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开幕是7月23日，闭幕日期是7月31日，在嘉兴南湖。”

 

 

 他，1951年3月，一个初二学生响应党“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毅然弃学从戎，奔赴朝鲜战场。43年后的1994年，作为教员的他、专业技术五级被授予少将军衔。2007年12月，71岁的他晋升专业技术一级，并一直干到75岁退休。成为全军院校教员中级别最高、年龄最大、在全国全军具有广泛知名度的教授。

 

他，就是党史大家——邵维正。

 

破解党史中关于一大的两个疑难问题

 

说邵维正是党史大家，还要从40年前说起。 

 

1980年1月10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顶尖的学术期刊、被誉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No.1的《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表了邵维正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作者虽名不见经传，文章却引起轰动效应。全国近百家报纸杂志进行了报道或转载。被译成英、日、俄、法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刊物发表，一些学者访华时要求会见作者进行学术交流。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解决了长期以来党史中关于一大的两个疑难问题，被学术界公认是新时期党史研究的开拓之作。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知道后高度评价说：“这位同志下了这么大功夫，弄清了几十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党史研究的一项突破性成果。”邵维正一炮打响，奠定了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地位。

 

邵维正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受青年学生踊跃报名参军影响，15岁的他多报一岁当上兵的。1952年，邵维正所在的62师开赴朝鲜，进入西海岸阵地。他在连队担任文书、文化教员，行军打仗、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磨练了意志，入党、提干，调师宣传科任文化教员，1958年随部队从朝鲜回国后，驻防在西北戈壁滩上，一呆就是20年。这20年中邵维正加倍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文化水平、理论素养不断提高，先后任师政治部宣传科新闻干事、秘书科副科长、宣传科长等职。

 

1978年冬，全军院校恢复招生后，大量从作战部队调人，担任宣传科科长两年的邵维正因政工素质好被选调到北京解放军后勤学院担任政工教员，人生迎来了新的起点。

 

邵维正到学院后从事中共党史教学工作。正当他为上讲台做准备时，国家下达了编辑出版《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六卷）》的任务，由于武装斗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分量很重，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保证编撰质量，从解放军军事、政治、后勤三大学院和军事科学院各借调一名同志参加课题组。邵维正成为借调人员之一。他为自己赶上了难得的学习机会而高兴。

 

1979春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课题组，在中央党校主楼的六层正式办公。邵维正负责撰写第一卷《伟大的开端》中的第二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在边搜集资料边学习的过程中，邵维正在被先辈们开天辟地的惊天伟业感动的同时，也为党在创建时一些长期未释的“悬案”困惑着。如毛泽东早在1938年就把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纪念日提了出来，但一大召开的日期、出席人数和会议内容等问题上却存在多种不同说法。

 

甚至在文革的1973年成为海外反共专家的口实：

 

“自1921年到今天，中共年龄已达52岁。可是还弄不清是哪一天出生的，好像无父无母的私生子，被人随便赋以生辰，说来也实在可笑……”

 

还有一些自由化分子说中国共产党“舶来品”“卢布党”。

 

这对一个站在历史转折关头的理论工作者，感受是刻骨铭心的。在邵维正看来：敌人的攻击点，就是反击点。“那一阵子，我特别注意收集有关一大召开时间的材料。我发现，一大还真是有些‘悬案’。”

 

面对“悬案”，是直面解决还是退缩回避？问题是学术研究的导向和重点，何况还是捍卫党的名声的重大政治问题。邵维正下决心迎接挑战，回击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攻击，把真相搞清楚，拓展历史、给党正名，不给后代留下遗憾。

 

有人好心劝他稳稳当当做点学问，不必去闯“禁区”；还有人泼冷水：那么多党史专家多少年都没有研究出来，你一个刚调来北京的普通教员能把这个历史“悬案”考证出来吗？这更激发了邵维正的斗志。

 

艰难的考证开始了！邵维正成了这幢大楼里最繁忙的一员，是一生中最紧张的一段时光，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两三个星期才回家一次，骑自行车沿昆玉河走一个小时，在家住一夜，第二天一早即返回。他拼命地从各种文献中收集信息。中央档案馆、中央党校图书馆、北大图书馆等，凡是存放有关文献的地方他都去过。很快，他积累的资料卡片就堆起老高。他集中整理了多种关于中共成立时间的说法，制作了“大会日期研究提要表”。

 

 

经过分析思考，邵维正把切入点放在了一大代表的行踪上。

 

首先是湖南的代表何叔衡和毛泽东。据谢觉哉1921年6月29 日记记载：

 

