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近日以来,中国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女士,出版新书《江小涓学术自传(修订版)》。新书披露了中南海最高层,在中国国家发展的最关键时刻,以及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关头,如何进行决策的过程。同时,就中国最近二十年来,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大政方针具体拍板内情,也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江小涓今年64岁,曾在中南海工作了14年,曾经官至国务院副秘书长。她对中国高层决策过程的特点以及手法,是十分的熟悉。
公开履历显示,江小涓,女,是汉族人,1957年6月出生,陕西西安人,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济学博士学位。2004年8月调入国务院工作,出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成为副部级高官。2011年6月,江小涓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辅佐主管教科文卫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刘延东。
2018年3月,转任全国人大常委、社会建设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委员。同年11月调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一直到今天。
江小涓说,一些重要的国家决策,若没有最高层的拍板,就难以突破时代理念的桎梏和现实阶层利益的羁绊,同时,社会也难以承担相应的改革成本。换言之,最高领袖的个人魄力和英雄胆识,在整个国家的决策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有效运行的最基本本质特点!
江小涓说,在中国,无论是什么政策的出台,在各方面完全达成一致的重要决策并不多。许多问题,依靠讲理论、讲理念,也不能彼此说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因此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后,要由高层来定夺。
为了更形象阐述这一特征,江小涓列举了一个实例。
2014年前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新发展,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以后,再次推动部门和地方“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简称放管服)。
然而这一政策,在决策的开始,就面临着巨大的阻力。从国家部委,到各省市区,再到地方的州市地区,乃至县市区,甚至包括乡镇一级,都出现了巨大的反对声浪。
因为涉及利益的重组,和权力的重新分配,过程多数审批权的持权者,都认为其有存在的理由,放手放权都会带来新的问题。一时间,电话不断,投诉不断,意见不断,改革还没开始,就面临夭折的危险。
但是国家最高层领导人,力排众议,一语定乾坤。他认为,政府管得太多、管得不当,消减了市场主体的发展能力和动力,这是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和最主要的矛盾。因此,在他的支持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坚决推动,才使问题最终在2015年的前后,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除此之外,江小涓还披露了中国环保决策过程,也就是时下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那一句名言,“绿山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这一论断,早在2005年8月,就由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现任国家最高领导人提出来了。但是,真正成为国家的大政方针,差不多经历了十年的漫长过程。
为何如此呢?就是因为,这一决定事关国家全局,所牵扯的利益面太广。
在中国环保决策的过程当中,虽然恶劣的环境事件不断发生,社会舆情也是势如鼎沸,各个方面的意见都很大,社会加快治理的诉求也非常迫切。但是,真的要付诸于行动时,无论是基层还是最高层,都有许多担心和疑问。为此,社会也曾经产生过激烈的争论。
一方观点认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既无多大经济效益,更没有办法实现社会真正的公平。现实社会是,因为富人讲究生活品位和质量;穷人却更需要增加更多的收入。因此从社会发展学的现实角度来说,严厉的环境保护措施,实际上就是“杀贫济富”,是更加偏向富人的诉求。
例如,以西部城市兰州为例,因为局于内陆,工业本就不发达,现存的也大都是高污染的造纸、化工、冶炼、原油等行业。如果把兰州所有污染企业关掉,其城市发展将会损失63.15%的活力。这是发展与生存的巨大矛盾。
另一方观点认为,环境保护既有公平也有效益,富人有办法保护自己,例如只饮瓶装水、只吃进口食品,甚至移居等,而穷人只能承受污染的种种恶果。所以,穷人比富人,更需要环境保护。
例如,北方河北、山西、河南、山东等省份,因为严重污染,个别地区出现了一些“癌症村”、“死亡社区”等。
但最终形成环保决策,并不是争议中的各方统一认识,而是最高层下决心必须解决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做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判断,此后严格的环保措施才能出台和有效实施。
为了确保施政的科学性和有效性,2006年前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国家最高人,在浙江的嘉兴、湖州和杭州进行了小范围的试点。经过两年的实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浙江省,现在是中国国家环保治理的“样板省份”。不但经济傲视全国,而且环境治理同样是遥遥领先全国。浙江实验的成功,为后来国家最高决策积累了大量成功的经验!
“先试点,后推广,分类推进,逐层深化,由面到点。”为此,江小涓阐释了这一经验的优势与特点!
她在书中回顾道,试点是中国推动改革的重要办法,也是中国公共管理模式的特色。它主要有以下几个优势:
第一、“尊重地方和基层的经验、智慧和首创精神”
第二、小范围试行,有进退余地,容易与持不同意见者达成妥协。
第三、各地情况差距大,工作基础不同,有些政策不一定适合所有地方,或者不能同时起步,就以试点的方式分批分期推进。
第四、有极少数试点是具体部门的“缓兵之计”,当改革呼声很高,来自上下的压力很大时,先说开始“试点”缓解压力,再视情况决定后续政策。
第五、还是在部门层面,有极少数试点是“设租”的一种方式。这种试点往往内置优惠政策,或者具有政绩显示度,部门有试点决定权,就会有地方前来“寻租”。
江小涓指出,试点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不过迄今不算主流。近几年政府推进“放管服”力度很大,部门的权力消减了不少,极少数部门似乎有通过“试点”来“设租”的迹象,希望不要形成新的势头。
总之,江小涓认为,中国最高层的决策过程及其特点,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成功经验的经验之一。它是解答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原因的一把钥匙!
这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强调中央的集思广益,又突出地方个性特征的“中南海式决策”模式,是当今世界国家治理体系里,最别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
这种核心决策模式,既不同于以德法为代表的“欧罗巴模式”,也不同于以英美为代表的“布雷顿模式”,更不同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伏尔加模式”,它是真真正正的“东方龙模式”!
这种模式,是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人类最伟大的瑰宝!
作者:青山同风 来源: 新岭南观察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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