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雯：新时代华为精神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点击：作者：黄雯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21-06-24 10:04:35

【提要】华为公司之所以能在中美贸易战中从容应对美国政府的打压，与在长期发展中积累的实力相关。这主要得益于华为科学的企业价值观和治理方式，牢牢抓住实体经济不放松、以技术创新锻造核心竞争力、积极探索与员工共治共享的治理方式、坚持用底线思维防范风险、全力服务国家发展等。这也是新时代华为精神的主体，彰显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智慧。新时代华为精神启发我国广大企业在经营和发展中融入中国特色，运用好我们的社会制度优势；进一步提高把握市场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能力，综合运用战略思维方法、创新思维方法和底线思维方法进行科学决策。

中美贸易战爆发以来，美国政府不断通过“实体清单”、升级禁令等措施打压华为公司，企图通过切断华为公司的美国供应链对其一剑封喉。对此，华为迅速将供应链转移到国内，启用研发十余年的备用方案，确保大部分产品的战略安全与连续供应，表现出了强劲的竞争力和战斗力。之所以能够从容应对极限施压，与华为在长期发展中积累的实力相关。这主要得益于华为的核心价值观和科学治理方式，我们将其归纳为新时代华为精神。本文旨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对此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对我国企业治理的启示。

一、牢牢抓住实体经济不放松

华为公司是当今世界500强企业中为数不多坚守实业发展，不随波逐流搞房地产投资、不上市的公司，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从成立之初靠2.1万元人民币创业、生产交换机，到如今成为年销售收入7212亿元[1]，在通信网络、IT、智能终端和云服务等领域为全球提供服务的世界通信设备产业领导者，华为公司始终专注实业。

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称它为人类“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2]“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3]物质资料生产还是人类最基本的经济实践活动。“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4]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将人类经济活动分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四个环节，其中，生产处于首位，起着决定作用，是整个经济活动的逻辑起点。这一思想后在《资本论》中得以延续，《资本论》便是围绕物质资料生产展开的探讨。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物质资料生产主要指农业生产，解决如何养活人民的问题；工业社会中的物质资料生产还包括制造业、建筑业、水电供应等，解决如何装备国家各个行业的问题。我们一般认为当代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包括农业、制造业、传统服务业等领域，在经济运行中表现为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根基，如果没有实体经济，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则不能产生。

我国一向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强调“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毛泽东，1999），要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在他的带领下，建国后一大批重大工业项目相继落成，为国民经济奠定坚实的实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更加完备的工业体系，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总量规模、产业结构和效益水平均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我国也因此成为当之无愧的制造业大国。新时期，要使我国经济从量大转为质强，仍要依靠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但近年受产能过剩、需求疲软、利润受挤压等因素影响，实体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不少大型企业把投资重点转向房地产、银行理财、信托，“脱实向虚”苗头显现。党和国家对此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5]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国家要提高竞争力，要靠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先进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一个关键，经济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脱实向虚。”[6]那么，实体经济究竟如何才能做实做强做优？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向华为公司学习如下经验：

一是树立坚定不移发展实业的企业精神。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华为不轻易允许资本进来，因为资本贪婪的本性会破坏我们的理想的实现。我们只为理想而奋斗，不为金钱而奋斗。”[7]这既体现了对虚拟经济本质的科学认知，也体现了坚定发展实体经济的信心。虚拟经济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倘若脱离实体经济形成自我膨胀运动，就会推高资产价格泡沫，积累金融风险，对经济运行态势造成严重影响。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发展长期失衡的结果。以扎实的实体经济为基础的德国在危机中表现良好，危机后的美国通过反思回归实体经济。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实践不断证明马克思的远见卓识，实体经济才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一段时间以来，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经营遭遇困境，但这并不代表劳动不再创造财富，更不能因此怀疑实体经济、助长投机心理，应当从制度安排上找答案。目前，党和国家已陆续出台包括央行多次降准、减低税费、完善环保治理等在内的组合式措施帮助实体企业降低成本，应对挑战。广大企业家们应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更加积极发挥创造性、能动性，加强自主创新，不断推出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牢牢握住自身发展的主动权。

