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涛：聊聊“又红又专”

点击：  作者： 于涛    来源：春在千门万户中 微信号  发布时间:2021-06-14 10:38:59

 

 

山东省医疗器械和药品包装检验研究院（山东省医疗器械产品质量检验中心）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表彰，是全省乃至全国药监系统的一面旗帜。近期，院党委书记、主任施燕平同志给我出了一道命题作文，希望我去给大家讲讲“又红又专”这个话题。我长期干组织工作，谈得多的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又红又专”这个话题我耳熟能详，但是没有深入思考过。

 

就在不久前，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专门强调了清华大学“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教书育人特色。结合学习总书记的讲话，我翻阅了很多资料，重新做了一些思考。我发现，对专业技术人员来说，还真的很有必要思考这个问题。

 

一、为什么有必要重提“又红又专”

 

“又红又专”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频词，一段时间以来提的不多了，甚至有人不赞成这样的提法，这样的认识是偏颇的。“又红又专”作为一种经典的“二分法”，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又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很有必要重新认识、重新体会。

 

（一）从党的历史看，党对“又红又专”的要求是一以贯之的。

 

 “又红又专”最早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1957年针对一些知识青年只钻研业务，缺失政治意识，对政治、前途和理想都不看重的现象，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鲜明提出了“又红又专”的思想。他说：“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

 

如果再往前追溯的话，革命战争年代，他就多次指出，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什么叫“单纯军事观点”？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认为红军的任务和白军相仿佛，这是单纯打仗的。……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有了“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现了让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我们的军队才得以永葆人民军队的本色。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始终如一地反对唯生产力论，就是说，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但并不能认为生产力发展了，就能自然而然地解决一切问题。这些思想和“又红又专”一样，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毛主席奋斗一生的目标。

 

毛主席提出“又红又专”思想之后，在50、60年代引起热烈反响，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全面贯彻“又红又专”教育思想，培养了一大批人才。1983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今天上午我看了清华大学一个报告。清华大学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生从到学校第一天起，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清华大学的经验，应当引起全国注意。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

 

进入新时代以后，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建校105周年的贺信中和最近在清华大学的考察中，两次强调清华大学“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培养特色。

 

从这些历史中不难看出，“又红又专”一直是我们党坚持和提倡的。时至今日，“又红又专”并没有过时，一直在路上。

 

（二）从全球大势看，当前急切呼唤“又红又专”。

 

当前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形势风云变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疯狂对我国进行抹黑、攻击、围堵，不断制造事端，毫无底线。比如，近期许多西方媒体就在造谣炒作新疆所谓“种族灭绝”的无稽之谈。这从我们的角度看简直无比荒谬，但是西方政客却乐此不疲。改革开放四十年，过去我们技不如人，虚心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很多时候也因为技不如人而不得不韬光养晦。现在，中国的发展令世界瞩目，草丛再也藏不住大象了，于是就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的围堵。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希望阻挡中国发展脚步，中国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候。

 

同时，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打赢了疫情防控阻击战，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成为世界上唯一实现全年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此刻的中国，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国家迫切需要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和知识分子坚定地站在祖国一边，以强烈的爱国情怀奋发图强，突破核心技术和“卡脖子”问题，打破西方的垄断和打压，用自己的技术为民族复兴添砖加瓦，把“红”体现在爱国奉献上，把“专”体现在提升核心竞争力上，怎么能说“又红又专”没有时代意义呢？

 

（三）从药监工作实际看，“又红又专”才能推动事业行稳致远。

 

我之前反复讲过，药品作为治病救人的特殊商品，其质量直接关系到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这决定了药品安全是民生工程的属性。药品又与每个家庭、每个人的生活紧密相连，是“生老病死”的必需品，是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强不强的重要指标，这决定了药品安全是民心工程的属性。民生、民心和安全联系在一起就是最大的政治。这要求我们决不能把药监工作当成一项普通的业务工作，而必须当成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对待。

 

同时，药品监管又需要很强的专业能力。最近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强调要系统总结这次抗疫的经验做法，健全完善突发重特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检验检测、监测评价等工作机制，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这不仅体现了党中央对药品监管的高度重视，也为我们事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是我们提升能力的一次有利契机。

 

