郇真教授（我愿意在这里用这个称谓来称呼她，毕竟她的贡献超过了现实中许多已经被评上的教授）以独立作者（即没有其他合作者，只是她一个人的工作）在世界上被认为是顶级的数学刊物Acta Mathematica 上发表的论文，固然证明了她在数学研究上确实做出了极为出色的成绩，但与此同时，她花费了许多年的心血，也让她在工作单位上所获得的待遇与她现在做出的贡献相比完全不能匹配。我们是否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她现在依然没有发表出这篇杰出的论文，那么她的学术前景，她在高校中的研究生涯是否就会一直地黯淡下去？

多年前，国内高校，特别是一些所谓名校，实行了一种“非升即走”的政策。如果一个青年博士，在进入高校执教之后，如果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被评上高级职称（至少是副高职），那么学校就会认为这个博士在这所高校里工作的价值不算大，所以学校的教职就不应该为他继续保留，而这位博士就应该麻利地卷铺盖走人。当时，北京一所第一牛的高校就推行出了这种政策，引发了很多青年博士们的不满。但博士们没有办法，学校有规定，个人的力量再大，你胳膊还能拧过大腿去吗？

从学校的出发点来看，学校方面的说词就是学校不能供养懒汉或者无能之辈。我们这么牛的高校，来供职的教师应该都是非常牛的，非常有本事的。来了以后，他们就应该在学术上、在教学上为学校做出贡献，就应该拿出非常优异的成绩来。如果他们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为学校做出这样的贡献，那么对不起，学校不养闲人，不养无用之人，他们就应该自觉地抬屁股走人。

钱学森有过所谓钱氏之问，即中国高校为什么总培养不出大师级人物。对于钱氏之问，我以前写过文章，对其之问本身提出过一些质疑。不过，如果从中国有些高校推行的所谓“非升即走”的做法来说，至少，这种规定对于中国高校能够出现大师级人物，肯定是非常不利的。因为这种所谓“非升即走”的做法，是逼着高校的博士们走一条急功近利的道路。这样的道路不能说完全出不来成果，甚至是较为优秀的成果，但要出那种长年坚持慢工出细活的大师，这种急功近利是绝对起着负面作用的。因为真正优秀的成果，都不可能靠急功近利来获得。

很早以前，很多人都说起过，在中国高校，应该允许有部分教师，或者少部分教师，不需要承担过多的教学或者做应用性课题的工作，而专门去一心一意地研究某些基础理论问题，或者更为高深的学术问题。这种做法可能在短期内出不来多么显赫的成果，但如果一旦能做出优异的成果，一定是有着极大价值的，甚至可能是轰动全国，乃至轰动世界的。

当年，在文革的动荡中，陈景润就是独立在做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那时，没人给他下什么工作指标，没有人给他下任务，更没有人给他发奖金，他就是凭借着对数学的爱好、对这个问题的浓厚兴趣、对研究这个问题的坚持和执着，把对哥德巴赫猜的研究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当人们知道陈景润的工作确实很了不起，于是一大堆赞扬、荣誉也都跟着来了。可是他在这个时候，由于长年的劳累和工作环境的艰苦，已经损害了他的健康。他要再想把他的研究向前推进，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我们的高校，对于类似于郇真和陈景润这样的研究者、这样的教师，到底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政策，使这些人能够有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能够全身心地投身到这些重大课题的研究工作中，这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在高校里，所有的教师都要担负教学与科研的任务，学校都规定了硬性的指标，完不成这些指标，那后果是很严重的。可是，如果像郇真和陈景润这样的研究者，要他们也去做这些教师每天必须要应付的工作，那么他们后来能够拿出来的轰动世界的优秀成果，根本就不可能问世。这对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都是非常重大的损失。然而，如果高校给出一种什么维护这种研究人员进行长期且看不到成果的研究的政策，那么其他教师是不是会有意见和不同的想法？这中间要怎样实现一种平衡？这些问题解决的难度都很大。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在科学技术领域要有大的发现，要有大的突破，就必须给予我们的科研人员以更为宽松的研究环境。生管硬逼是出不来好活儿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高校，我们的研究机构，必须弄明白这个道理，必须要给我们的科研人员以最好的条件、最利于发挥创造性的环境。

其实，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是难得不得了，更不是难于上青天。比如，学校方面可以进通过招投标，询问我们的教师，他们当中有谁手里有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而且愿意去长期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学校就不会给这样的申请者下达硬性的教学指标或者一定要申请到什么课题。而且，学校还要保障他们在经济上不会与那些从事教学科研任务的教师在待遇上存在过大的差距。这也就是说，这些从事长期研究的教师们，不用总去上课，也能过得很好。可能有人会说，如果有的人，就是以这个作幌子，不想干活，还想拿钱，那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那些申请做长期研究的人，可以要求他们每年拿出一份报告，说明这一年，他们都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当然，做了一年研究，可能没有进展，但肯定会有困难，那么在报告中，就可以说明所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经历了怎样的曲折，还有下一步有什么样的设想和打算。这样做下去，也许过了很多年，也没有获得突破，但至少在研究过程中，所走过的弯路，所遇到的障碍，同样也是做这些研究的成果或者是副产品。这些副产品对于后来者的研究也是有用的。

作为高校，应该有这种思想准备，即那些研究者可能花费了一生时间，也没有取得突破。这在科学研究中是经常出现的事情。那么我们的高校就应该有这样的心胸和气度。或许也有个别浑水摸鱼的，但真正愿意做这种工作的，想浑水摸鱼的人肯定只是少数。少数人的存在什么时候也无法避免，为了科学的发展和进步，这些都是难以回避的代价。

郇真教授在她的回应中写道：其实我觉得一个数学工作者所面对的世界就像王尔德和安徒生的童话中的一样：残忍、世俗、与你毫无共情的现实世界，以及永远怀揣着童话般梦想的主人公，而因为他们与现实格格不入，因此结局经常是悲剧的。

她提到了《海的女儿》中的小美人鱼，提到了《快乐王子》中的王子和燕子，提到了《西班牙小公主的生日》中的爱慕小公主的小矮人，提到了《野天鹅》中的为救自己的哥哥，而一直编织着蓖麻衣服的公主。这些童话中的人物，除了《野天鹅》中的那个公主，其他人的结局都是痛苦和死亡。

郇真教授说，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其实并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付出了多少，从他们的角度，我们多多少少是很奇怪的人。

或许，他们在别人眼里是有些奇怪，但是他们却能够做出一些伟大的事业。这就是人们应该对他们保持宽容的理由。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