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一度的端午节。过端午，必然要想到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辞赋传统的开创者，不仅留下了《离骚》《天问》等千古绝唱，更以其崇高的政治理想、高洁的政治人格和慷慨赴死的勇毅悲壮，为人们所敬仰，传颂至今。毛泽东主席就十分欣赏屈原这位“同乡”。广义上来说，他们都是楚人，毛主席青年时代求学、游历的湘江流域，也留下过屈原的足迹和诗篇。毛主席深受楚辞文化影响，青年求学时代就曾用小楷工工整整地抄写了《离骚》全篇，成为流传至今的毛主席最早的书法作品之一。毛主席赞赏屈原的文学、政治才能，更推崇他担当责任、敢于斗争、宁死不屈的精神。毛主席诗词充满浪漫的想象、上天入地的求索精神，融古代神话传说、神话人物于革命叙事，包罗万象，博大宏伟，可以说是对楚辞传统的推陈出新。
一、“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青年时代即以屈原为榜样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深受古典文学和湖湘文化的影响，对屈原十分欣赏。除了喜欢屈原的辞赋，他还特别推崇屈原本人，曾在勉励友人的赠诗中表达对屈原的认同。1918年4月，毛泽东送别新民学会会员、也是他通过《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交到的好友罗章龙赴日本求学，赠给他《送纵宇一郎东行》一诗（纵宇一郎为罗章龙化名）。开篇即写湖南长沙的钟灵毓秀：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以在长沙留下足迹和文章的楚国屈原、汉代贾谊为代表，显示楚湘之地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其中不无引以为傲的自豪感。
屈原、贾谊同为辞赋大家，屈原被放逐后在沅湘一带留下了《离骚》《九章》《远游》等辞赋，其临终前写的《怀沙》，一说是怀念长沙之意，投水的汨罗也在长沙附近；贾谊被贬谪为长沙王傅，念屈原，感身世，写下了《吊屈原赋》《鵩鸟赋》，流传至今。两人政治上均有远大抱负和杰出才能，年轻有为，名重一时，但后期均囿于形势而不得志。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将二人合并作传，写成《屈原贾生列传》。在长沙求学的青年毛泽东也在诗中将“屈贾”二人并举，突出其“年少峥嵘”之才，表明对他们的欣赏，也寄托了像他们一样奋发有为、担当责任的志向。屈原面对楚国政治昏乱、外敌入侵的飘摇形势，力图革除积弊，重整乾坤；贾谊面对汉文帝时诸侯势大、匈奴侵扰等问题，作《治安策》等政论，痛陈时弊和应对办法，力图消除祸患，长治久安。年轻时的毛主席所处的时代，同样是内外交困，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着楚国当年那样政治腐败、强敌虎视的局面，有分崩离析、亡国灭种的危险。但优秀的青年志士不会甘于沉沦，被称为“毛奇”的青年毛泽东与同学们积极磨炼身心意志，修学储能，为天降大任做准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真是意气风发，踌躇满志。《送纵宇一郎东行》还写道：“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既是勉励友人，也是勉励自己，表明了在沧海横流之际挺身而出，如鲲鹏击浪般做出一番大事业的宏伟抱负，透露着改造社会舍我其谁的自信与担当，充满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敢为天下先的刚健品格和浪漫雄奇的楚辞流韵。
二、“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晚年尤其赞赏屈原的战斗精神
贾谊和屈原结局都是悲剧的。屈原因政治理想不能实现而投江自杀，贾谊因为在担任汉文帝之子梁王的太傅时，梁王落马摔死，而自责失职，终日哭泣，忧伤至死。相比之下，屈原死得悲壮，他的死虽是个人的选择，却是为国为民而死；贾谊则死得憋屈，更多是为皇室子弟、为私人感情和个人前途忧虑而死。毛主席欣赏二人的才华，但更推崇屈原的激昂壮烈，不赞同贾谊的忧郁憋屈。在写于1964年的七绝《贾谊》中，毛主席再次将屈贾二人联系起来：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对贾谊的早逝感到惋惜和不值，在他看来，贾谊终究气量小了些。
而对赴死的屈原，毛主席并不认为他的死没有价值，而是将其理解为壮烈的抗争。1961年秋，他写下《屈原》一诗：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写出了屈原不一样的气势。尤其把屈原写的辞赋看作是鞭挞黑暗的“杀人刀”，可谓别开生面。
