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读、读得心痛又舍不得毁的书，更有生命力——

书有生命

张文木

书是有生命的。我年轻时读书常想，为什么《老子》《论语》《孙子》《史记》《资治通鉴》《资本论》等年代久远的著作能够保存下来？且不说《资治通鉴》为历代政治家所偏爱，就是给资本主义社会下达了死亡通知书的《资本论》，也惹得一代代资本家挑灯夜读，留连不舍。如将这些看似对立的现象联系起来分析，就会发现，反者道之动：

书的生命是通过它的对立面的否定而获得肯定的；书仅让同道喜爱还是不够的，能让对手们不得不读、读得心痛又舍不得毁的书，才是有生命力的好书。而书的生命力，不管它是长是短，也一定随着它的对立面的消失而消失。

问题是书的生命源泉。书的生命长短在于它所涉问题的大小，这样书的观点和结论就不能以狭隘的私见为依据，它所依据的只能是从历史事实中揭示出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律。在这里，个人观点只是铁律即历史规律的人格化的表现形式。马克思《资本论》讨论的是资本主义时代最基本的问题，他在第一版序言中说：

“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自然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与很多名著一样，《资本论》达到了这样的高度：马克思的塑像在资本的母国英国屹立迄今，《资本论》在一次比一次更猛烈的资本主义危机中越来越广泛传播。

书的生命是在历史的筛选中延续的。历史是思想的助推器，也是思想的过滤器。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焚书”事件——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它与“抄书”一样，无非是历史筛选思想的不同方式；而执行这一次次筛选的，并不只是统治者或被统治者的单方面行为，而是双方长期磨合的结果，只有让双方彼此都舍不得销毁或反复销毁后又不断为时代所催生的书才能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拥有长时段的生命力。历史上有许多书虽存犹亡——这种书佚失后不会再现，有的书虽亡犹存——这种书将会为历史反复催生。孟子明白这一点，他告诉我们：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似乎是对这句话的诠释，毛泽东说：

“书是靠不住的，主要是要创造自己的经验。在打仗时，不要带着书，要狠狠把它丢掉，认真打仗。打仗是个大学校。”

这是说，好书反映的是解决问题的实践经验，而不是一堆学术语的逻辑组合。人们不舍的书多是反映深刻经验的书。

被左宗棠赞誉为“于地学最称淹贯”的清初学人顾祖禹，曾写百卷本《读史方舆纪要》，这部巨著对于后来的中国国家治理十分有益。1970年年底，毛泽东调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要求他找来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看看，说“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的眼光就应当将“华北的历史地理”与亚洲乃至世界的历史地理结合一体，在此基础上，结合新的形势进一步推进对中国及其周边的地缘政治研究，建立“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地缘政治理论，这对于中国在“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思路中有效地参与世界治理、处理世界事务也是有益的。

没有政治的地理是没有矢量的，而没有矢量的地理只能成为学科而不能成为科学。《中国地缘政治论》一书如愿出版，本书关注的重点不在地理而在政治即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其地理环境的关系。我也不会用玫瑰色来描绘这些关系，我的目的只是要揭示当代中国的地缘政治规律——它也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较早和较好地掌握中国地缘政治的规律，有助于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更顺利落实党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本书研究成果的形成有赖于中国古典文献和近现代政学人物关于中国地缘政治的思想和论述；其中，笔者获益最大的是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对中国地缘政治规律的娴熟运用及其理论概括。记得儿时常唱《时刻准备着》这首歌，现在年龄大了再忆起这首歌的内容，感到自己写的这些文字似乎是在兑现着“红孩子”时期的诺言。兑现了承诺尤其是早期承诺的人生，才是一种能让人心释然的人生。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自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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