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为：《当代思潮论集》文选与后记

点击：  作者：刘润为    来源：昆仑策网【综合】  发布时间:2018-06-24 08:23:09

 

　　刘润为著：《当代思潮论集》，2018年3月由研究出版社出版。

 

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问题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这是站在新时代的历史高度，总揽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于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目标作出的重要理论建设部署。只有把这一部署一步一个脚印地落到实处，我们才能筑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精神支柱，才能在实际工作中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胜利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更加光明的前景。

 

　　下面，拟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问题谈一点粗浅的学习体会。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交给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成为他们改变本阶级以至全人类命运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能仅仅理解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及，而应当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紧密结合，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内化成人民群众的精神生命。从历史上看，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在宣传普及上都有可能取得一定的实效。比如封建统治阶级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之类，甚至可以普及到几乎家喻户晓的程度。但这是不是可以叫作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大众化呢？不可以的。因为这些东西无论怎么普及，也不可能消除它与人民群众的深度隔阂。《儒林外史》中有一个名叫王玉辉的老秀才，笃信纲常名教，支持女儿殉夫。女儿死后，他还仰天大笑道：“死的好！死的好！”然而在过了一些时日之后，有一次他路过苏州，见到船上有一白衣少妇，忽然想起自己的女儿，于是“心里哽咽，热泪直滚出来”。这表明在他的内心深处，到底还是与残忍的封建道德有些格格不入的。袁枚在他的名篇《祭妹文》中也心痛地写道，早知妹妹被“节义”观念戕害如此，当初就不该让她去读那些经书。可见大众化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那个思想理论必须是属于人民群众的。封建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在利益取向上是与人民大众根本对立的。这些东西的普及，只能说是统治人们的思想具有相当的广度。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有资质、有资格被大众化，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理论反映，是人民群众求解放、谋幸福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只有大众化才有用处。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15-1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运动的产物，又反过来指导工人运动的发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的这种双向互动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日益大众化的过程，人民群众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过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

 

　　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者阶级，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天然的亲切感和自发的依靠感。例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震。他读书不多、文化不高，但是一生酷爱《共产党宣言》。老人家在晚年说过，他读《共产党宣言》，即使没有100遍，也有七八十遍，其中一些重要章节还能流利地背诵。究其原因，就在于他出身贫苦，青少年时当过铁路工人，有着强烈的反剥削、反压迫、求解放的愿望。至于建设时期，这类实例更是不胜枚举。大庆工人阶级靠“两论”（《实践论》、《矛盾论》）起家，拿下一个大油田，已是人所共知的佳话。雷锋学习毛主席著作，也颇有心得。毛主席曾经说过，像雷锋那样年轻的同志也懂得一些辩证法。

 

　　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老百姓对理论没兴趣，他们是“下了麻将桌，直奔股票交易厅”。这种现象有没有呢？当然有。问题在于怎么看？一、这是部分事实，而非全体。如果说中国的老百姓都是如此，那就形同诬蔑了。数年前，求是杂志的“生活与哲学”栏目组织过3次全国性征文活动，每次收到的稿件都有四五千篇。投稿的大多是工人、农民、基层干部、科技工作者、大学生，甚至还有中学生。这些来稿表明，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求和兴趣是非常强烈的，有的理论素养还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二、一些老百姓对理论没兴趣，一方面是因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等消极观念的影响，这恰好从反面证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宣传教育及其他相关工作做得不好，或者有的人所讲的理论本身就不是真的马克思主义，没有办法让老百姓买账。一旦我们把真的马克思主义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传达给他们，他们中间蕴藏的理论激情就会喷涌而出，化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滚滚洪流。

 

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存在的问题

 

　　我们党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各级领导干部和理论宣传工作者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的确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

 

　　一类是领导干部的问题。有的领导干部根本不读马列。据我的一位同事讲，数年前他到江南某市调研发现，在一个县处级领导干部培训班的入学测试中，这个班的40多名学员，竟然没有一人答对《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是谁。一位在北京高校任教的德国教授感叹：中国到处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一经交谈就知道，他们中的很多人其实没有读过多少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以其昏昏，怎能使人昭昭？

 