我们今年提出了“安全提升”等三大工程和“药械创新”等三大计划。医疗器械监管和服务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双重任务都在加重。这迫切需要我们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高素质专业化的检测队伍，坚定信仰信念，增强做好检测事业的责任感、使命感，尽快补短板、强弱项、提能力，努力打造“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检测机构，为监管和产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二、如何做到“又红又专”

 

 “又红又专”虽然只有四个字，但有认识论、方法论的深刻内涵，需要辩证地、系统地看，才能更有效地指导我们的工作。

 

（一）要处理好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在政治上夯实“专”的基础、业务上把准“红”的方向。

 

总书记告诫我们说，“只有从政治上分析问题才能看清本质，只有从政治上解决问题才能抓住根本”。这就要求我们用政治引领促进业务提升，用业务发展彰显政治担当。

 

一方面，业务上要把准“红”的方向。政治与业务的辩证关系，是“又红又专”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现实中，不少同志的认识是模糊的。有的以“业务干部”自居，认为自己就是吃业务饭的，业务能力至上，只要业务好、就不愁政治待遇。有的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把党内政治生活当负担，认为抓党建浪费时间、耽误干业务。这是不对的。

 

我们都知道南辕北辙的故事，方向正确，马跑得越快，越能早到目的地。但是方向错了，马跑得越快，反而会离目的地越远，那就还不如跑得慢的马。从这个角度看，政治是管大方向的，是决定性的，政治和业务不仅不是对立的，不是业务高于政治的，甚至连并立的观点都失之偏颇。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在干部干好工作所需的各种能力中，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

 

清华大学老校长蒋南翔曾经比喻说：“从清华到天安门，天安门是目标，是方向。方向是头等重要的，是政治。去天安门只能朝东南方向走，不能往北走，那样就走到清河去了。但光方向对头还到不了天安门，必须实地走才行，否则方向再对，不走还是永远到不了天安门。而且走路的时间比辨方向的时间要多一些，这就有一个学好业务的问题，是专的问题，所以红专要结合，要又红又专。”

 

所以，毛主席指出，“不注意思想和政治而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如果理想信念不坚定，政治上不合格，经不起风浪，这样的干部能耐再大也不是我们党需要的好干部。”很多前车之鉴告诉我们，一些专业能力非常强的干部出了问题，从根上讲，就是没有站在政治高度看药监，淡化了政治意识，漠视了纪律规矩。离开政治讲业务，就如同蒙着眼走路，不但极易偏离正确方向，更会跌跟头。

 

另一方面，政治上也要有“专”的基础。就像毛主席讲的，专搞政治不懂业务也不行。离开业务讲政治，那就成了口头革命派、空头政治家。

 

就个人而言，真正的讲政治，一定是知行合一的。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引下，以坚定的信念、崇高的觉悟、无私的奉献、精湛的技术，把业务干到极致，那才是真正的讲政治。“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这是讲政治的题中应有之意。在市里工作时，有个民营企业发展特别好。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党员既然是先锋队，就应该在本领域业务比其他人精。

 

就单位而言，真正的讲政治，一定是抓党建、抓业务紧密结合的。绝不能把“党建”简单理解成“党务”，把开几个会、组织几次学习研讨就当成讲政治、抓党建，那是非常肤浅的、是低层次的。我们要抓的党建，或者说符合全国文明单位标准的党建，一定是能够充分凝聚全体干部职工的党建，一定是带动工作质量全面提升的党建，一定是推动我们继续在全国领先的党建。

 

做一个结论，那就是没有离开业务的政治，也没有离开政治的业务。政治可以保证业务的正确方向，可以促进业务能力的提升，反过来说，业务也是政治的载体和表现。

 

（二）要处理好哲学和科学技术的关系，树立正确的方法论。我们努力的方向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指导科学技术研究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在各种哲学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科学地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最根本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革命的哲学、红色的哲学。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同志主持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钱三强应邀参会，讲述核物理学的研究发展概况。当他讲到核原理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插话说，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那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钱三强一下子回答不了了，因为按照当时的最新研究成果，质子、中子就已经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了，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但是毛主席说，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基本粒子也是无限可分的，因为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后来，有两个美国科学家（谢尔登·格拉肖、史蒂文·温伯格）两次和毛主席一起讨论基本粒子到底还有没有自己的内部结构和矛盾这样一个现代物理学的前沿问题，毛主席始终坚持认为基本粒子有自己的内部结构和矛盾，在理论上是可以再分的。而美国科学家坚持不同意见，认为基本粒子只是一种数学上的点状物，不可能再分了。没想到在毛主席去世后，更小的粒子夸克果然被发现了。所以1977年，在第七届世界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跟毛主席探讨过这个问题的格拉肖提议，将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以悼念毛主席并致敬其哲学思想。

