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末期，苏联为了方便指挥他们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利用中国希望在建造潜艇方面得到苏方帮助之机，提议中苏共同组建长波电台和潜艇联合舰队。传统的观点认为，为了维护我国主权，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展开了激烈争论，毛泽东的做法受到了肯定。然而近年来，有人写文章提出了新的观点，比如，沈志华先生提出：

【“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确实都是经过苏共领导人研究后提出的，其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中国沿海为苏联远洋潜艇舰队谋求一处停靠的基地。不过，所有这些考虑完全是针对美国的，而绝非有意控制中国。”“苏联领导人的想法本无恶意，提出合资建设电台和组建联合舰队本身也没有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只是苏联建议的方式有些简单、唐突，特别是未能考虑到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如此看来，毛泽东的反应则显得过于敏感了。”[1]】

本人经过研究，认为沈志华先生的观点显然缺乏说服力。

一、关于长波电台问题

关于建立长波电台，中苏都有需求，但在电台的所有权问题上，双方存在着尖锐的分歧。1958年4月18日，我国驻苏联大使馆收到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转给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的一封信。

信中说：

【“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迫切希望在1958年至1962年间，由中国和苏联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即长波电台)。”】

信中还具体提出：

【“建成这两座中心所需费用共需1.1亿卢布，苏联出7000万，中国出4000万，建成后中苏两国共同使用。”】

信中没有提及长波电台的归属问题。

关于事情的起因，赫鲁晓夫回忆说：

【“我们刚开始生产内燃机潜艇和核动力潜艇的时候，我们的海军就向我们提出建议，要求中国政府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我们能同在太平洋活动的苏联潜艇舰队保持联络。我们在领导班子内部讨论了这件事，决定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建议。我们认为这个想法对我们自己和中国都是同样有利的。我们和中国人毕竟有着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目标。”】

赫鲁晓夫之子谢尔盖·赫鲁晓夫在回忆录《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中写道：

【“父亲认为不会有什么困难，友好的、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肯定会欣然接受，何况中国人自己也已开始建造潜艇。自然是照我们的图纸，并在我们的帮助下进行。因此，戈尔什科夫的建议看来对双方都有吸引力，中国海军也可以使用无线电台和修理基地。”】

对于苏方的建议，毛泽东作出积极地响应，4月24日，指示有关部门作如下答复：同意在中国建设该项设施，但费用全部由中国负担，所有权是中国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6月4日，彭德怀向苏联在华军事总顾问杜鲁方诺夫陈述了中方的意见，但苏方置若罔闻。6月5日，彭德怀将这次谈话记录呈送毛泽东。6月7日，毛泽东在谈话记录上批示：

【“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2]265】

如果苏方施加压力，

【“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

毛泽东还在彭德怀的谈话记录中特别加了一句：

【“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2]265】

但在后来的交涉中，苏方仍不考虑中方的建议，只在费用上有所改动，即双方各承担一半。这样，双方未能达成一致。

苏联无视中方的意见，完全不把中共中央与毛泽东放在眼里，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傲慢态度，不能不引起中共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因此，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宣泄其怒火完全是正确的，而绝非什么“过敏”的反应。再有，苏联的动机也不能不让人怀疑。如果苏联采纳中方的意见，既可以满足对付美国的需要，又可以节省一大笔开支，这简直是天下掉馅饼的美事，可是苏联竟不同意。究竟为什么？苏联方面没有个解释。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并不是如沈先生所言的那样“所有这些考虑完全是针对美国的”[1]。

长波电台问题与中外合资的经济项目不同。如今，在中国中外合资、外国独资的项目成千上万，并没有涉及国家的主权；而长波电台用于军事领域，有着重要的军事作用，它不但可以侦察美国舰艇的行踪，也可以侦察中国海军的动向。因此，其控制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毛泽东在一次内部报告中说：苏联“要求与我们共同搞什么长波电台，还不是搞我们的情报！”[3]14毛泽东没有提供这一断言的依据，却能说明在处理长波电台的问题时，国家的安全是他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中苏蜜月期间，苏联对于中国就心存疑虑，有所提防。50年代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开展了军事测绘方面的各项业务，在此基础上，中国绘制出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于是，苏方提出每绘制一批新图都应给他们一份，但同时却不愿意将苏联绘制的中苏边界地区军用地图交给中方，而只同意提供缴获后经过改制的日本地图。军委测绘局自然婉言拒绝了苏方的要求。又如，1955年5月驻旅大地区苏军撤走时，苏方移交了海军基地的设备，却扣留了旅大附近海区的测量资料和海图。后在中方交涉下，才提供了一份《旅大地区测量标志坐标资料》。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之间的裂痕加剧。俗话讲，“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当时情况下，保持相当的戒备，将长波电台控制在自己手里，防范苏联利用长波电台搞情报，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正常的应对措施。