毛主席是极为看重文化、文艺的战斗作用的。他在欢迎女作家丁玲到陕北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一词中，化用拿破仑的名言来形容文艺战线的能量：“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对屈原，他欣赏其文采，更称道他坚强不屈、勇于抗争，誓死不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战斗精神，而这突出地表现在《离骚》等辞赋作品中。在《离骚》里，屈原不但批判楚王身边的一班佞臣，连楚王也一并揭露，直指其听信谗言，忠奸不辨：“荃不查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闭目塞听，不能体察下情：“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朝令夕改，毫无信义：“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直言错在君王：“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这样大胆直接的批判，远远超出了一般辞赋文章的“讽谏”尺度，正如匕首响箭刺向昏君佞臣。后世文人写辞赋，主张“劝百讽一”，以劝诫为主，讽刺的比重少之又少，直至毫无踪影，干脆将辞赋变为歌功颂德夸饰荣耀的浮夸文体，可以说偏离屈原开创的楚辞精神远矣。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就评价道：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意思就是屈原之后的辞赋家，都只是继承了屈原的辞令，却不敢直谏，而一味地粉饰太平，楚国也因此灭亡。毛主席在诗中推崇屈原的战斗精神，“手中握有杀人刀”“一跃冲向万里涛”二句一改人们印象中作为忧郁文人的屈原形象，刻画出了一个作为战士的屈原，极有感染力。“抱石自沉”的悲怆无奈，在毛主席笔下转而成为冲天一跃的慷慨壮烈，与万里波涛一样崇高，精神亦如江水滔滔不绝，虽死犹生。正如鲁迅评价写出“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陶渊明，除了“悠然见南山”，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再如作为书法家、公文家的东汉蔡邕，在《述行赋》中也写出了“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消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粃而无粒”这样堪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批判性词句，“才明白他并非单单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题未定草六》）。发现和推举古代文士作为战士的一面，不认同“在沉默中灭亡”的贾谊式的逆来顺受、忧郁而终，推举“在沉默中爆发”的屈原式的不懈抗争、战斗到底；歌颂仁人志士为国为民而忧愤，而不是为一己得失惶恐涕零，这也是毛主席和鲁迅心意相通的一点。
三、“欲与天公试比高”：毛主席诗词中的屈赋传统
联系到写《屈原》一诗的时间，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撤走专家，印度开始军事挑衅，内外形势雪上加霜，极为严峻，更需要顶住压力，不畏强权，勇于斗争，那么，毛主席在《屈原》中流露的政治情感就不难理解。也是在1961年，毛主席为纪念鲁迅八十寿辰写了两首诗，歌颂鲁迅“刀光剑影任翔旋”的永不妥协的斗争性，和“忧忡为国痛断肠”的深沉的人民情怀。同时期的其他诗词如《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冬云》等诗词中，有“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等词句，亦充满坚强不屈、藐视强敌、敢于斗争的英雄主义情怀。毛主席诗词浪漫雄奇，有不少楚辞的影子，而更有革命者的昂扬，是战斗的浪漫主义。“欲与天公试比高”让人联想到《离骚》中“吾令帝阍开关兮”的叩问天穹，而更具气魄；“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让人想到屈赋中上天入地的寻访探索，而更为豪迈自信；《贺新郎·读史》对“三皇五帝神圣事”的不以为然，可比屈原《天问》中对上古神仙圣人事迹的质疑。现实世界与神话世界交融，是楚辞的一大特点。毛主席诗词中不乏对神话人物和传说的化用。“不周山下红旗乱”“寂寞嫦娥舒广袖”“吴刚捧出桂花酒”“牛郎欲问瘟神事”“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都亦虚亦实，极有表现力。面对富有神话色彩的昆仑山，诗人突发奇想：“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地球的周行不滞，宇宙的浩瀚无穷，则化为“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这样光华灿烂的诗意表达。其想象之宏伟奇特，有李白、李贺等诗人的影响，但溯其源流，亦是《庄子》、楚辞开启的浪漫风格。在《答友人》中，诗人赠答同乡好友，则尽取湖南本地的神话典故，“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等句，明显有《九歌》的影子，让人想到《湘夫人》中“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想到《湘君》中“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等画面。屈原这位“同乡”，带给湖湘大地走出来的诗人毛泽东多少灵感和热情；而革命者的毛泽东，又更推陈出新，以革命叙事入于传统文化形式，熔铸成革命浪漫主义的新文艺，将积极奋发的战斗精神推到极致。爱国而不愚忠，为民不计私利，抗争而不妥协，死节而不苟活，这就是毛主席笔下的屈原。一生为国为民战斗不息的毛主席，一辈子勇于挑战、上下求索的彻底的革命者，在屈原的辞章和身影中，亦看到了战士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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