 

这充分说明了哲学对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指导意义，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是我们观察世界、认识问题、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有力武器。

 

在科研中，哲学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对感性材料进行分析、比较和思维加工的能力，可以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这个对象与其他对象之间的关系，认清本质属性。由此实现对科学概念的正确把握，进而形成成熟的科学理论。所以，钱学森同志说过：“没有科学的哲学是跛子，没有哲学的科学是瞎子。”

 

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蒋南翔校长，也正是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亲自给老师上哲学课，组织老师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因为“两论”是唯物辩证法的经典。不得不说，这些哲学思想对提高清华大学的研究能力发挥了很大作用。

 

毛主席早就提出，要把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中的锐利思想武器。当年，许多的普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部队官兵，努力学哲学用哲学，都学出了味道，尝到了甜头。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石油工人会战大庆油田，面对着种种矛盾和重重困难。如何打开局面？当时的石油部长余秋里也是组织全体会战队伍，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用这两个文件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组织大会战，把别人的经验都学到手，但又不迷信别人的经验，不迷信书本，勇于实践，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风格，终于闯出了自已的经验，赢得了会战的胜利，一举甩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所以后人说，大庆油田是靠“两论”起家的，是用哲学指导社会实践和科学实践的典范。

 

现在各级干部文化程度都很高，但是水平的高低并不仅仅取决于文化程度的高低，可能更取决于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如何思考、如何工作。而哲学素质是一个干部的重要素质。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的眼力不够，必须借助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辩证法就是我们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它使我们看得远些，看得深些。

 

如果说前些年我们的技术一度依靠大量的模仿和引进，不是那么需要哲学思维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更多地强调自主创新。而从无到有的创新，就需要对事物的本质规律有更深刻的把握，需要用科学的方法论构建新的框架，所以尤其需要哲学思维，否则不可能有大的突破。

 

我们要像总书记要求的那样，增强创新意识，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敢于抢占国内国际创新制高点，把握创新特点，遵循创新规律，既奇思妙想、“无中生有”，努力追求原始创新，又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善于进行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既甘于“十年磨一剑”，开展战略性创新攻关，又对接现实需求，及时开展应急性创新攻关；既尊重个人创造，发挥尖兵作用，又注重集体攻关，发挥合作优势。

 

工作中，要避免唯理论和唯经验的倾向，破除静止孤立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既大胆假设，又小心求证，取得创造性和突破性的成果。要学会用矛盾的观点分析问题，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解决突出问题，不断补齐短板。要用发展的观点审视问题，考虑随着形势的变化、条件的转化，检测结果、标准和方法是不是严谨、客观、准确？是不是需要及时修正？要用联系的观点，参照、对比、援引其他领域的检验方法、检测标准，使检测工作更加灵活，思路更加开阔。某项指标检测不合格，还要举一反三、深想一层，是不是其他批次也有问题、是不是所有的同类产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如何就这些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监管建议，这样工作才会有主动性，才能给监管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做一个结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哲学，唯物辩证法是指导科学研究和实践的正确的方法论。从技术实践的角度看，要想在“专”上持续领先，就必须有科学的、“红色”的哲学做指导。而实践中形成的正确认识，又可以丰富哲学理论。

 

（三）要处理好组织和个人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名利观。我们努力的方向是，个人在组织的怀抱里，组织在个人的意识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强化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自觉做到思想上认同组织、政治上依靠组织、工作上服从组织、感情上信赖组织。”组织和个人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互相成就的关系。

 

首先，我们敬畏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就是因为她是我们的集体，是我们存身立命的依托。一滴水怎么才能不干涸？答案是：融入大海。单独的一滴水，既经不起阳光的暴晒，又无法抵挡狂风的侵袭，惟有融入广阔的海洋，才能永不干涸，才能掀起滔天巨浪。而反过来无数的水滴团结在一起，也才能汇成汪洋大海。