“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谢老的夫人王定国曾撰文说，当时“反动势力猖獗，他既怕忘掉，又不能详细记载，只好在这天的日记上，画了一大串圆圈。”

 

接着，邵维正又查证了当时长沙至上海的轮班，按最快到达时间计算，何叔衡、毛泽东到上海的时间应为7月4日以后，毛主席也说过不是7月1日。再通过对其他代表的行踪分析，7月1日当天能到达上海的代表只有5人，还不足半数，不可能开会。

 

为了进一步来印证这一判断，邵维正亲自访问了还健在的参加过一大的刘仁静、包惠僧两位老人。刘仁静回忆，他是先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后去上海参加一大的。当年的《少年中国》杂志可能有记载。邵维正连跑了几天档案馆、图书馆、资料室，都没有找到这本杂志，经过反复打听，最后在中央党校图书馆库房散本中找到了《少年中国》。

 

夏日炎炎密不透风的库房，像个大火炉。邵维正一摞一摞地搬、一架一架地找、一本一本地翻。终于找到了关于刘仁静的活动记录：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会期从7月1日起，4日止，会后赴沪。这也进一步说明，一大不是7月1日召开的。

 

随着考证的一步步深入，一大召开时间越来越聚焦到7月“20日”、“23日”和“24日”这几天上。

 

邵维正还找到了一份俄文翻译过来的党的早期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中记载:“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该文还写道：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的夜晚，“有一个侦探闯到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不允许我们再继续开会了……为了使代表大会继续进行，只好到附近一个不大的小城市去”。文中并提到在第二次会议之后，休会两天起草文件，这样6天会议加上2天，就是8天。

 

通过对这份材料的剖析，邵维正从中得出以下重要信息：

 

其一，报告采用了“我们”这个字眼儿，证明是参会者之一提供的；其二，开会时间虽然不肯定，但23日代表全部到达是确定的；其三，明确了上海的会期为8天；其四，提供了“侦探闯会”的史实。

 

邵维正又找到了1921年8月2日的《上海生活报》关于7月30日晚法国巡捕干扰会议的报道，这个时间与大部分当事者的回忆相符。

 

不仅如此，邵维正还从周佛海、陈公博的回忆中顺藤摸瓜。他们在回忆中都提到，在一大会场被搜查的第二天黎明，大东旅馆发生了孔阿琴谋杀案，这类社会新闻应该是当时报纸的热门话题。不出所料，1921年的《申报》等几家报纸对孔阿琴命案均有详细明确报道，发生时间为7月31日凌晨。

 

邵维正终于长长舒了一口气，有足够的证据判定一大在上海最后的会期：7月30日。再向前推移8天，一大开幕是7月23日。闭幕日期是7月31日，在嘉兴南湖。

 

至此，一大召开日期的考证完满结束，同时，邵维正还对一大出席人数进行了考证，用四大理由，得出了一大代表是13人的结论。1979年6月写出考证初稿，9月修改定稿，随后专题论文在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上发表了。

 

不久，邵维正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电话转告他：乔木同志读了这篇论文，特别高兴，并郑重吩咐，这是党史研究上的突破性成果，应该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创刊号公开发表。

 

一大召开日期的考证是邵维正对中共党史的拓展和贡献，也是一个中共党员对反共学者的有力回击。

 

20年后，邵维正回忆对中共一大考证时说：事非经过不知难，个中甘苦有谁知。查资料要一页一页翻，收集资料要一个字一个字抄。常常是白天查资料、访问，晚上整理到深夜。跑了多少路，没法计算；熬了多少夜，无人知晓；流了多少汗，更无从称量。

 

 

开辟党史写作通俗化的新路子

 

邵维正考证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和出席的人数，在国内外一举成名。在一般人眼中，这样的老本够吃一辈子了。但邵维正并没有在这一“红色的起点”上驻足停留，而是走向了党史研究更加广阔的“红色的世界”。

 

以邵维正在建党逢十周年发表或出版的成果为例：

 

建党60周年，他将考证的文章进一步完善修改，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党的诞生纪念日与“一大”的召开日期》；

建党70周年，出版专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

建党80周年，主编出版大型党史读物《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焦》；

建党90周年，主编出版《中国共产党90年创新实录》......