　　有的领导干部根本不信马克思主义，而是信奉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一些东西，但是碍于马克思主义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中间形成的强大社会定势，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来装潢自己。这些人往往是说一套做一套，说的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做的却是资本主义的甚至封建主义的东西，如极力推行私有化，为子女及其他特权阶层贪腐开绿灯等。说的为虚，做的为实，因此形成了我党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心口不一现象。更有甚者，连一句马克思主义也不讲了，索性直接兜售起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之类的东西。这两类人在台上招之摇之，就会让党员、干部、群众怀疑：我们党到底还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坚持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坚持假马克思主义？

 

　　有的领导干部未必反对马克思主义，甚至可能对马克思主义还有些感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不够忠诚、不够彻底，也不够严肃。当马克思主义与他的个人利益发生抵牾的时候，他们绝对站在个人的立场上。例如，在七八年前，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为谋求升迁，便找几个文人把理论编成歌词、曲词、快板书之类，让街道、农村的群众排练，等上级领导来了，就演给他们看，以讨得领导欢心。至于表演的内容，是不是跟老百姓的愿望、要求和情感相通，说没有说到老百姓的心坎上，他们是不管的。可以肯定地说，诸如此类的东西，不是在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功课，而是在搞形式主义的花架子。这样的大众化，越“化”，离人民群众和马克思主义越远。

 

　　凡此种种，是瞒不过老百姓的眼睛的。“学而不信，宣而不懂，讲而不行，既不讲也不行”，就是老百姓对于某些领导干部的学风、作风的讽刺性概括。社会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比照效应”。在当今中国，最大的比照物、最有影响力的比照物，就是各级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当中存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现象，轻视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实用主义、形式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现象，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大阻力。

 

　　一类是理论宣传工作者的问题。理论宣传工作者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载体，是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因而也应当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推动者。求实地说，在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负责、不给力的。

 

　　和某些领导干部一样，有的理论宣传工作者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主要地是把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当作获取名利、地位的敲门砖。一位理论界的老前辈曾经说过：人们把一个重要理论机构的一些教授戏称为“飞行教授”，意思是说他们不下工夫研究问题，而热衷于飞来飞去地去演讲、捞钱，而且那一个讲稿竟然一用就是四五年。还有一些教授的问题似乎更为严重。他们打着理论创新、研究式教学的幌子，曲道趋洋、诡行媚时，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潮之间进行胡乱杂糅，弄出一些似马克思主义还似非马克思主义，实则是新自由主义、宪政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东西。连马克思主义都不是，又何谈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有的理论宣传工作者从来不参与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意识形态斗争，从来不接触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出现的实质性问题，从来不去碰人民群众普遍关心或普遍困惑的问题，而热衷于唱理论版的《三岔口》，闪转腾挪、花里胡哨却招招落空。其中最为糟糕的是复制性传播。在天坛的回音壁，你发出一个什么声，它就回你一个什么声。一些理论家阐释领导讲话和中央文件精神，就是这样干的。他们既不研究这些讲话精神、文件精神的理论依据、现实依据以及与其他方面的联系，也不研究在贯彻执行时会遇到哪些问题、怎样解决这些问题，而是用中央文件阐释中央文件、用领导讲话阐释领导讲话，于是在电脑上剪裁、拼凑文章，便成了理论界的一种时髦。有一位知名理论家，经常在电脑上就同一个题目同时进行三、四篇文章的写作，以分送给三、四家报刊发表。要问其间有什么不同，不过剪切板块稍有出入、拼凑方式略有不同而已。这样搞出来的东西，学术界称之为“理论泡沫”、“文字垃圾”，老百姓则称之为“正确的废话”。拿这些东西去让老百姓读，哪如让老百姓直接去读原文呢？这样的理论家，不要也罢。

 

几点建议

 

　　当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不走样地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普及到亿万人民群众中去，变成人民群众的思想共识、精神动力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武器。

 

　　一、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做真信、真懂、真用的表率。这不但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问题，也是能不能在全党全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大问题。早在70年前，毛主席就曾语重心长地说过：“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增强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如今，我们党的队伍和事业比70年前不知要扩大多少倍，真信、真懂、真用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干部自然也应当比70年前多出许多倍，至少不应当比那个时代还少吧？

 

　　为此，必须采取组织措施。我们党既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就必须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作为任用干部的首要标准。要把那些真信、真懂、真用马克思主义的同志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上去，把那些从来不讲马克思主义和从来不真讲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干部坚决撤换下来，而不管他的职务有多高。

 