二是不断进行结构调整和创新。供给能力、产业结构是实体经济的生命，华为公司能占领行业发展制高点，与长期聚焦主业，坚持在核心领域创新密不可分。早在1995年，华为便大胆预测3G将是未来技术发展的前沿并投入巨资研发，比工信部为我国三大通信运营商颁发3G牌照提早了14年；2009年投入5G技术研发，终成目前全球唯一5G供应商，领先欧美国家2-3年；2019年8月，宣布在加拿大启动6G探索，技术创新再次走在世界前列。马克思曾将物质资料的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两大部类，并指出只有当两大部类发生成功交换，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这需要总量和结构都相互匹配。反映在实体经济的发展上，就是要通过调整结构和创新，不断实现和延续这种“匹配”。既要对落后产能做减法，又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供给质量做加法，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生产结构中锻造竞争力。特别是当前我国社会需要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已从数量不足型供需矛盾向质量不足型供需矛盾转变，实体经济作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前提要素，更要练好内功，实实在在解决好大量中低端产品普遍过剩与高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这也是新历史条件赋予实体经济发展的新任务与新要求。

二、以创新为核心竞争力

华为公司一向视创新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长期将技术研发放在优先于加工、贸易的位置上。创始人任正非多次以“创新”为题发表《创新是华为发展的不竭动力》、《创新创业必须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为中心》、《能工巧匠是我们企业的宝贵财富》等内部讲话激励员工创新。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数据，2017和2018年华为公司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均位居世界第一。其中，2018年华为公司提交国际专利申请5405件，这也是有史以来一家公司创下的最高纪录。[8]另据华为年报显示，公司已连续多年坚持每年投入10%以上的销售收入开展研发工作，2017年这一数值为897亿元，2018年为1029亿元。[9]在全球建立了36个联合创新中心，14个研究院（所），[10]旨在聚焦未来可能产生变革性技术的基础科学领域，推动重大原创性研究和前沿交叉研究。把大量有形资产变为科研成果和市场资源，投入大、风险高，还会使利润暂时下降，但长远来看，公司竞争力得以增强，回报率大大提高。

人类财富的增加不能只靠自然的恩赐，更重要的是要靠人们不断增加改造自然的能力，发明新工具、采用新技术、变革旧制度。正如马克思指出，“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11]，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的重要因素。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与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等因素相结合而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把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应用于生产的组织管理，能够大幅度提高管理效率；科学技术为劳动者所掌握，可以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现代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对于生产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日益成为生产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是国之利器”,要“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12]

首先，要坚持关键领域的科技创新。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比较优势理论标榜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自身“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以节省劳动力，获得专业化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受这一理论的影响，部分国人倡导“以市场换技术”，认为“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事实证明，从国外直接购买技术固然便捷，但走别人的路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头，还有被人封路的风险。况且一般技术可以买进，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一味依靠引进技术的发展方式“头重脚轻根底浅”，只能在参与全球国际分工的过程中成为外国公司的“附庸”，陷入产业的低端或低端产业的锁定。相反，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加强研发创新，攻坚克难，才有不断提升自身实力的可能。对此，程恩富教授提出，我国应在发展中积极创造和培育知识产权优势或知产型竞争优势，“大力发展控股、控技（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控牌（尤其是名牌）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程恩富、丁晓钦，2003）。芯片的开发与制造一直是我国的短板，对外依存度高。不少科技公司或忽视或回避这一问题，为科技发展埋下巨大隐患。华为公司扎实研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芯片制造技术、操作系统开发技术，控股、控技、控牌，也因此积累了让美国想要打压制裁，但又不敢轻举妄动的实力。

其次，要把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统一起来。一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影响着制度的创立、革新与变更。小到一个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大到一个国家的上层建筑，制度的产生与更迭总是与一定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交往实践的发展程度相适应，创新必不能，也不会仅局限在科技领域中。另一方面，制度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重要保障。马克思指出，“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13]。这里的“社会条件”指的就是制度。制度的创新能增强要素与环境的联系，优化整体运行流程，提升运行效率。从企业的发展来看，科技创新周期长、风险高、不确定性因素多，尤其需要制度支撑。华为公司制订《华为公司基本法》，确定价值观体系和政策规范；改良职位、薪酬、任职资格管理体系与质量控制、生产管理体系，建立先进的科学管理制度。制度创新在公司内部形成了有效的行为激励与约束规范体系，助推科技创新顺利实现。事实证明，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是推进华为发展的“双螺旋”。

