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后，政治经济学界流传“补资本主义课”论调，这是GDP主义者引进、改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由。这种补课论调很有迷惑性，生生制造出来一种唯生产力论。

“历史唯物主义”中，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由生产力决定的，每个阶段都有一定程度生产力为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生产力演进不到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不会改变，就不该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补课论”提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是基本规律，进而道：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直接从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违背苏联教科书关于历史“五大阶段”规定。

他们说中国不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不可能发展，就不应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为此他们主张取消社会主义制度，退而实行资本主义，谓之曰只有实行资本主义，才能发展生产力，进而又将生产力等同于GDP。

“补资本主义课”论调，就是GDP主义基本理念。由此出发，方提出对公有制经济“私有化”思路，进而将西方经济思想视为“普世价值”，将其视为搞“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的不二法宝。

与“补资本主义课论”同时出现并遥相呼应的是“趋同论”。要义为：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正相向趋同，即资本主义国家趋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国家趋向资本主义，并认为这是人类发展大趋势。

“趋同论”是一种没有任何理论价值的肤浅描述。二战后，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势力大增，在它们执政或以主要在野党身份参与政治期间，主持制定或胁迫制定了一些有利于劳动者的法律和政策。

这些法律和政策有一定社会主义性质，是社会民主党“和平演变”资本主义路线的体现，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势力在社会主要矛盾中地位提升的结果，根本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趋向社会主义。

同样，实行“苏联模式”国家，因模式缺陷未及时改革，导致特权、腐败和官僚资本出现。以美国大资本财团为核心的国际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向这些国家渗透，并与官僚资本势力相配合，形成了以资本主义为“普世价值”的“私有化”浪潮。

这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因自身弊端滋生反社会主义的表现，这股势力逐步演化累积成主要矛盾方面，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就是集中体现。

社会主义国家中反社会主义势力得不到有效抑制蔓延，根本不是向资本主义趋同。官僚资本势力本质上是官僚制度在现代条件下的变种，虽然以资本为手段并采取一些“市场经济”做法，但不属于自由资本主义。

“趋同论”只是“补课论”的衍生品，与“补课论”相呼应。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趋同论”和“补课论”在这些国家消失，只在中国仍作为GDP主义者理论依据。

一些人甚至由此创意：只要政治上保持“苏联模式”行政集权体制，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则可以，而且必须实行资本主义，只有资本主义对公有制经济“私有化”，才能发展生产力。

以发展生产力为基础，巩固行政集权体制，就能发展社会主义。可见在中国一些人观念里，“补资本主义课”，将经济与政治分开，所要补的只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不包括政治上的资本主义。

这里明显有逻辑矛盾，实行过程造成现实矛盾，中国这些GDP主义者思想中不予考虑。有“补课论”观点的人，除那些既得利益者外，还有一些人迷惑于“苏联模式”教科书中唯生产力论原因。

这些人并不能从“补资本主义课”中得到利益，甚至还会受到损害，他们这种思想认识，却替那些从“补资本主义课”获益的群体，打了掩护。

中国GDP主义者从唯生产力论找到了“补资本主义课”的理论根据，生拉硬套政治上固守行政体制作为“坚持社会主义”标志，于是就有了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视作“普世价值”的新思维。

之所以“新”，不在于所谓“普世价值”之新，而是将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与政治思想和文化观念剥离，甚至排斥民主政治和自由文化，仅把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普世价值”，而把政治思想和文化观念视作“特殊国情”产物。

这是非常奇特的思路，西方资本主义是个系统，哲学观念、社会观及其经济观、政治观、文化观一体，有其内在逻辑。

将其切割恣意取舍，已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只取其经济思想，实行这些经济思想，以何政治制度和文化保证之？若无相应政治制度和文化保证，经济思想又何以能实行？

可见，只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普世价值”的GDP主义者，并不是简单想推行资本主义，而是根据特殊人群、利益集团需要，将“普世价值”作为一个手段，一种舆论工具，一方面以此表示其“开明”，另一方面好与国际资本“接轨”。

像穿西服打领带染发彰显“西化”、“现代化”、“年轻化”，头脑装满陈腐官文化一样，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作“普世价值”的GDP主义者，与一百多年前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有何区别？相比不过张氏将“西学”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GDP主义者扩展至经济学！

作者：刘永佶  河北大学毕业，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原任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发布略有改编。来源： 爱特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