　　为此，必须强化制度保障。在学习、实践、研究、宣传等各个环节，都要有可操作性的监督、检查、考核、奖惩规定。用制度把人管住，杜绝他们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利己主义、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等等不良倾向，如此久而久之，他们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就有可能见出效果、尝到甜头；由于见出效果、尝到甜头，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就会逐渐提高，终至成为他们的第一精神需要。要特别鼓励、提倡领导干部宣讲马克思主义。这既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举措，也是督促领导干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抓手。俞正声同志在担任地方主要领导职务期间，坚持给学生、干部、群众讲党的基础理论和方针政策，而且紧扣实际，深入浅出，不说官话、大话、套话，很受欢迎。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二、培养一批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站在老百姓立场、熟悉老百姓语言、真心为老百姓说话的理论宣传工作者。要在利益导向上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工作者倾斜。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搞马克思主义的往往备受冷落，而反马克思主义的则往往风头十足、名利双收。这个问题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新闻媒体那里似乎更为突出一些。必须从舆论导向、评价体系、政策法规等各个方面采取各种措施，确保搞马克思主义的吃香，反马克思主义的风光不再。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举什么旗的根本性问题。要教育理论宣传工作者有担当。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样的好传统不能丢。我们不能只考虑个人的荣辱得失，不能仅仅为了蝇头微利、蜗角虚名而置党和国家的安危祸福于不顾。要引导理论宣传工作者深入人民群众的火热斗争实践。实践是大熔炉、大学校。理论宣传工作者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端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方法问题，发现研究题目、获取理论灵感的问题，所有这些都可以而且必须经由实践的环节来解决。要鼓励理论宣传工作者创新形式，拓展传播手段。俗话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到什么山唱什么歌”。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要采用不同的宣讲形式和传播手段。例如当年毛主席到安源煤矿动员工人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就不是照本宣科，讲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而是说“工”和“人”连在一起就是“天”，工人兄弟们联合起来，力量就比天大，就能翻身做主人。这种亲和群众的作风，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队伍也包括群众理论工作者。这里主要是指热心于理论宣传的基层模范人物和民间权威。模范人物是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与具体实践的完美结合体，在群众中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北京燕山石化有个普通女工，叫许淑云。她经过反复钻研，发明了气压机优化运行操作法，在设备不变的情况下每年可节省蒸汽3.2万吨，折合人民币320万元。燕山石化党委的负责同志说：由许淑云讲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比我们党委一班人讲，效果要好得多。民间权威是指那些有本事、乐于助人、受到当地群众拥护的人。延庆县前庙村有个叫韩书琴的农民，她带动全村140户农民种葡萄致富，虽在村委会中没有任何职务，但威信很高。她结合本村实际，把生态文明理念编成顺口溜，在全村广播、张贴，结果能让百分之二十的村民记住并理解。我们应当多发现这样的典型、培养这样的典型、推广这样的典型。倘能如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作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可考虑在适当时候搞一次整风。上世纪40年代，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中心内容的延安整风，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场整风经过3年多的努力，有力纠正了党内的教条主义、“左”右倾机会主义及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牢固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可以说，没有延安整风运动，就没有日后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现在，我们党面对的国内外局势比那个时期要复杂得多，担负的历史责任比那个时期要沉重得多，党内的思想状况比那个时期要混乱得多。如果不下决心清除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等洋教条主义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在党内的影响，是很难统一全党思想、实现全党团结的，很难让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掌握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为了保证老一辈共产党人开创的伟大事业得以延续，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近代以来中华儿女的夙愿，我们应当继承延安整风的光荣传统，痛下决心，在全党范围内来一场真正触及灵魂的整风运动。只有经过这样的整风运动，才能牢固地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四、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一个系统工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说到底，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形成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也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吸引人民群众，成为他们打心眼里愿意信奉、愿意学习、愿意实践的东西。而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宣传教育是远远不够的。最基础性的工作应当是让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繁荣起来，使人民群众从这种活跃、繁荣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真正感受到社会主义好、马克思主义好、中国共产党好。如果公有制不占主体，两极分化严重，人民群众就会怀疑我们是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真正代表他们的利益。因此，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折不扣地贯彻公平正义的原则，诚心诚意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如果党内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泛滥，腐败分子过多、贪污受贿数额太大，人民群众就会怀疑我们党还是不是原来的那个马克思主义的党，就会产生与党离心离德的情绪。因此，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一刻也不脱离群众的根本宗旨。

 

