我做的确实是一件最正确的事。我现在仍然要劝说你们，你们今天听不进去，但不久的将来就会听进去的，会相信我的话的。当时的奋斗目标是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而大陆解放仅仅20余年的短暂时间里，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已经把一个贫穷落后、受人欺凌侮辱的旧中国，一变而为崭新的、强大的新中国。”“台湾是中国人，台湾和大陆是同胞兄弟。为什么不能一块来干？为什么不能一起来分享光荣呢？”

　　傅作义为人诚恳大方，且平易近人，广交朋友。他家在海淀区原有一个很大的私宅，种了许多晚季的水果树，如梨、苹果、枣、桃、葡萄、核桃等等，收获的水果总派人送给领导同志、朋友们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分享。

　　傅作义还经常在自已的私宅，用自已的钱请客，被请的人员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国民党起义将领、友人们。毛主席对这种做法大加赞赏：拿自已的私产请我们大家吃饭，单凭这一点精神，就非常使人敬佩，试想我们中哪一个人能做到。

　　建国初期，傅作义曾住西城区小酱坊胡同27号，当时是他的私宅，1964年交给国家，国务院事务管局见房屋多年失修早已破旧，就扩建并修缮一新。傅作义先生住进后很过意不去，派秘书找国管局领导，谈自已的想法：我现在身体不好，不能为党继续工作，为人民服务，只能在家休息，国管局为我将房子修得那么好，我在海淀还有一处花园私宅，一个人两处住房，显得过于特殊，中央哪一位领导都没有个人别墅，海淀的房子我想交给国管局。这样对我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三方面都有利，对上学的孩子政治上的进步也有好处。

　　国管局将傅作义的请求，上报国务院后，周总理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批准傅作义的请求，但是讲明傅作义休息想去可以随时去。周总理批示大意是：傅的海淀别墅可以收回，但国管局要调查一下中央各部门有集体别墅的有多少所，应统一管理，进行调整。有的可留作集体休养所，有的可改办学校。在集体休养所中，应拨一所给高级民主人士作轮流或定期集体修养之用。当时，国务院是非常需要这部分用房。

　　1966年，傅作义先生两次致函周总理，要求将他的存款及部分财产上交国家。信中说：一、将银行现金存折7个共40万元送交国家。在我的有生之年，对于和我一起参加和平解放和起义的孤寡、老弱、伤残人员，还有些义务要尽，暂留下16万元，用不了的以后再交。二、将我家中现存的旧书籍、旧字画、旧餐具、盆花，出国公家给做的西服、皮大衣、外宾送的礼品及公家分配给用的沙发、地毯等一并交给国管局。三、现住房较宽，房多，工作人员多，暖气耗煤多，希望统战部、国管局考虑，最好能给我调换个小平房。这样既可以破一些旧习惯、旧风俗，也可以大大缩短与一般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也有助于我和我的家庭破旧立新。

　　这些钱是傅作义解放前，开办工厂和贸易公司所赚的，这些钱主要用于编制外人员的开支、阵亡将士的抚恤以及创办学校等。毛主席批示：将款存入人民银行，仍归傅作义支配使用。但鉴于当时的混乱情况，国管局将其7个存折代为保管，但于1971年又送还他本人。不过，傅作义分文未动。

　　1974年3月5日，傅作义在养病期间，抱病写信给周总理，感谢毛主席、周总理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并再次要求上交1971年由国管局送还的7个折，共计人民币40万元，信中说：“我住院将近半年，身子是衰弱了。不能吃东西，支持生命的唯一力量，全靠精神，希望能见到台湾解放，祖国统一。我历史上犯过很大错误，您还抽时间来看我，我真是感激涕零！（周总理曾于1974年1月24日农历正月初二晚，前往傅作义先生住地小酱坊胡同，看望由医院回家过年的傅作义先生。周总理曾对傅先生说：你住北京医院很单调，可以回家住一住，并劝他安心养病。）1971年2月，您遵照毛主席‘把统战朋友的款发还’的指示，派人持函送还我上交国家的现金代存存折7个。在送还存折的同时，国管局服务处的同志把我上交的‘四旧’东西也送还。我又将送回家中的瓷器、银器餐具等一并交国管局的工作人员进行处理，包括金银、珠宝、首饰、字画、瓷器、古董等，送银行和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经从厚估价，共折合人民币3142.54元，这钱我就不交了。前送还的7个存折共40万元，仍未动用，拟上交国家，请总理一定代国家接收。刘芸生（傅的妻子）虽然是家庭妇女，可是她也坚决主张把7个存折款交还国家。”

　　周总理接到信后，见傅作义的言词真切，态度诚恳，就命人把这部分钱收下，上缴国库。

　　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在北京病逝。傅作义在重病期间，周总理曾抱病到医院看望，傅作义在昏迷中听说周总理来了，极力睁开眼睛，周总理亲切地握着他的手，深情地说：“傅先生，毛主席说你对和平解放北平立了大功！”再一次肯定傅作义一生中最大的功绩。

　　处于弥留之际的傅作义听后，嘴唇微微颤抖了一下，似想说什么，但是终究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一双病痛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久久望着周总理。但从表情上可以看出，他的心理是受到很大藉慰的。

　　傅作义去世后，23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他隆重的举行追悼会，周恩来总理主持，叶剑英副主席致悼词。毛主席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均送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