再次，要注重人才资源开发的优先地位。劳动者是创新的主体。马克思指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14]“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15]因此，我们今天所讲的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之必备的先决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科技创新搞上去，“关键是要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16]但是，人才也不是凭空产生的，需要在教育学习实践和劳动工作实践中锻造能力，也需要在创新驱动实践中把能力发挥出来。因此，重视人才应该是尊重人才、爱护人才和培养人才的统一。在这方面，华为公司为广大企业提供了榜样。一方面，雄厚的智力储备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底气。《华为公司基本法》规定，“认真负责和管理有效的员工是华为最大的财富”，“人力资本不断增值的目标优先于财务资本增值的目标”[17]。华为公司以百万年薪聘请顶尖应届毕业生的做法曾引发舆论热议，但在华为的研发队伍中，“我们至少有700名数学家、800多名物理学家、120多名化学家、六七千名基础研究的专家、六万多名各种高级工程师和工程师……形成这种组合在前进”[18]可见其对人才的重视。另一方面，注重人才培养，激发人才活力。华为公司奉行“以奋斗者为本”的理念，综合运用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方式，让员工分享企业发展红利。例如开放98.6%的股权给员工，以低于市场价70%的价格为员工分配住房，为人才解决后顾之忧等。值得一提的是，任正非还多次借接受采访的机会公开呼吁全社会共同重视基础教育、人才培养问题。

中国不可能买来现代化，决定现代化建设速度和质量的只能是我们自身创新的程度。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创新”列为新发展理念之首，在整个发展理念体系中居核心地位。而抓住创新这一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需要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变革，其他企业、社会机构也应根据自身特点探索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创新发展之路来。

三、员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华为公司关注员工的利益，在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以奋斗者为本”的利益共享机制。既分工又合作，既分权又制衡，全员参与、动态优化。

社会生产目的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指出，一个社会的生产目的及其手段是由这个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其生产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9]。列宁也指出，社会主义生产是为了“充分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使他们获得自由的全面发展”（列宁，1986）。可见，全体劳动者享有富足的生活、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重要内涵。我国是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生产是以人民为中心，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有机体的一个环节，企业是否、如何以及多大程度上关注长远利益和劳动者的整体利益，反映其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认识与实践水平。华为公司的利益共享机制是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论的生动诠释。

一是建立按劳分配的新实现形式。华为公司百分之百由员工持有股份，截止2018年底，华为9万多名员工共持股98.86%，而总裁任正非本人仅持股1.14%。[21]公司按照员工对企业价值创造的贡献大小分配股权，其中，优秀员工集体控股30%，员工按比例持股40%，新员工和低级别员工参股30%。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高度评价由工人组织起来的合作工厂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积极的扬弃，“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 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 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 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 也就是说, 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22]华为公司的员工持股制充分体现了这一“合作制”的优势，较好地将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员工的个人共享与发展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一方面，员工是企业的真正主人，在进行利益分配时能够享受到绝大多数公司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这与采取传统股份制的其他私营公司不同，后者往往股权集中、一股独大，经营中赚取的绝大部分收益由企业投资者即所有者获得。另一方面，实行按劳分配，员工的薪酬回报以岗位责任的绩效贡献为基础。《华为基本法》指出，“我们绝不让雷锋吃亏，奉献者定当得到合理的回报”，股权分配的依据是“可持续性贡献、突出才能、品德和所承担的风险……股权结构要保持动态合理性。”[23]股权分配和分工以严格的岗位考核为基础，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即按劳分配为主体，多要素所有者可凭产权参与分配，经济公平与经济效率呈现交互同向和并重关系”（程恩富，2007），华为分配方式既能有效杜绝企业发展阶段私分企业生产资料、阻碍企业规模发展的可操作性，又凸显员工的主人翁地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权责共治，使“为企业而奋斗”真正成为员工的内在动力。

