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出版社最近出版了著名红色作家权延赤创作的《走近周恩来》一书。其中写道，一位日本人看过他写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后，对他说：“中国在半个多世纪里是属于‘神圣’的，这个‘神’是毛泽东，这个‘圣’是周恩来。”

　　毛泽东能够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成就开天辟地之大业，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这也是统帅所应具有的优点和职责。他的本领太大了，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打仗几乎从来就没有输过。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日本人称他“神”。处于新中国权力顶层的领袖人物，曾被老百姓简化成：毛刘周朱邓陈。

　　在我们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禅让”是受到最高赞誉的大公无私的圣人之举，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所以也没有几个人敢称圣人。于是，便有许多人联想到周恩来，或明确或含蓄地讲：周恩来不当一把手（统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甘当三把手，这是伟大的谦虚，所以日本人称他为“圣”。

　　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的名望和职务都高于毛泽东。可是，他以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威望，在长征途中，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上，大力支持毛泽东，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绝对领导地位，自己甘愿做他的助手。这种谦让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周恩来无疑是谦虚的，这表现在他的不耻下问，善于向别人学习；表现在他的民主作风，勤于听取群众意见；表现在他总是乐于自我批评，等等。但主要并不是表现在他不当一把手，也不当二把手这个方面。

　　周恩来不当一把手（统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在“宰相”位置上鞠躬尽瘁27年；并可由此上溯到红军战争时期，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处于主要的辅佐位置，被许多老人喻为“军师”、事实上的“总参谋长”—这一切都不能叫做伟大的谦让，而是伟大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

　　周恩来曾经明智地说：“我不是帅才。”明智绝非明哲保身，不明智只是匹夫之勇。匹夫之勇不是勇，是鲁、是莽、是愚。最大的勇敢莫过于看清事实而敢于实事求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又多次坦率地讲：“我不是帅才。”在一次涉及人事分工的会议上，毛泽东望着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来怎么样？”周恩来摆手：“不行不行，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帅才。我理理家可以，做不了帅……”董必武点点头，慢条斯理地说：“总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好的大管家。”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他在与赫鲁晓夫谈话时，评价到自己身边的几个战友和同事，认为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但是周恩来在政治上有弱点……但他是个好人”。

　　毫无疑问，当我们赞颂周恩来“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周密细致，扎实稳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联想到诸葛亮，却不会有人联想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对于一个人来说，不可能兼具“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两种优秀品格。但对于一个事业来说，必须兼有这两种优秀人才。

　　周恩来的伟大和高尚，决不在于他是否是帅才，而在于他在自己的位置上是怎样做的，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和业绩？毫无疑问，他是很优秀、很称职的，他是共和国的“大总管”，他是毛泽东的好助手、副手、帮手，他是中国乃至世界从古至今最好的“配角”之一。

　　周恩来如此说、如此做，一方面自然是他的清醒和理智，知道自己应该在什么位置，并摆正自己的位置，然后尽力而为，做好自己的那份工作；但另一方面，这也体现了他是一个谦虚宽厚、承让不争的品德高尚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