因此，长波电台问题的归属问题，涉及到国家的利益与安全。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进行的斗争，维护了国家利益，无疑应得到肯定。而且正是由于毛泽东的斗争，苏联最终采纳中方的意见，与中方达成了一致。

二、关于联合舰队问题

长波电台问题上没有得逞，苏方又提出了“联合舰队”的问题。

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要求紧急会见毛泽东，说有重要的事情汇报。当日晚10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旁会见尤金。尤金首先说明，他刚刚参加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回到北京，并受委托向毛泽东汇报会议的情况。尤金谈了4个问题，主要讨论的是海军问题。他说，赫鲁晓夫希望中国同志能了解，苏联的自然条件使其不可能充分发挥核潜艇舰队的作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同时考虑到将来如果打仗的话，中苏共同的敌人是美国。因此，赫鲁晓夫希望与中国同志一起商量，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越南也可以参加。希望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彭德怀去莫斯科具体商量。这便是“联合舰队”一事的由来。

关于联合舰队，苏联方面始终没有说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既没有谈如何组建，也没谈指挥权问题。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正式提出组织联合舰队，却没有具体的方案，这本身就很不正常。

毛泽东当即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建造潜艇）？

第二天，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继续同尤金谈话，明确告诉对方：中国决定撤销关于苏联为中国新型的海军舰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毛泽东认为，如同合资建设长波电台一样，建立共同潜艇舰队也是一个涉及主权的政治问题。他对尤金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毛泽东还说：（海军舰队一定要搞），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当二把手不好办。

针对苏联联合舰队的提案，毛泽东还讲到了战时的军事指挥权问题。他说：打起仗来情况就不同了，你们的军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的军队也可以到你们那儿去。如果在我们这儿打，你们的军队也应该听我们的指挥。如果在你们那儿打，我们的军队比你们少的话，也应该听你们的指挥。毛泽东还说：战时，我们的一切军港、一切机场，你们都可以使用，一切地方你们都可以来。你们的地方，你们的海参崴，我们也可以去。战争结束了，就回来，关于这一点，可以先订一个战时协定，不要等到战争开始时才订，要提前订。[4]

尤金感到事态严重，就向莫斯科发了“一封吓人的电报，描述了毛的愤怒的反应”。毛泽东还对尤金说：你讲不清楚，叫赫鲁晓夫来，“叫他跟我直接说，究竟要搞什么？”

赫鲁晓夫感到震惊，立即决定秘密来华向毛泽东解释。7月31日，赫鲁晓夫又一次来到北京，与毛泽东举行会谈。

毛泽东问：那么请解释一下，什么是联合舰队？赫鲁晓夫滔滔不绝地就海军建设问题讲了半个多钟头，但是没有谈到点子上。

毛泽东穷追不舍，赫鲁晓夫无以应对，竟然将责任推给了尤金，说尤金误解了他的意图。并一口咬定，他本人和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时，

【“从来就没有过像中国同志所想的那样要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从来就没有过两国共有的想法和影子。”】

赫鲁晓夫还委屈地说，

【“我们没有想到，毛泽东同志竟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侵犯主权的程度。你们这样看我们，令我们感到伤心。”】

他还表示，我们不会侵犯中国的主权，这是我们党的一个态度。于是，毛泽东在发了一番牢骚后，主动结束了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谈话。

双方约定，以后“永远不会提这样的问题”。

一场严重政治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也许，赫鲁晓夫并不是有意侵犯中国主权，但由于骨子里的大国沙文主义作祟，在不经意之中，不自觉之中，就将这种思想表现出来，因此提出“联合舰队”的建议；也许，赫鲁晓夫用“联合舰队”来概括自己的建议本来就辞不达意，但“联合舰队”一经提出，就不能不令人联想到舰队的归属与指挥权问题，这无疑是涉及国家主权的大问题，因此，引发了毛泽东激烈的反对。正是由于毛泽东激烈地反对，才使赫鲁晓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他没有办法自圆其说，又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所以，只有靠说谎来摆脱窘境。

还应该指出的是：高叫“联合”，鼓吹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一贯是苏联控制别国的基本伎俩。由于毛泽东的强烈反对，赫鲁晓夫的意图没有得逞；但在东欧，苏联却以类似途径，通过“经互会”，控制了许多的社会主义国家。

［参考文献］

[1]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J].中共党史研究，2002，（5）.

[2]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集：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3]王鹤滨.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4]毛泽东.同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J].党的文献，1994，（1）.

【摘自《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