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惊人地巧合。
1919年6月28日，一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签订《凡尔赛条约》。凡尔赛宫是1871年德意志皇帝威廉一世登基称帝的地方，而现在威廉二世的德意志帝国已经臣服；而且6月28日恰巧是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被暗杀后的整整五周年忌日。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萨拉热窝打响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不可一世的德意志奥匈帝国就这样土崩瓦解，成了被以英法美为首的协约国痛打的落水狗。凡尔赛的谈判战败国德国甚至没有权力参与条约的讨论，整个谈判完全被英法美把持。每个国家都提出了极度有利于自己的条件，在彼此争夺利益并最终相互妥协之后，带给德国的却是无尽的痛苦与压迫——德国代表甚至是咬着牙签的字，而德国民众更是怒火中烧。
这份号称和平的合约，再次种下了战争的种子。德国人经历了二十年的苦难和整整一代人的复仇，并给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带来又一场浩劫。
回望百年凡尔赛条约，英法美德从此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及至百年之后，欧洲遭遇巨大危机——法国的黄马甲运动绵延不绝，英国脱欧悬而未决，多国极右翼势力走上前台，以特朗普为首的美国则挥舞着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在全球兴风作浪……
世界正在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将何去何从？《新民周刊》专访资深媒体观察家、常驻法国超过二十年的国际评论专栏撰稿人郑若麟，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注定失败的和约
《新民周刊》：您是如何评价凡尔赛和约的？
郑若麟：凡尔赛和约是一群强盗在争夺这个世界的时候互相大打出手，结果强的打赢了弱的打输了，然后强弱之间开始一场讨价还价，在这场讨价还价当中，强的想一切都包揽，弱的想保留一些东西，于是乎，就在这种条件下开始争吵。
巴黎和会由英法美主导，但是各方意见分歧很大。
战胜国法国、英国和美国分别持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态度，因为他们与德国的关系，他们与今后德国乃至欧洲局势的发展，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英国希望德国不至于太过虚弱，这样英国作为一个岛国，当法德在大陆势均力敌的话，英国就可以在欧洲保持一种战略上的平衡。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被证明是一名实在的外交官，他奉行“光荣孤立”政策，不愿意看到法国单方面做大，目标是欧洲的权力平衡。
法国则一心希望尽可能地削弱德国，因为法国是德国的最主要的对手，而法国会因为一个强大的德国而遭到各方面的约束。所以一旦打赢，就希望尽可能地在巴黎和会上把德国削弱。因此，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主张要严厉地惩罚德国，他不想错过一个打击法国宿敌的好机会。
美国当时因为离得比较遥远，国力也正在崛起之中，对欧洲列强尚持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希望与所有国家都保持某种关系。当时的美国总统伍德·威尔逊的关注点是维持世界各国之间的良好关系——既不愿意英国的计谋得逞，也不愿意法国太过膨胀。于是美国在和会中便来回斡旋于英、法、德等国之间……
总的来说，巴黎和会就是一个分赃的结果。把德国对中国山东的权利转移到另外一个战胜国日本就是一个明证，证明巴黎和会是一个相对而言非常邪恶的协议。
《新民周刊》：它传递了一种怎样的世界观，对欧洲的版图产生何种影响？
郑若麟：应该承认巴黎和会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二战诱因，就是对德国的不公平。所谓对德国的不公平，一是把挑起一战的责任推到了德国头上，这使得德国的平民百姓产生强烈的反感；第二个就是对德国的打压一方面非常巨大，但另一方面又并没有彻底地从工业上消除德国的战争能力。所以就埋下了二战的伏笔。
《凡尔赛条约》直接剥夺了德国6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和700万人口，交还了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这直接让德国损失14%的领土和13%的人口，48%的铁资源，15%的农业生产和10%的煤炭。德国一直期盼的海外殖民地，也全部被协约国瓜分。
武器方面，德国被不允许拥有空军，不允许拥有重机枪，不允许拥有坦克，不允许拥有冲锋枪，不允许拥有重炮等其他重型武器，不允许拥有战列舰，陆军总数不得超过10万，不允许在莱茵河以东10公里区域内驻扎军队。现有武器德国需要自行炸毁或者拆除。
而在金额赔偿方面，德国需要向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共支付1320亿帝国马克的赔款。这使得德国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中。整捆的帝国马克成为了孩子们堆积木的玩具，钞票甚至直接被扔进壁炉当木炭或者柴火使用。