二是建立有利于员工全面发展的利益共享机制。社会的发展是全面的，人的需求也是全面的。在企业生产中，经济利益的共享固然要紧，但不是唯一。真正的利益分配应当全面考虑员工的个体需求，以物质利益分配为基础又超越物质利益范围，应当是能够使员工在充足的获得感中实现全面发展，积蓄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力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劳动保护和劳动环境质量、使员工在最合适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工作、创造机会让员工参与企业管理等，都应进入企业员工共享的内容范围。华为实行轮值CEO制度和二维组织结构，旨在让更多人参与公司重大问题的讨论，达成共识；鼓励“英雄倍出”，员工一旦达到资深技术专家级别，即便没有担任任何管理职务，也能享受公司副总裁的薪金和职业地位，有权调动资源；创立“导师制”，抽调生产、市场和管理一线资深员工为入职新员工进行一一对应的帮助与指导等。全面发展的利益共享机制增强了员工的责任感、使命感，也提升了员工的获得感、幸福感。

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为经济现象分析的前提，在这一假设前提下，无论企业主还是企业员工关心的都是与己相关的直接物质利益。这种理论及其思维方式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格格不入。从华为的成功经验中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现代企业制度理论有其存在和发展的西方世情、国情，我们应当批判地吸收，我们更应当思考如何在企业经营与发展中融入中国特色，如何运用好我们自身的制度优势。

四、用底线思维防范风险

只要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就会产生风险。外部环境中一些不能控制的偶然情况，以及实践过程本身主体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的内在矛盾，都易使实践活动产生不确定性。马克思指出，“遭受生产过程的风险，遭受自己的失败，——这是任何生产过程都会遭受的风险，而不管这个过程具有何种社会形式。”[24]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风险，实质上表现为资本的风险，只要存在对资本增殖的追求，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便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风险便将始终存在，且若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风险还会演变成危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受企业内部和外部制度、机制、技术、资金以及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同样存在不可避免的风险。是否能积极应对、化解风险，与思维方式、决策机制、管理方法等紧密相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在2019年年初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更进一步指出：“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25]这一原则既适用于国家，也适用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华为公司长期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打造深厚技术底蕴，面对美国政府极限施压第一时间拿出备用方案予以回击，体现了底线思维运用的高超智慧。

一方面，运用底线思维提高风险防控力，意味着不盲目乐观、安于现状，不回避可能存在的矛盾与问题。这主要是指在认识上保持清醒，充分估计发展中的复杂形势与挑战。华为一贯激励员工在最坏的可能性上思考问题、建立政策。任正非的内部讲话主题《华为的冬天》、《再论反驳破满，在思想上艰苦奋斗》、《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不做昙花一现的英雄》等均体现出具有忧患意识的深谋远虑。他多次说道，“繁荣的背后，都充满危机，这个危机不是繁荣本身必然的特性，而是处在繁荣包围中的人的意识。艰苦奋斗必然带来繁荣，繁荣后不再艰苦奋斗，必然丢失繁荣。”[26]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酝酿，谁在科技创新上先行一步，谁就有引领发展的主动权。倘若取得一点小成绩就安于现状、躺在功劳簿上志得意满，很快就会被超越，要的是树立远大志向，超前谋划、超前部署、积小胜为大胜。因此，即使是在电信市场发展势头强劲时，华为公司也不放松对核心技术的研发，积蓄抢占技术创新制高点的能力。

另一方面，运用以底线思维提高风险防控力，要务实自强、锻造专业定力，从容应对挑战。要防守，更应有作为。把困难想得充分一些，风险估计得严重一些，并非是要自己吓自己，而是要在实践中未雨绸缪、加强防控，有备无患，牢牢把握主动权。华为公司长期“深挖洞、广积粮”，于2004年成立下属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集中力量投入打造芯片产品，补齐短板，最终成就华为核“芯”竞争力。应该说，当代绝大多数企业家都认为技术创新能够增强企业竞争力进而有助于防范发展风险，也投入了不少资金进行研发，但由于技术创新本身具有诸如创新方向、速度、市场接受程度、收益等不确定性因素，如果未加以全面把握，就可能收效甚微甚至最终败下阵来。而华为公司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它将芯片制造、终端操作系统的开发等核心技术创新项目纳入企业的总体发展战略，作为企业发展的一部分来统筹协调，保证核心技术创新既有资金保障又有人才支撑，既有明确的研发方向又关注市场需求，立足既有的成熟业务，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从而将创新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也保障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获得成功。

