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多数的美国人恐怕都不否认美国的民主制度出了问题。以对美国国会的评价为例，盖洛普公司2012年6月的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对国会“非常有信心者”是6％，“较有信心者”是7％，两者相加为13%。两年后的民调（2014年6月）发现，如此低的信任度还在继续，对国会“非常有信心者”是4％，“较有信心者”是3％，两者相加为7％。数据会有波动，但至少说明美国民主确实出了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金钱政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把竞选献金裁决为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一种“言论自由”，于2010年裁定对公司和团体的捐款不设上限；2014年又裁定对个人竞选捐款也不设上限。至此，用“一人一票”来描绘美国民主已不合适，更恰当的应是“一美元一票”，“民主”成了“钱主”，成了富人的游戏。这是美国民主最大的硬伤。　　

游说政治。这是“金钱政治”的延伸。既得利益集团已经高度组织起来，通过游说团体，影响美国的政治生活。美国民主制度，几乎成了游说团体的天下。如果一个群体并不富裕，也不能有效地组织起来，那么，这一群体的利益就很难在美国民主制度中被代表。《经济学人》杂志惊叹，“金钱获得了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数以千计的说客让立法过程变得更为冗长和复杂，让特殊利益集团更有机会参与其中”。　

内斗政治。今天，美国政治内斗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从深度看，民主和共和两党之间的对抗从未像今天这样“苦大仇深”、互不相让，结果双方越来越难以达成为国家共同利益做事的共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内斗也几乎从未中断。从广度看，这种内斗几乎遍及各个领域，成了美国政治常态，导致决策的“否决点”非常多，政府的许多承诺也无法兑现。美国总统奥巴马2008年喊着“变革”的口号入主白宫，他曾承诺要削减国债，但国债从原来的10多万亿美元增加到现在的近20万亿美元。

民粹政治。在今天美国的政治制度下，民主几乎等同于竞选。所以，候选人的最大特点是一切为了赢得选票，结果使“民粹政治”泛滥。美国加州政府破产的例子颇能说明这种“民粹政治”。为了赢得更多选票，政客纷纷提出减税，先是减少财产税，后是取消汽车税，最后加州政府因此陷入破产。当加州政府想恢复汽车税时，州议会从中作梗，结果使加州的财政陷入更加糟糕境地。　　从历史视角看，在民主问题上，美国当初的缔造者们比今天的政客要谨慎得多。他们大都倾向于采用“共和”与“法治”来防止“民主”可能带来的“民粹”。但如今，美国究竟能否克服自己体制中的这些严重问题？连一场导致美国多数民众资产锐减的金融危机都不能带来美国政治制度的必要改革，说明美国政治制度的纠错能力正在衰弱。这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悲哀，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

治理结构出现异化。“三权分立”中的三权，本质上都是属于政治领域的权力，而一个现代国家的良性运转需要在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平衡，也就是这三个领域的力量实现一种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平衡。但目前的美国，相比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资本力量占据了优势。资本力量已充分组织起来，在较大程度上左右着政治力量，也在相当程度上完成了对社会力量的渗透，如对主流媒体的控制、对社会议题的设置等。这样看来，美国的“钱主”将继续主导“民主”，“占领华尔街”背后的 99％与 1％之间的矛盾可能因此而长期化。

　　美式法治面临困境。美国人长期以来为自己的法治自豪，但如今美式法治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成了保护既得利益、拒绝改革的代名词。牛津大学斯泰恩·林根教授以美国“立法失控”问题为例指出，各种利益集团的游说，使他们所代表的各种既得利益得到特殊照顾，想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修宪；而修宪首先要通过一定严格程序，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法治社会被自己的法治所困，法治和程序正义成了拒绝改革的工具。这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法治发展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内外环境发生改变。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实施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其结果是美国的金融市场缺乏监管，欺诈成风并带来金融泡沫，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不断向金融资本和金融部门倾斜。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使得美国资本力量的利润主要来自金融业，来自世界范围的贪婪吸金。与过去相比，美国的资本力量对美国内部政治体制改革的兴趣大幅降低，现在美国的制度安排对华尔街十分有利，因此就缺少了改革的动力。（作者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