而国内的严重经济问题已经不能通过传统的经济调控措施来解决了，失业率高于50%。在全民经济萧条的1930年，德国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党（德国纳粹党）以19%的普选票进驻国会大厦，并且获得了其他右翼党派的支持。由于魏玛共和国的糟糕政治与经济表现，随着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崛起，魏玛共和国走到了尽头。
巴黎和会以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究竟什么使得一战之后，美国、英国、法国走向了不同的道路，最终面对一个纳粹法西斯德国的崛起，怎么又打了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上有许多分析和观点，但我想提醒读者们注意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一股力量崛起，那就是金融资本的力量，美国美联储是诞生于1913年12月23日，也就是说是在战争爆发前夕。这股力量导致了世界各国的发展朝着不同的方向而去。我们都知道金融资本的力量最终走得太远了，从而成为导致1929年爆发全球性经济危机的一个根源。而这次经济与金融危机则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根本原因。
在西方的这股金融资本的力量，曾经在历史上遭到过强烈的反对，遭到过一些产业资本的强烈反对，比方说美国的汽车老板福特。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金融资本力量板块的崛起导致了产业资本的一种强烈的反抗。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研究还不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的时候，诞生了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那就是苏联，也就是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和会结束，世界上以意识形态划分出现了两大阵营，共产主义阵营和西方民族资本主义阵营。
这两大阵营到二战期间并没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主要的冲突。当时世界上确实也出现了极大的冲突，比如说共产党国家和非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冲突。另外还有一大冲突，就是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冲突。不过这个冲突也不是最重要的冲突。二战前夕最主要的冲突，应该说还是地缘政治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互相之间争夺势力范围、争夺市场、争夺资源，甚至于还有争夺殖民地的冲突，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主要的冲突。所以，对世界各大力量板块的认识、分析它们导致的各类冲突的内涵，是我们能否在世界上维持和平的一个前提条件。
世界不再以意识形态来划分
《新民周刊》：当时的情景，对我们目前面临的格局有什么启示呢？
郑若麟：我们今天在谈到英国脱欧，在谈到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在谈到特朗普的频频退群，发动对中国、加拿大、墨西哥、英国、法国、德国的贸易战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感到困惑，不知道这一切矛盾的症结点在什么地方，核心在什么地方。
我们还是习惯于以意识形态来划界。意识形态，非常简单，从左翼到右翼，最左面的是共产党国家的代表，比方说中国；然后逐渐地向右行驶，比方说有一些像法国这样存在着左翼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国家，然后再往右逐渐过去，像意大利目前由极右开始执政。这样来划分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美国特朗普的当选到底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
今天的世界用意识形态来区分，已经划分不开来了。过去，意识形态是一个长条形，从极左翼到极右翼。从左到右一字排开，而今天我们却发现，西方的政治色谱已经演变成一个光环，左右翼分别还在两边，但中间派在上面、极右翼和极左翼则在光环的下方连成了一体。
这次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就非常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黄马甲运动可以说是极右翼掀起的一场社会运动，他们反对的都是极右翼政党所反对的，比方说反对外来移民，反对资本统治，反对媒体的一统天下，对舆论的独霸，反对选举出来的政权，认为这个选举是遭到了操纵的。
黄马甲运动却获得了法国极左翼底层民众全力的、积极的支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今天的事情用意识形态已经划分不清楚了，但是我们有另外一条线，就是全球化——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的政营。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全世界正在分裂成两大阵营，支持全球化的阵营和反对全球化的阵营。