 

我经常讲，组织之于干部，犹如阳光、雨露、沃土之于草木。一个干部的成长，固然离不开个人的勤奋努力，但同样要靠组织的培养和同志的帮助。工作给人以尊严，岗位给人以舞台，组织给人以机遇，集体给人以温暖。任何一个岗位，哪怕是再小的岗位，也都不是非我莫属的。得到它，也是应该庆幸和珍惜的。离开了组织，纵有三头六臂也无用武之地；背离了组织，无论怎样高的荣耀也会化为乌有。铁人王进喜有句名言：“进步不要忘了党，讲本领不要忘了群众，讲成绩不要忘了大多数，讲缺点不要忘了自己，讲现在不要割断历史。”这真是至理名言。认清了这一点，当组织需要与个人利益产生冲突的时候，甚至当受到委屈和误解的时候，我们就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邓小平同志三起三落的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我们可能不知道，毛泽东同志一生也曾遭遇多次打击和挫折。但是他始终如一的做法就是“照顾全局，相忍为党”。

 

1927年毛主席开辟井冈山根据地，但这一符合实际的决策却遭到中央的批评、指责，随即他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当时还误传他“被开除党籍”，使他一度成为“党外人士”。对于这些不公平待遇，毛泽东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得失，而是着眼于革命事业的大局，宁可委曲个人，也要遵守组织纪律。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批判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方针，撤销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这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但是他表示：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仍然愿意积极对待党的工作，尽力做出自己的贡献。他对为他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在被整和靠边站的岁月里，毛泽东也从不放弃自己的正确主张。宁都会议后，许多会议毛泽东不能出席，但只要让他参会，他就要在会上极力阐述自己的观点与态度。他坚信自己的观点、路线是正确的，终将得到绝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

 

在被剥夺军权之后的两年，他扎扎实实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矛盾论》、《实践论》，与这两年读马列著作很有关系。他也扎扎实实做了两年调查研究，写了大量文章，成为指导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土地改革等项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身处逆境之中，毛泽东不管干什么工作，都竭尽全力做出成就，使自己的智慧和才干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增长，而不是撂挑子、怨天尤人。这就是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树立的榜样。

 

1956年，毛泽东在回顾那段逆境时说：“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在1962年1月举行的扩大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讲道：“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研究许多新情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我们学党史，就是要学精神、学境界、学方法。

 

其次，在组织面前，个人的“专”，就绝对不是讨价还价的专横，而是拼搏奉献的专长。这里面有个反面典型，也是延安时期，有个干部叫刘力功，是个党员知识分子，在延安党校训练班毕业后，党组织决定让他到基层去锻炼，但他坚持要进马列学院学习或回原籍工作。党组织先后7次找他谈话，但他不仅不去，反而提出要去八路军总部工作。组织几经挽救他依然不知悔改，最后只好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开展一场“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党籍”的大讨论。当时的中组部部长陈云同志亲自在《解放》杂志上撰文引导，说：分配党员工作时，党固然要考虑到个人的特长，但主要还是考虑工作需要。试问，你如果是一个飞行员，但是我们今天没有飞机，不能用你驾驶飞机的特长，那还不是只能分配你做其他工作？一个共产党员在党分配工作时，只有说明自己意见的权利，只有在党决定以后无条件地执行的义务。除此之外，决不能增加一点权利，也决不能附加一个条件，否则就违反了党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我们最基本的组织原则。

 

如果说，个人非要得到些什么的话，那么我们的拼搏奉献，会换来一个坚强有力的集体、会换来一个更加美丽的祖国，个人也会随之水涨船高，彰显人生价值。这会是对我们最大的奖赏和回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第三，处理好组织和个人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名利观，不仅是事业的需要，更是人生幸福之所在。我很喜欢一句话：“心底无私天地宽”。把自己看得小小的，天地就会变得大大的，站在高山上俯视大地，地上的沟沟坎坎都可以忽略。乌蒙虽然磅礴，但是在红军脚下就像是走泥丸，这是多么大的气魄。而这样的气魄来自哪里呢？就来自心里装着天下苍生，唯独没有自己。没有自己，也就没有了个人的痛苦。所谓“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我们现在学党史会发现，中国最早的一批革命者，最初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和实践者，都是家庭条件优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果为了自己过好日子，升官发财，最自然的选择应该是加入执政的国民党。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加入共产党有什么好处呢？除了牺牲还是牺牲。但是他们都放弃了自己的幸福生活，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

