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国家的发展也有一个托尔斯泰定律，这就是：成功的国家都是相似的，失败的国家各有各的失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大凡成功的国家，政府都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商品流通不断促进人员、物资和资金的流动，国家在自由交换中积累部分原始资本，为扩大再生产进行投资，工业化迅速崛起，进而创造了更为先进的生产力。维斯与霍布森在《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书中写道：“一般说来，国家形成过程与资本主义崛起并驾齐驱。国家的事务和资本主义的事务不可分割，它们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面。”因此，国家能力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对于身处殖民半殖民的国家而言，工业化的启动异常艰难，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政治与经济制度面临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工业化的启动就更为异常艰难。没有强大的国家能力，社会秩序和生存就无从谈起。一些国家失败的原因在于其政府的治理陷入无政府状态，治理机制松散，缺乏建设国家和社会的战略目标，且无法激活生产要素和经济的增长动力。国家的形成为所谓的自由市场铺平了道路，换句话说，如果国家不采用任何干预手段，资本主义就永远不能抬起头。因此，不是国家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经济发展只能由国家的经济措施推动。扭曲市场与国家，一味痴迷于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使国家职能不断被削弱，建设的能力逐渐丧失，让更多发展中国家落入了发展的陷阱，不但没有带来发展的希望，反而造就发展的灾难，市场无序、失控，发展无力，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发展悲剧。结果是，所谓乌鸦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美国梦”终成幻影。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没有健全的国家机构，就不可能有良好的国家治理。没有良好的国家治理，就很难持续发展经济。第一，如何驾驭全球化经济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既能让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又能让国家驾驭市场？第二，如何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管理好市场秩序，保障民生和增进社会福祉？这是新时代最为关键的课题。任何国家要凭一国之力去解决好这些关键课题并不容易，如果仍然如以前一样置身于发展的孤岛，很可能掉入“分而治之”的陷阱。现在西方模式同样面临着欲振乏力的困境，中国发展的诸多经验不但可以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借鉴，而且也给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借鉴的机会。只有达到一定经济规模和发展基础，并具备强大的国家能力，才可能走好自己的道路；否则，发展前景将十分黯淡。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借助集体力量，共同应对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面临的挑战，结成命运共同体参与发展事务，才能彻底控制发展的风险与破坏性，扭转发展不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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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越小越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信念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总是喋喋不休地告诫，政府是问题的根源而不是消除疾病的良方。当然，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也有失败，有时还存在重大失败。但是，市场同样也存在失灵。而且更重要的是，政府不乏成功的范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总是放大政府的问题，结果让经济学成为魔鬼经济学。政府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冤家仇敌”，政府越小越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信念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实际上，今天所有的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发展进程中都是在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后才富裕起来，发展起来的。今天的世界不是不需要政府，而是更需要创造性地思考如何才能让政府成为现代经济体系的动力元素，推动经济体系更具活力、更加稳定、更加平等，确立一个政府与市场的完善体系，从而共同建设好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并不是主张市场原教旨主义，更不是意味着政府的退出和不作为，而是要让政府和市场各司其职。西方话语强调“强市场、弱政府”，这是一套基于自由主义传统而形成的西方模式，这一模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正式宣告破产。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不仅在于学习借鉴了西方经验并推行市场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更好地发挥了政府的作用，建立和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通过改革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经济法规体系，完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制定产业政策等方式，有效构建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尤其在西方国家陷入治理失灵困境的今天，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更具现实意义。
政府的行为同企业家、父母、科学家或牧师的行为一样，在促进或阻碍经济活动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高瞻远瞩的政府的积极推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经济上取得进展，尤其是英国，它成为一个伟大工业国的基础是自爱德华三世起的一批高瞻远瞩的统治者奠定的；美国也是一样，它的政府，不管是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在组织经济活动方面始终起着巨大的作用。
从前现代社会过渡到现代化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国家治理的方式、机制和运作模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立的国家能力和决策话语语境，因而对类似新冠肺炎疫情、金融危机和地缘政治冲突等事件采取了不同的决策处理方式。国家及其政策在世界各国走上不同的增长与发展路径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国家的作用在当前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中并未得到足够重视。现在这一领域越来越倾向于强调地理、资源、要素禀赋和价格，而只有偏重制度主义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史学家的著作特别强调国家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关键作用。现在，经济学家们将那些致力于创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民经济的国家称为“发展主义国家”，对这些国家而言，英国工业革命走过的历程更富有典型意义。纵览日本、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国家在其中的作用举足轻重，无论是日本“明治维新”还是德国“统一”，均在制度、资本和市场上给予了经济增长、生产方式变革的创新空间。自上而下的改良和改革是国家治理语境下的一种渐进模式，现代工业革命、经济与军事的竞争最终仍取决于国家。大多数研究19世纪欧洲经济史的学者都承认：“当经济发展出现在更多地方的时候，各地经济的整合也更加紧密了起来。另一派学者则认为欧洲的国家起了更为活跃与积极的作用。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拿破仑帝国保护了欧洲大陆市场，使之免于英国的竞争。这不仅促进了法国的工业化，也促进了比利时和瑞士的工业发展。一直到19世纪，政府在创建扩大市场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方面都扮演着主要角色。法国国家投资兴建公路，开凿运河，然后又鼓励更多的资本投资于铁路。在德国，旨在取消地方关税的关税同盟导致了经济一体化发展，政府又兴建了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以及将货币标准化，这些都促进了德意志国家的形成。因此，在造成19世纪经济发展的力量中，既包含了纯粹私人的动力，又包含了国家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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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制度的内在缺陷，而不是“饮鸩止渴”
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认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以史为镜，历史的比较分析需要辩证法的支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重新认识东西方文明、工业革命启动、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和商品化生产的缘起，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全新的、独特的启迪和思维模型，从而使我们以更加客观、更加准确的视角切入中西方历史的大分流。一切经济都是政治经济，每一种经济秩序都是以政治秩序为前提。国家能力建设不但重要，而且需要制度化，因为政治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制度的发达程度。我们看到，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美国和欧洲国家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更像是精英阶层“妥协”的产物，监管层、经济学家和华尔街金融高管更像是“监守自盗”，腐朽的制度暴露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时至今日，这种制度仍然在左右国家的治理，政府的公信力大大降低，现代国家的治理要求和制度的不平衡诱发更加普遍的危机。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制度的内在缺陷，以及在制度的脆弱性当中解决危机的根本办法，而不是“饮鸩止渴”。多样化的世界是基于制度的差异化和文明的多元化形成的，没有任何一种制度是一劳永逸的，制度在人类的历史变迁中都有一个演化、蜕变和重塑的过程。
【本文摘编自周文教授新著《国家何以兴衰：历史与世界视野中的中国道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9月出版。】
国家何以兴衰：历史与世界视野中的中国道路
【内容介绍】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和西方在15世纪以后的经济发展历程上，呈现出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与现有研究中国道路的大多数著作不同，本书将中国道路置身于历史大视野进行审视并揭示其世界意义，具体分析了国家能力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和中国崛起在经济学理论上的重要意义。通过古今中外的纵横对比和深入阐释，书中重新审视和批驳了“西方中心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全书以新的视角揭示：近代中国落后不是因为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治理能力弱才是近代中国衰落的主要原因。国穷国富的秘密在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今天中国的复兴从现象层面看是经济上对西方的赶超，而在本质层面则是国家治理能力对西方的超越。离开了国家治理能力，单纯的市场经济不但不能带来国家发展，甚至往往成为发展无序和国家衰落的原因。
（作者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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