正是因为当今世界分开成为支持和反对全球化的两大阵营，所以中下层的极左翼和极右翼民众都在“反对全球化”的旗号下联手站在了一起，而他们的背后还有一部分传统高层右翼的产业资本力量。而中间派和传统左、右翼的大部分，因为支持全球化，也站到了一起……西方政治阵营正在发生大分裂、大分化。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从幸福的全球化到痛苦的全球化
《新民周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它会对我们的未来产生何种影响？
郑若麟：百年未遇之大变局，除了中国的崛起外，从100年前美联储的诞生进而标志着金融资本出现以后，这100年来确实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金融资本过去统领了西方的产业资本，通过全球化对世界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一种征服。从二战结束，东西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长达30多年的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就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阶段。
80-90年代的全球化，是一个幸福的全球化，西方的资本——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携手在经济上殖民全球。全世界集聚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集中到美国和欧洲以及日本等少数几十个工业化发达国家。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中国为西方输送了大量的利益，中国靠着廉价的劳动力，制造出大量的廉价商品提供给西方富裕国家，但是，令西方国家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在这个过程当中迅速地崛起了。
西方本来一直以为中国会一直停留在全球生产链的低端，为西方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一个比较广阔的市场。然后还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提供资源，这样西方的梦想就是西方永远掌握着中高端生产链，中国作为一个提供廉价劳动力的生产基地，和其他如中东、非洲国家则作为原料提供基地，全球化形成一个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格局，而且将主要向西方倾斜。而其他提供原料的国家也好，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中国也好，都将永远处于发展中状态。而西方则从中获得莫大的好处。
但西方发达国家却没有想到，中国在发展过程当中迅速地摆脱了低端生产链的处境，开始向中高端进步，这就是到了2000年以后，西方开始发现全球化从幸福的全球化开始走向痛苦的全球化——因为来自中国的竞争已经使他们应接不暇。
中国从低端走向高端，也就是近几年开始，中国开发了量子通信和保密技术，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快的高铁，中国登月到达了月球背面，还有中国领先世界的5G通信，以及中国的无人机技术、中国的移动支付，等等等等。更重要的是，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中国工业产值在2010-2011年间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制造国家。而今天中国工业制造的产值总量已经比美国、日本和德国之总和还要多。
这一切就使得中国成为全球化的一个赢家。这个时候，西方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利益态势开始发生了变异。
因为中国向中高端生产链的进发，损害了西方产业资本的利益，尤其是损害了西方产业资本所雇佣的中下层劳动力的利益。所以当产业资本开始以极右翼的政治色彩，开始反移民，反对企业外移，反对金融资本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中下层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左翼民众的强烈支持，这个时候百年未遇的一个新现象出现，那就是西方的统治阶级，西方的财团出现分裂，出现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利益分道扬镳的现象。
而这两大利益之间的冲突，可能正在成为今后影响整个世界的最主要的冲突。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看到支持全球化的欧洲、中国等国家，与反对全球化的特朗普的美国等国家正在形成尖锐的对立。这个对立正在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对立。它可能超过了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以及因为第一霸主国家和挑战者之间的不同而带来的冲突。
我早就说过了，世界现在有四大力量板块，除了跨国的金融资本，民族的产业资本和中国以外，第四大力量板块就是伊斯兰。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的冲突也在加剧之中，但是与西方内部跨国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的冲突相比，其他的冲突都可以认为是次一等的。
特朗普现在是代表反对全球化的产业资本的最强大的力量，它正在向全球支持全球化的所有力量，发动一场全面的进攻。