 

还有那么多的革命者，年纪轻轻就牺牲了，有很多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我经常想，从物质享受上讲，我们今天生活的每一天，哪怕是最痛苦的一天，也比那些早已长眠于地下的革命烈士活着的时候最舒服的那一天更幸福。和他们的付出相比，我们做出的这点成绩，付出的这点牺牲，算得了什么呢？和他们相比，我们还有什么不知足呢？正是因为这样的知足，所以张富清老人居功不自傲，深藏功与名，总是说：“当年和我并肩战斗的那些战友，许多都牺牲了，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比起他们，我今天吃的、住的已经很好了，我有什么资格把战功拿出来显摆？又有什么资格向组织提要求。”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更是没有什么资格。

 

当然，我们也是为人父母，为人子女，也有生活追求，也希望给他们以更好的生活。我们身在职场，也有工作焦虑，也希望有更好的职称职务待遇。我觉得这很正常，是人之常情，有追求是好事，因为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的士兵。作为一级组织，也有责任给每个人以合适的平台，而不是让千里马去耕田，让老牛去驰骋。但是作为个人，如果斤斤计较于名利，那无论人生境界还是个人幸福感都会落入下乘。

 

做一个结论，那就是个人只有融入组织才有力量，个人的贡献只有化成组织的发展才显崇高，心怀大我放下小我才会更幸福。

 

（四）要处理好群众和精英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人民观。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大力弘扬与群众相结合的、为国为民的“红”，坚决摒弃脱离群众歧视群众的伪精英的“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人民的骄傲，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同时，总书记又指出，“劳动模范是民族的精英、人民的楷模，是共和国的功臣。”可见，精英是人民群众当中，能力、见识、素养等各方面超过大多数人的、对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和引领作用的那些人。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有些人曲解了精英的含义，以为精英是一种身份地位，读过几本书就觉得高人一等，自视为贵族，而把群众看成是没文化、没见识、没身份的群体，不屑于与群众为伍，脱离群众甚至把自己和群众对立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

 

唯心主义者秉持精英史观，认为历史是由少数精英人物创造的，人民群众只是群氓。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坚持唯物史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所以才会有群众观点，才会走群众路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就是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向来是党做好工作的重要法宝，我们党也是靠群众支持和拥护不断发展壮大，取得政权的。

 

最近热播了一部剧叫《觉醒年代》，拍得很好。但是剧中呈现毛泽东一到北大就受到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很多人称赞，觉得他的思想见识非同寻常，这与事实不太相符。事实上，后来毛主席在延安讲过，他在北大跟很多人思想认识不同，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们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一个图书管理员讲南方土话。北京之行之后，毛泽东开始主动疏离五四核心群体，脱离精英阶层的队伍，投身于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凝聚人民的伟力。

 

1939年，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说：“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正是基于这种群众史观，所以毛泽东同志一生都拒绝认同近代以来形成的精英教育，他认为，教育是整个社会实践程序的一部分，不应该被精英化。他也始终在努力打通社会与学校，二十年代亲自办自修大学、夜校，1949年以后的院系调整和学校增加务农务工课，包括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是他试图打通学校与社会隔阂的尝试，也是让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尝试，这是一个伟人的高瞻远瞩。

 

学问再大，也要虚怀若谷，以群众为师。在这方面，钱学森给我们做出了表率。1963年钱学森52岁，是中国的国宝级大科学家，国防部五院院长。他编写的《工程控制论》一书也被奉为业界经典。这时候，北理工有个年轻学生读了这本书，觉得有一段推理过程不对，就给钱学森写过一封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发信之后心里也觉得有些唐突，毕竟二者身份地位差距甚远。没想到，钱老很快回信，承认了推导确实有误，表示一定会在再版的时候改过来，又把这两封信发表在自己创办的学术刊物上，鼓励更多年轻人向他学习。这个学生的名字叫祁载康，后来成长为著名的飞行器专家。

 