当前，我国在中美贸易战的应对中也应树立底线思维。既要认识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阻挡，中美经贸关系并非“零和博弈”，也要识破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滥用国家力量的霸权主义、利己主义实质；既要认识我国具有发展的人口、空间、内需、资本积累优势和制度优势，能够对抗美国极限施压，也要认识到不能掉入别人故意设下的陷阱，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关键。要使眼前看似唬人的风险消失，只有先使自身强大起来。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高质量发展中释放自身潜力、提升自身能力。

五、全力服务国家发展

华为公司一向以产业报国为己任。《华为公司基本法》指出，“华为以产业报国和科教兴国为己任，以公司的发展为所在社区作出贡献。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而不懈努力。”[27]2019年，任正非两次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都主动谈及国家基础教育问题，并对国家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对外开放、全球人才竞争等提出了良好建议，体现了一位成功企业家胸怀祖国、心系国家发展的价值追求。一个企业或一个企业家精神的最高层次，体现在其对国家、民族、社会责任的担当上。经济是政治的物质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也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经济和政治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马克思指出，“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取集中表现的形式，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式。”[28]毛泽东也曾强调，“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毛泽东，1999）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一便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如何保障政治、国家的运行，政治和国家又是如何以充分的政治条件及强有力的政治保证促进经济活动持续、健康发展的。社会主义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层组织，安定的社会环境、有力的政策支持是企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反过来，企业如何经营管理，有什么样的价值观追求与社会责任担当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水平的提升、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

坚持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的统一，应成为社会主义企业价值观的重要原则。在我国，国家、企业、个人都是利益主体，三者利益从长远和根本上看是一致的。只有国家富强了，企业才有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企业既要为本企业和本企业员工谋取正当利益，又要为国家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着想。这与资本主义企业发展与社会需要之间存在冲突是不同的。

一方面，服务和服从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应是社会主义国家企业的最高原则。在社会化的商品生产条件下，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企业必然以获取利润为生产的直接目的，无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还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都是如此。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中，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有机体的一个环节，如果都只关注自己能够赚取多少利润，那么社会主义生产的总目的是难以实现的。对此，需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引导企业生产满足社会民众需要的商品，又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引导企业生产的利润目的和社会主义生产的总目的相重合；也需要企业从战略上进一步认识国家、企业和个人利益相统一的关系并统筹兼顾，增强社会责任感,围绕民众的需求打造和升级产品和技术，以能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为己任。华为公司变更技术使人、机、物更为便捷地互联互通，推动技术成果在与各行业的融合中创新服务和商业模式，既有助于提升民众生活品质，又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摆在首位，必要时甚至节制、牺牲企业自身利益以保住国家利益。正如任正非谈及美国政府对华为的制裁时义正辞严：“中国政府凭什么要把利益给美国来换华为生存呢？我们自己可以生存，美国打不垮华为……中国没有必要把中美贸易和华为捆在一起给美国让利益……坚定不移地自己克服，不叫苦，不喊天，相信我们会打赢”[29]。当前，世界产业急剧变革，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型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加上一些国家、企业对于我们的发展进步不适应、不接受，在竞争中采取各种方式围追堵截、制造陷阱，使我们的发展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越是如此，我们就越需要有一批像任正非一般有深厚家国情怀的企业家领头羊，带领员工胸怀祖国、努力工作，将个人及企业的奋斗融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

另一方面，安定的社会环境、国家有力的政策支持保障企业稳定发展。如前所述，引导企业的利润目的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目的相重合，需要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从长远看，这实际也是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政府长期通过健全和加强法治、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企业提供准确及时的经济信息、发挥经济杠杆作用等调节企业利润的实现，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近年来，西方自由主义不断指责我国产业政策和贸易的种种不是，鼓吹经济要远离政治，完全否定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不仅严重脱离实际，而且十分虚伪。实际上并没有哪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是脱离政府的政策进行的，历史上如此，现在也是这样。财政支出方面，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各级政府向本国企业通过80337个项目发放了1781亿美元的补贴。2000年以来，仅波音公司一家就获得了145亿美元定向补贴。[30]产业政策上，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兴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专注于因特网的改进和普及，抓住了世界技术革命的核心，极大提高了综合国力；韩国、日本政府通过加大对汽车产业、新兴电子产业的扶持，使其在全球汽车产业的激烈竞争中占据优势。而今，为加快抢占21世纪先进制造业制高点，德国出台工业4.0计划，美国推出国家先进制造业战略等。由此可见，问题的关键早已不是承认不承认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否存在，而是国家如何才能对经济发展起更积极的作用。