　　我们党是一个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与人民群众一起摸爬滚打、同生共死过来的政党，一个马克思主义深深扎根并不断中国化的政党。国内外、党内外敌对势力想从这里搞掉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像在苏东地区那样容易。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群众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自发投入保卫党、保卫马克思主义、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就是有力的证明。展望未来，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当然也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途充满信心。

 

后  记

 

　　整理完这本书稿，已是中秋时节的一个凌晨。我走到阳台，朝外望去，真个是“碧天如水夜云轻”，说不出的清澈和幽远。伫立之间，有关这本书稿的往事不禁从心底涌出，历历如在眼前。

 

　　这是我研究当代社会思潮文章的一本选集，内容涉及科学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历史、文艺等方面。能够结成这样一本文集，首先应当感谢的是卫建林同志。孔子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建林同志就是我的直友、谅友、多闻之友。他为人淡泊，相交近30年，我们仅在一起吃过两次饭，一次是在一个小型的会上，一次是与一位老同志一起。他为人正派，直道而行，不屑于与谄佞之徒为伍，干一些小道诡行的事情。他为人真诚，从不迎合他人，即使对于朋友的见解和文章也是如此，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绝不会因为要照顾对方的情绪而有丝毫的变通。他为人勤奋，学识渊博，兼通文化、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国际，但从不夸夸其谈、漫为大言，见解独到而扎实。与其交谈，每每开阔思路、有所收益。记得是1995年春的一天，当时我还在光明日报文艺部工作，建林同志给我打电话，建议我把研究的领域放宽一些。他说：“最好是文、史、哲、政治都搞。你是有这个基础的，不要浪费所学。如果一辈子仅仅拴在一个文艺上，没有太大的出息。可以先从跟我一块儿搞第三世界发展问题开始。我搞经济、政治的，你来搞文化的。不用担心出书的事儿，搞出来我找地方出版。”这番话我是听进去了，但是因为积行成习，积习成性，第三世界文化发展的题目终究没有做。

 

　　第二位应当感谢的是戴舟同志。1998年，也就是我在求是杂志文化部工作将近3年的时候，时任总编辑戴舟同志决定把我调整到评论部工作。从本职工作上说，这就意味着从此告别文艺，而专门去写社论、评论员文章和编辑部文章。尽管当时也在考虑落实建林同志的意见，准备扩大研究领域，可一旦离开本专业，还是一百个不情愿。于是立即表示反对，后则以辞职相要挟，结果是反对无效。到评论部以后，经过2年多的磨练，特别是经过“九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系列文章的撰写，我感觉在眼界、胸襟、气象上确实开阔了许多，于是也就更加投入。这本集子中大约六分之一的篇幅，便来自当时的职务写作。当然，这仅是其中比较地能够体现我个人观点的一小部分。记得在“九论”发完以后，戴舟同志曾专门找我谈话说：“当初调你到评论部，你小子跟我闹情绪，摔耙子，说不定还没少在背后骂我。你在文化部，一年下来也就是编几篇文艺的稿子，对社里哪有这么大的贡献？你应当感谢我才是。”是的，我的确应当感谢他。没有他的“逼上梁山”，建林同志对我的忠告就极有可能落空。

 

　　当然，两位朋友不约而同地要我放宽研究领域，绝没有轻视文艺的意思，尽管当时文艺领域严肃的事情不是很多。戴舟同志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建林同志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他们都十分推重，且终生引以为师的鲁迅就是搞文学的。再说，戴舟同志爱好书法、戏曲和声乐，与文艺界交往甚广；建林同志曾起草关于文艺问题的重要文献，还专门研究过《红楼梦》，有专著《曹雪芹论》存世。焉有轻视文艺之理？两位朋友所反对的是以个人名利为念的小文人意识，强调的是一种天下情怀和担当精神，即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自己通过努力又能做到的事，就应当去做，而不要去管是否成为什么领域的专家之类的身外小事。

 

　　戴舟同志长我11岁，建林同志长我10岁；戴舟同志早在14年前就离我们而去，建林同志也于1年前离我们而去。“闲居始自遣，临感忽难收。”在这些文稿拣选结集的时候，思念他们的心情久久难以平息。谨以此书献给两位老友，不知他们于九天之上，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

 

　　　　　　　　　　2017年9月27日

 

　　（作者系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辑，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来源：昆仑策网【综合】）

 

---

　　【昆仑策研究院】作为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客户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更多文章请看《昆仑策网》，网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kunlunce.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