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4月3日早上刊发南京大学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锋一篇貌似“理客中”的文章《不要淡化也无须夸大那些“敌意”》（一下简称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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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针对西方借助疫情兴起新的反华情绪，提醒中国人“需客观冷静，不应淡化、也无须夸大外界敌意”，着重分析了“追责中国论”的提出目的和发展前景，认为“并不具备对特定国家进行司法追责的国际法规约和实践支持。”

朱文指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及国会一些反华鹰派议员近来仍不断向中国“甩锅”。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更煞有其事地发表报告，指责中国“隐瞒”真实死亡数据，“误导”了美国和世界。从最开始的指责中国“隐瞒疫情”到“中国不能公开分享数据”，再到现在炮制“死亡数字不实”，美国向中国“甩锅”已经持续有一段时间。

朱文分析，美国政客为何如此执着地要向中国“甩锅”？一是为了把中国作为替罪羊转移公众对政府前期轻视疫情所犯下的重大失误;二是继续将抗疫作为美国国内政党恶斗的重要环节，拉中国来为今年美国大选的选情及民主党对特朗普的批评“垫背”;三是为了通过抹黑中国而继续让制造业投资回归、实现美国制造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进一步推动中美“脱钩”的战略需要。

朱文进一步分析，美国内一些势力新近抛出的“追责中国论”，既有现实政治利益考量，又有很大的情绪化成分，其可分为四个层次：一是美国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和内华达州出现要求对中国“追责”的私人法律诉讼;二是蓬佩奥等人发起的对华外交和政治施压;三是美国部分国会议员正在酝酿和准备提出要求中国赔偿的“追责议案”;四是美国司法部可能向国际司法管辖机制提出对中国“追责”的指控。目前“追责论”集中在前三个层次，美国司法部还没有做任何表态。

朱文指出，不管美国司法部门是否会跟进，“追责论”都完全背离了中国抗疫的基本事实，抹杀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率先打响疫情阻击战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及为世界其他国家抗疫所赢得的宝贵时间，既不会得到国际社会响应，更违背了重大疫情传染问题上已有的国际法实践。至于美私人律师向地方法院提起针对中国的诉讼，更是违背了中国具有“主权豁免”的国际法权利。新冠疫情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公共卫生灾害，如同艾滋病、埃博拉、HINI等一样，并不具备对特定国家进行司法追责的国际法规约和实践支持。

据此，朱文强调，合作抗疫，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因为疫情的危害程度，再加上居家隔离防疫政策对民生、经济和社会传统的冲击，疫情下的美国民众有一些情绪化表达也可以理解。但在疫情面前，尊严、素养和价值终将战胜情绪。美国圣母大学校长近日宣布开除一名在微博上肆意谩骂中国和华人的博士后，显示出美国知识精英在疫情面前依然保持着严肃的是非观。我们在看待对华舆论时，也需客观冷静，不应淡化、也无须夸大外界敌意。

《环球时报》此刻刊发此文用意何在？是为了引导中国人降低对美国此间反华言行的不满，以为中美合作抗疫的大局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吧？这或许就是中国某些主流官员的惯常心态。

但是，这只是肤浅地看到了表面的现象，而没有看清美国借助疫情大肆反华的言行背后的本质，从而形成了貌似“理客中”的错误思维，对中国将可造成极大的危害。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追责中国论”，高度重视美国的“敌意”言行及其走向，认真研究，做好积极的应对准备。

首先，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美国关于“病毒来自中国”、“中国影响了美西方抗疫”、“中国要对此承担责任”、“可用中国在美资产偿付”等等反华言行，这些并不都是美国民间个别人的无关大局的言行，而是美国国会议员、国务卿、美国政府机构和官员政客的正式言行，而且还在美国社会及西方盟国急需扩大舆论散播和社会影响，造成一种舆论态势“中国应当赔付美国西方因疫情遭受的损失”。这些鼓噪与美国近些年强势开打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等等一样，是一个系列的全面绞杀中国的总体战的新表现。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帝国主义霸主，为了转嫁其国内深陷资本主义危机引发的各种矛盾，向中国转移代价，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最主要代表者视作头号敌人，力图用尽一切手段宰杀中共，肢解中国。疫情之前的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军机频繁侵入我国南海和台海、推行印太战略等等都是为了这个目的。疫情爆发之后，趁机诋毁中国，侮辱中国，抹黑中国，甩锅论，追责论，索赔论，也都是这个战略在疫情时期的具体体现而已，并非只是美国国内党争和大选的一时游戏。

其次，中国社会并不存在夸大美国敌意的问题，而是严重地存在着对美国认识不清的绥靖思想，幻想中美合作共赢的机会主义认识。美国社会各党各派均已形成将中国列为头号战略敌人的共识，在采用各种手段对中国发动持续不断的进攻，向中国转嫁危机，向中国榨取财富，企图全面宰杀中国，消除对其霸主地位的威胁。而中国国内却没有形成对美国的清醒认识，只是被动地就事论事地应对美国的一系列进攻，而没有在战略全局上对美国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形成坚决的斗争意志。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引导中国人“无须夸大外界敌意”，客观上就是从我们内部麻痹国人敌情意识，瓦解国人斗争精神，发挥投降主义的作用。

再次，美国在西方鼓噪起“中国追责论”，并不是无法进入实践达成目的。不要把历史上的法律实践和现成的法律条文当作决定性的依据，回顾历史，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有法律依据上的正当性吗？美国指使加拿大逮捕孟晚舟有政当的法律依据吗？美国出台干涉我国内政的涉台、涉港、涉藏、涉疆法案，有我们认可的法律正当性吗？美国制裁我国解放军装备部官员和新疆公安部门官员有我们认可的法律依据吗？但是，所有这些妨碍他们去完成实践了吗？还是从实际出发，认真对待美国的“敌意”，研究应对“中国追责论”的斗争策略，开展针锋相对的全方位斗争，保卫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和安全。我国在美国有多少资产，是什么形态存在的，掌握在什么人手里，如何保护其安全，能否把600吨黄金储备转回国内，能否将美国国债处理掉，等等，都需要有专业部门进行认真地研究。相应地，美国在我国国内有哪些财产，数量多少，存在形态是什么，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我们有无什么手段进行限制处理以做出对等反制等等，也都需要相关专业部门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最后，我们举国上下对美国都应有清醒认识，树立敌情观念，深入批判崇美畏美思潮，我们要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体系，依靠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将全国军民团结一体，全面做好与美国决战的充分准备，在此基础上铸就我们国家的政治优势和全国人民的必胜自信。

李樊

2020年4月3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