企业与国家共生共荣。企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成功，而企业的兴衰也不止关乎自身，还关乎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命运。实业强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每个企业都应更加明确自身见证者、建设者、开创者的身份，做更多力所能及的贡献。

六、结论及启示

在世界经济面临深度调整、外部风险挑战加剧的背景下，我国企业只有将自身做强做优才能从容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如何做强做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深入研究社会经济运动客观规律、深刻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及其内在矛盾，以及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经验，形成了供我们正确认识企业发展的科学立场、观点和方法。第一，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和发展应遵循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管理中借鉴我们的社会制度优势，将其转化为推动企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第二，始终坚持物质资料生产的基础性地位，坚持发展壮大实体经济，勇于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治理方式；第三，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提高把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的能力，提高综合运用战略思维方法、创新思维方法、底线思维方法进行科学决策的能力。

华为公司长期以来立足实业发展，以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积极探索与员工共治共享的治理方式，坚持用底线思维防范风险，全力服务国家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生动运用，其所传递的伟大企业及伟大企业家的奋斗目标和价值彰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广大企业应以此为榜样，结合自身情况建设一套促进企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的有效方案，练好企业内功，增强发展信心，积极应对挑战，努力把企业做强做优。

参考文献

【1】毛泽东，1999，《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41页。

【2】程恩富、丁晓钦，2003，构建知识产权优势理论与战略——兼论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当代经济研究》第9期，第25页。

【3】列宁，1986，《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1页。

【4】程恩富，2007，和谐社会需要“四主型经济制度”，《长江论坛》第1期，第5页。

【5】毛泽东，1999，《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39页。

注释

[1]数据来源于华为年报，

https://www.huawei.com/cn/press-events/annual-report/2018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9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

[5]《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6]《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6日，第1版。

[7]引自2019年5月21日任正非接受央视等媒体采访时的发言

http://bbs1.people.com.cn/post/1/1/1/172088826.html

[8]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gsnews/2019-03-19/doc-ihrfqzkc5161412.shtml

[9]数据来源于华为年报，

https://www.huawei.com/cn/press-events/annual-report/2018

[10]https://www.huawei.com/cn/about-huawei/corporate-information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0页。

[12]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北京:人民日报2016年6月1日，第2版。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00页。

[16 ]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北京:人民日报2016年6月1日，第2版。

[17]华为公司管理法

http://app.huawei.com/paper/newspaper/newsPaperPage.do?method=showSelNewsInfo&infoId=7551&commentLanguage=1&isCopy=0&isDownload=1&sortId=1&cateId=3684

[18]引自2019年1月17日任正非接受央视等媒体采访时的发言

https://www.sohu.com/a/289800803_447949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7页。

[20]《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1页。

[21]https://www.huawei.com/cn/about-huawei/corporate-information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0页。

[23]华为公司管理法

http://app.huawei.com/paper/newspaper/newsPaperPage.do?method=showSelNewsInfo&infoId=7551&commentLanguage=1&isCopy=0&isDownload=1&sortId=1&cateId=3684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5页。

[25]《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北京:人民日报2019年1月22日，第1版。

[26]选自任正非在华为的内部讲话稿《天道酬勤》

http://app.huawei.com/paper/newspaper/newsBookCateInfo.do?method=showDigestInfo&infoId=13435&sortId=8&search_result=5

[27]华为公司管理法

http://app.huawei.com/paper/newspaper/newsPaperPage.do?method=showSelNewsInfo&infoId=7551&commentLanguage=1&isCopy=0&isDownload=1&sortId=1&cateId=3684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2页。

[29]任总接受英国天空新闻电视台采访纪要

http://xinsheng.huawei.com/cn/index.php?app=forum&mod=Detail&act=index&id=4400805&p=1#p43276065

[30]《中国国企是平等竞争市场主体》，北京:人民日报2019年8月22日，第3版。

【作者简介】黄雯，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主持多项省部级课题，出版专著《人和自然关系的探讨——从马克思到当代》，并在《当代经济研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经济纵横》《海派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政经青年智库”，原刊于《海派经济学》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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