欧洲如何走出困境？
《新民周刊》：欧洲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治理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
郑若麟：欧洲社会结构产生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政党与它所代表的选民的利益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因为他们的政党、政治结构还是以传统的左、中、右等意识形态来划分，而当今世界的矛盾和主要矛盾已经是以支持全球化还是反对全球化来划分。比方说法国在这次欧洲选举当中，两大传统的政党，右翼共和党和左翼的社会党都双双惨败，因为他们用传统的左翼、右翼的思想，已经无法吸引选民。
相反，选民大量地分裂成两大阵营，一个是支持现在执政的马克龙的 “共和国前进党”，它是主张全球化的一个政党，这个政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说明他是不左不右的。更多的人则去支持“反对全球化”的极右翼政党，以前叫国民阵线，现在叫国民联盟，其中也包括相当一大部分同样反对全球化的极左翼选民。极右翼的国民联盟因此而取得了欧洲议会选举的胜利。
政治政党与选民的脱离，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已经使得西方社会前所未有的分裂。这种分裂比过去左翼和右翼50%对50%的分裂还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实际上将会占到大大的上风，这也就意味着极右翼势力会蜂拥而来。
第三点就是针对这样一个现象，像法国这样的欧洲国家有什么办法能够从经济困境当中重新走出来呢？我相信有一个办法，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导的“一带一路”。
法国本来就是个以出口为主的国家，但是在特朗普的民粹主义、经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冲击下，法国的出口一定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美国的特朗普最近就表示要对法国的葡萄酒加税。
《新民周刊》：有没有什么办法摆脱这样的困境？
郑若麟：有。世界还有更广大的地区没有开发，亚非拉都有。帮助发展中国家，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出贫苦的困境，走上发展的道路，就是欧洲的未来前景，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欧洲不能理解这一点的话，他就可能被困死。
以前，欧洲去开发非洲也好，南美也好，亚洲也好，他们都是带着某种非常短视的目光去做援助或者开发，要在三五年里面就见到成效，这样有利于这个政党竞选连任。但今天，欧洲应该意识到他们需要的是一个长远的规划。只帮助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进程，使他们的购买力开始提长，才能为欧洲的产品找到新的市场。
说到底，就是要彻底改变欧洲过度地依赖美国的状况。比如说德国的汽车在美国还有多大的前景，我非常怀疑。对德国这样一个制造大国来说，如果失去美国市场，他未来的市场在哪里呢？
一带一路可以从欧洲到中国连上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形成一个巨大的未来的市场。一方面我们可以帮助那些国家发展，为他们建基础设施，为他们做通电、通水、通路、通信息，使得他们进入世界经济的大循环里面。欧洲发达国家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就可以和他们进行交流。
相信这一点，欧洲已经开始意识到了。意大利率先参与了一带一路。法国也改变了过去一直直言不讳地反对一带一路的态度，现在开始说，他们对一带一路也很有兴趣，只是他们把一带一路看成是中国要在经济上“殖民世界”的一个方案，因而还有保留。这种保留我可以说是一种臆想。他们以自己当年殖民世界的目的出发，把去全世界各地掠夺的这种做法硬套到中国的头上来，不要忘记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从来没有殖民过任何国家的强大的国家！
我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称之为全球化的1.0版。当时是由英国、法国等国家统治了这个世界，带来的是殖民地时代。
然后是美国，在二战以后开始了全球化的2.0版，它是用美国的军事和美元的霸权，还有美国的科技和文化在精神上殖民全世界，在经济上、金融上殖民全世界，这就是全球化的2.0版，这个2.0版走到今天，也走不下去了，因为这个2.0版本走出了一个崛起的中国，走出了西方利益开始分道扬镳的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尖锐对立的矛盾。
人类历史正在掀开全球化的3.0版，那就是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这个一带一路是建立一个人类的命运共同体，它的原则是合作共赢，所以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也是第一个最公正公平的全球化。如果西方能够放下偏见，拥抱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话，世界走向大同就是有可能的；如果他们认为中国是要通过这个计划殖民全球，那么冲突就将很难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