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胸襟？能不能听得进小人物的意见？总书记说，“广大知识分子要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始终胸怀大局、心有大我”。钱老就是这样的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孤芳自赏，难成大器。

 

学问再大，也要为民服务，与群众为友。时代楷模李保国生前是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一生坚持“从科研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太行山区的生态治理和科技富民当成毕生追求，每年深入基层200多天，让140万亩荒山披绿，带领10万农民脱贫致富，被称为太行山上的新愚公。58岁时他突发心脏病去世。他35年的职业生涯，始终心系群众、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始终围绕着群众的需求搞科研，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典范。所以总书记评价说，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药监局和检验研究院等事业单位的同志大都是高学历，是高级知识分子。越是读书多学问大，越要有意识地根植于群众当中，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搞科研不能闭门造车，要多和一线的企业群众交流，看看他们有什么所需所盼和好招妙招。群众中蕴含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也有无穷创造，这是我们科研的源头活水。科研又要服务群众，要像总书记教导的那样，“坚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面向人民群众新需求，让创新成果更多更快造福社会、造福人民”。企业需求什么就主攻什么，期待什么就攻克什么，这样检测事业、科研工作才会更有生命力。

 

做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要始终热爱人民、尊重群众，聚合群众的智慧以丰富完善我们的研究，同时把自己的专业能力、专业素养当成服务群众的工具，而不是高人一等、沾沾自喜的资本。

 

（五）要处理好管理与技术的关系，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我们努力的方向是，寓管理于技术之中，寓技术于管理之中，力争做复合型人才。

 

管理与技术，好比是人的两条腿，单腿跳还是两腿走，决定了前进速度。如果两条腿不协调，还可能将自己绊倒。只有相互协调，人才能走得快、走得稳、走得远，尽快成才。

 

从个人角度讲，既要懂管理，也要懂技术，既要精通党建，也要精通综合管理，成为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一个优秀的人才、一个成功的干部，往往两者兼具。知识面宽，各领域都懂一点，是“一字型”干部。在此基础上，专业知识研究得深，就是个“T字形”干部。如果能冒尖、创新，那就是“十字型”干部。每个人都要争做这种“十字型”干部。搞科研从来不可能单枪匹马去闯，都需要带领一个团队协力完成。只有高超的专业水平，而没有管理团队的综合能力，是很难取得辉煌成就的。现在很多两院院士或知名科学家同时兼任高校校长、党委书记，教学科研两不误，就体现了很强的综合素质。所以，从事管理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学一些业务知识，如果连技术指标、专业术语都弄不懂，工作就干不到点子上，甚至会闹笑话。同样，从事检测、标准和科研工作的同志，也要注重提升党务工作、综合工作的能力，做到不仅长于一技，还要“一专多能”。

 

当然，专业技术人员还是要格外注重“专”，这是看家本领。得有专业精神，专一、专注、专心，有定力、不游移，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得有专业作风，脚踏实地、注重细节、团结协作。得有专业能力，干一行精一行，想到穷尽，做到极致，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得专心钻研，不经“八十一难”，怎能取回“真经”。得严谨细致，具备“工匠精神”，在千锤百炼中追求精益求精，使每一项工作都严谨细致、讲规则、讲流程、讲规范，确保检测结果准确、专业和权威。

 

从单位层面看，要注意探索建立一种工作机制，将管理岗位、技术岗位有机融合，使之产生“化学反应”“连锁反应”，相互影响融合，而不是简单的“物理混合、排列”。

 

上世纪60年代探索形成的“鞍钢宪法”，就比较典型。鞍钢公司总结出一套管理经验，即“两参一改三结合”，具体内容就是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这就把管理者的管理理论、组织能力，技术人员的专业知识和工人的实际操作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特长，产生极大的工作合力。检验研究院作为一个整体，也要建立健全这样的机制，最大限度激励、调动不同岗位上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相互学习、相互支持、互相成就，营造出团结、向上、融洽的良好氛围，共同推进事业向前。如果干业务的看不上干管理的，干管理的看不上抓业务的，谁也不买谁的账，把自己困在一亩三分地上，就只能是原地画圈、龟速发展。

 

做一个结论，那就是管理与技术融合、“红”与“专”互促，实现共同提高。

 

作者： 于涛   来源：春在千门万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