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南 | 八年级历史教材：请与中共党史保持一致

点击：作者：范南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发布时间:2019-09-05 10:28:28

建议教育部组织的编写组的各位专家能够再细心一点，在编写中一字一句地严格把关，尽可能与中共党史保持一致，以便真正达到使学生“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的目的。

习近平高度重视党史学习。他强调：“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为此，他特别重视党史的编撰工作。

2010年7月21日，全国党史工作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近平在会议上作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经历革命、建设、改革长期考验，在异常复杂环境中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伟大奇迹的党。建党89年来，中共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付出最大牺牲，作出最大贡献。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中共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习近平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中共历史，要牢牢把握中共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揭示和宣传中共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

2011年1月1日，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

2010年7月，习近平提出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的任务，并在编写工作启动后亲自审定编写工作方案，作出长篇重要批示，给予重要指导。该书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会具体领导下，历时六年编写完成。在编撰过程中，注意吸收《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精华，并积极吸收党史研究最新成果。

2016年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党建网》指出：“这部权威通史类党史基本著作的出版，是党史学界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也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学习党史提供了一部重要的教科书。”

作为我国的学校的历史的教材，应该与上述权威党史著作保持一致，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也是教材编写者责无旁贷的义务。

然而，新编的《中国历史八年级下册》（教育部组织编写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12月以下简称“历史教材”）在这方面却有明显的不足之处，现举两例。

历史教材第6课是《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包括《在探索中曲折前进》《“文化大革命”》和《建设成就》三部分。其中《建设成就》关于“文革”期间的情况是这样表述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一些科技成就。1967年6月，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4月，我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3年，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培育成功强优势的籼型杂交水稻。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见该教材第31页）

那么，党的权威文件著作又是怎样表述的呢？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30页）

2011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关于这一部分篇幅较长，在上述《决议》基础上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因此在这里只作要点摘录。

“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从1966年到1975年---引者注），全国主要工业品产量增长较快，对外经济工作有较大进展。”“粮食生产和农业生产基本保持了稳定增长。”“一批交通运输线、输油管线和邮电通信设施相继建成。”“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若干重要成就。”“环境保护工作开始起步。”“这些成果就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果实，恰恰相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取得的。”（第972页-975页）

这里列举的取得成就的方面包括工业、对外经济、农业、交通运输、科技和环保等六个方面。科技的重要成就只是其中一项。

2016年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有了更为详细和更为鲜明的表述，而且引用了许多数据。因为篇幅太长，只作三个重点摘录。

第一：“这一时期在三线建设上取得的成果，十分引人注目。”“三线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状况，为西部地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第600页）

除了党史二卷中列举的六个方面成就外，这里特地提到三线建设的成果“十分引人注目”。据有关报道，自从2013年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以后，在推进过程中，人们日益感受到当年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意义。

第二：“‘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在努力排除动乱造成的严重干扰情况下，科学技术也取得重大成就。国防科技业绩显著，民用科技也有突破。”（第601页）

第三：“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各级干部的抵制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社会主义建设在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取得一定进展。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全国主要工业品产量增长较快，农业稳步增长，对外经济工作有较大进展，三线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综合起来看，在‘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中，中国工农业总产值指数（以1952年为100），比1965年增长了133.54%。其中工业总产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长181.7%，平均年增长9.9%；农业总产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长51.2%，平均年增长3.8%。当然，这一切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第631页）

如果把上述内容与历史教材的内容一对照，可以发现有明显的差异：

第一、党史的表述是“在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取得一定进展”；而教材的表述是“但仍然取得了一些科技成就”。在这里，“一些科技成就”显然远远不能代表“一些重要领域”。

第二、党史的表述是“科学技术也取得重大成就。国防科技业绩显著，民用科技也有突破。”；而教材的表述是“取得了一些科技成就。”在这里，“一些科技成就”也显然不能体现什么是“重大”“显著”和“突破”。

因此可以说，历史教材的表述与党史的表述确实有不小的差距。

关于这个问题，再补充几句。

在党史二卷出版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特地编辑出版了党史二卷《学习导读》（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2月）。在提到科技成果时写道：“尖端科学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第136页）

这可以联想到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和屠呦呦的青蒿素。后者成为了诺贝尔奖设立以来中国本土科学家获奖的第一人，也是中国至今获得的唯一的一个诺贝尔科学类奖项。

还可以联想到“两弹一星”。1998年9月18日，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表彰研制“两弹一星”功臣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

“我们要永远记住那火热的战斗岁月，永远记住那光荣的历史足印：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是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的征途中创造的非凡的人间奇迹。”

至此应该不难看出，用“一些科技成就”既远远不能体现诺贝尔奖的含金量，也远远不能体现什么叫做“人间奇迹”。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交方面的内容。

在《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八章《“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对内乱的抵制与抗争》中，有一节是《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这一节有这样的表述：

“1971年4月，毛泽东根据美方要求，决定邀请参加日本名古屋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以中美人民之间的交往作为打开两国官方关系的序幕。被人们誉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第606页）

顺便提一下，2019年6月29日，习近平与特朗普在日本大阪举行会晤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48年前，也就是1971年，就在离这里100多公里的名古屋，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美乒乓球运动员进行了友好互动，于是就开启了中美“乒乓外交”，创造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佳话。

由此可见，“小球转动大球”应该是对这个历史事件的一个固定表达。

然而，历史教材却出现了一个新的提法：“小球影响大球”。这段文字是：

“1971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正式访问中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美国代表团访问中国。‘小球影响大球’的‘乒乓外交’轰动了世界。”（第86页）

“小球影响大球”可以说是历史教材的独创。这个表达没有出现在国内外其他媒体、其他史料中。

对于当时的整个外交形势，《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指出：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中国外交获得新的活力和广阔的活动天地，一个新的建交高潮出现了。”（第609页）

“这个时期我国外交取得的成就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也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打下了基础。”（第6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