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2019年12月6日1时52分，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卫兴华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授予42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提起卫兴华这个名字，对经济学不感兴趣的朋友可能不大了解。其实，在今年国庆七十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曾于9月17日签署主席令，授予了42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包括于敏、屠呦呦、申纪兰、麦贤得、劳尔·卡斯特罗等中外知名人士。而其中就有被授予“人民教育家”称号的卫兴华，这无疑是对一名大学教授最高规格的肯定。（可参见《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1909/edce2f95b8864cb2b8727de8c

f40c251.shtml）

在卫兴华教授去世以后，不少媒体纷纷报道，称其生前因北京房价飙升“感到忧虑”：

【近年来，北京房价飙升，卫兴华难免忧虑。“我们的房价太高，比美国都要贵。我很有意见，没有调控好。”卫兴华从报刊资料上了解到，有人住着上亿元的房子，有的贪官有几套、甚至几十套房子，心里难免不平。

经济学家卫兴华去世 生前因北京房价飙升感到忧虑|卫兴华_新浪新闻

http://news.sina.com.cn/c/2019-12-06/doc-iihnzhfz4031826.shtml】

但事实上，我们如果阅读一下卫兴华教授生前的作品的话，就会发现其感到忧虑的绝不仅仅是“北京房价飙升”，还有许多关系到中国发展全局的，至关重要的问题。笔者想在此简单的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以作纪念。

卫兴华教授忧虑的第一个重要问题是私有化。其生前写了大量的文章，批评现实当中的私有化浪潮，指出某些地区把中央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变成了“一个毫不动摇”，事实上已经严重地动摇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至于现在我国国企的比重既低于新中国刚成立的1949年，也低于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这显然是很不正常的：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两个毫不动摇:“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既要发展国有经济,又要发展集体经济。首先,要“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关键性作用。”而集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现阶段具有极其重要地位和作用。然而在理论和实际经济工作中,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理论和实践的普遍重视,逐年大幅度发展,新闻媒体也高调宣传,一些地方的提法也很响亮: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要放开、放心、放胆、放手;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功臣,谁不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罪人,谁思想跟不上就换人。而对于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发展与壮大国有经济,则没有得到理论与实践应有的普遍重视,甚至受到某些理论和实践的干扰。可以说,第二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现实,总体上得到了落实。而第一个毫不动摇则存在诸多问题,有些省市,私有制经济已成为主体,而且范围在不断扩大。近几年中,大量国有企业被急卖残卖,明卖实送。有些国企在管理层收购中暗箱操作,自卖自买,化公为私,一夜暴富。有些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把产权改革错解为私有化改革。有的省市领导人提出变国有为私营“要到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本来是要搞好搞活国有企业,结果变成了要不断搞掉国有企业。在商业领域,公有制经济早已不占主体地位。支撑公有制经济的,主要靠工业生产领域中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根据统计资料,我国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77.6%,下降到1997年的25.5%。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05年公布的数据,按可比口径计算,国有工业企业比重,2003年降为19.2%,2004年又降为17.6%。下降的趋势还在继续。我国在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条件下,国有经济的比重有所降低甚至显著降低,是情理中的必然趋势。问题是如果降低到失去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地步,就不正常了,应引起高度重视。要知道,现在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比重,不仅比建国初期(1949年)的26.2%低,也比欧美一些国家的20%一25%低。

卫兴华，警惕“公有制为主体”流于空谈，《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11期】

卫兴华教授忧虑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贫富分化。其生前在文章中指出，我国曾经长期实行的分配原则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重视效率，再分配重视公平”其实是西方右翼学者的观点，以致现在我国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贫富分化，堪称我国社会主义肌体上的“肿瘤”：

【邓小平讲改革开放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就出现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不但没有引起决策部门的深切关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反而长期宣传我国的分配原则是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重视效率，再分配重视公平”。“效率优先”，应是在生产领域优先于 GDP，优先于产值。分配领域不存在效率高低的问题，只存在分配是否公平与合理的问题。我一直主张生产重效率，分配重公平。分配的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现象，正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结果。我们竟将西方右翼学者的观点搬来作为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后来在实践检验和学者们的呼吁下，终于放弃了这一分配原则。可以肯定，我国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贫富分化。拥有几十亿、几百亿、几千亿财富的富豪数量只比美国少一些。同时还存在几千万有待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还存在处于底层的低收入群体。当然，中央正在通过精准扶贫和调整收入分配政策缓解这一问题。还有一个不应回避的问题是，中国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两极分化，是否意味着邓小平所预言的“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已成为事实？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我国改革开放40年，从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来看，获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巨大成就背后的贫富分化，毕竟是偏离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贫富分化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是存在根本矛盾的，是我国社会主义肌体上的“肿瘤”。

卫兴华，改革开放40年的成就与反思，《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年第6期】

卫兴华教授忧虑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是学术界与舆论环境当中存在的不正常现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尽管中央多次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反对两极分化，但是某个时期内鼓吹私有化和贫富分化的专家学者大都过得很滋润，一些批评私有化和两极分化的声音却受到了围攻，这显然是很不正常的。卫兴华本人批评把非公有制经济硬说成“社会主义”等私有化思潮的文章就曾遭到某些学者和部分主流媒体胡乱歪曲污蔑，被扣上了一大堆帽子：

【当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出现了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一些人把科学社会主义称之为 “传统社会主义”，主张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摒弃“传统社会主义”。他们断言，这已是中央文件和理论界的共识。从媒体的报道来看，也确实大多数倾向于他们的观点。他们这样宣扬的根据就是，中央文件提出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混同了 “社会主义经济”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为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我不赞同这种观点，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中央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1998年，我在中央党校的 《理论前沿》第8期发表了不赞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否定所谓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招来了个别学者上纲上线的批驳，与我展开长期论战。其论文一再强调要“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摒弃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他们把改革开放前极左的一套理论与实践加罪于“传统社会主义”。

我据理辩驳，被扣上了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回到计划经济等“左”的帽子。有些主流媒体也卷入他们一边，转载和支持对方批评我的文章。

卫兴华，新中国70年的成就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10期】

当然，卫兴华教授生前也指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这些问题，明确提出了“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等重要论断，相信自己忧虑的这些问题一定会得到逐步解决。

其实，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签署主席令授予卫兴华教授“人民教育家”称号，而没有把这一称号授予那些鼓吹私有化和贫富分化的公知型经济学教授，不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