 

由“点”到“面”，可以明显地看出邵维正学术研究的两个阶段、两个趋势：

 

一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研究触角向党的各个历史时期拓展：从党的创建，到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直至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

 

二是从本世纪开始，推动党史读物走通俗化道路，从跳出章、节、目的叙史方式，通过撷取党史主要事件、人物故事展现党史，到以专题形式叙述党史特定主题，再到运用多媒体技术，使党史读物的载体更加形象、多样。

 

党史通俗化，是胡乔木的一贯主张。胡乔木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25年，长期领导党史研究工作。他认为，党史内容是非常丰富、生动的，我们不能把丰富、生动的党史写得平淡无奇、枯燥乏味，不能从会议、文件出发，写成文山会海，而应当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有较高的可读性。

 

在编写《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时，胡乔木明确要求参考《苏联国内战争史》的写法。这本书对十月革命的详尽记载、细致描写给胡乔木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段从1917年10月至11月短短约两个月的历史，却写了50多万字，资料丰富、内容翔实、形象生动，成为描写十月革命的许多小说、影视、绘画作品的重要依据。

 

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的邵维正对胡乔木的主张深有体会。经过长期思考准备，在建党80周年时，他决心编写一部大型党史通俗读物。

 

在布置完编写任务后，一位长期从事党史研究的作者特意找到邵维正，表达了对这一党史写作模式的担忧：您作为党史界知名的专家，编写这种故事性的党史读物，掉不掉价啊？

 

邵维正耐心解释说：党史读物不光是写给我们这些从事党史研究的人看的。全国的党史工作者才上万人，但是全国的党员群众有上千万、十几亿。写一本党员群众愿意读的党史，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啊!

 

在邵维正的精心策划和参编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焦》终于面世。该书一经出版，立即在全国各大书店掀起了一股购书热潮，解放军出版社连续7次重印，共发行6万余册。

 

这本著作以创新的思路摒弃了以往编年体的传统叙史方式，从党的80年历史中精选出100个有代表性的事件，凝聚于100个历史焦点，并配有1000余张图片，以点带面，点面结合，文图并茂，雅俗共赏，生动形象、全方位地再现了党的发展历史。开辟了“党史写作新路子”。

 

“新路子”的最大特点就是通俗化，它带给人们最大的启示是“党史还可以这样写”。正因为通俗化，拉近了党史与广大读者的距离，受到了男女老少的喜爱。一位部长对邵维正说，他“每天晚上睡觉前要看一件大事”。

 

当初那位不赞成写党史故事的学者，专门给邵维正打电话，诚恳地表示歉意，说：“实践证明我的思想太保守了，看来我们党史工作者要不断创新，与时俱进，这是今后我们努力的方向。”

 

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90华诞，邵维正又主编了《中国共产党90年创新实录》一书。该书以创新为主题，以党史为主线，围绕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方面，分设3编、26个专题，运用客观翔实的史料和生动鲜活的语言，采取夹叙夹议的形式，全景式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90周年的创新历程。中央党史研究室审稿后认为，该书“可读性强，是一部较优秀的党史读物”。

 

同样通俗易懂的还有《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纪实》，从不同视角解读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该书入选中宣部、中组部向党员干部推荐的第五批学习书目。

 

他还主编了《中国共产党90年地图集》，首次用地图这种特殊的形象手段，反映党的历史进程，是党史读物的一种新探索。邵维正在党史研究通俗化路上又迈出了崭新的一步。

 

让历史起到最好营养剂的作用

 

2003年1月16日，中央电视台播新闻联播报道了“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通令”，其中就有给在军队院校政治理论教学和研究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邵维正记三等功的新闻。

 

邵维正入伍60年，当教员时间最长，党史党建教学是他的主要工作，三尺讲台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世纪80年代初，邵维正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课题组的任务后，回到后勤学院开始了教学工作。

 

面对由“战斗员”到“新教员”的转变，邵维正付出了巨大努力。一是过好备课关。他把备课看作一个合格教员必备的基本功，常常以“台上十分钟，台下百日功”来勉励自己。他认为，要给别人“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而且这不是“一桶死水”，必须是“一桶活水”。为了备好课，他特别注意资料的积累，每当看到有用的资料，总是随手收集，分类整理。讲起课来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二是过好口头表达关。为了克服南方口音，他经常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对着镜子，对照口型，逐字逐句地纠正自己的发音，或是朗诵诗词、散文。直到现在，他还能熟练背诵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七律·长征》等诗词，字正腔圆，一气呵成，令人惊诧不已。

 

中级指挥院校的政治理论教学到底怎么搞？带着这一问题，邵维正与教研室的同志一起，对课程体系作了认真的探索。他率先提出政治理论课教学要走“专题式教学”的改革方案，着力构建政治理论课的课程体系：以为主修课为框架，辅之若干选修课，构成政治理论课的大系统；每门课程突破原有章节界限，分设前后呼应、内在相关的若干专题，构成政治理论课的小系统；大小系统互相联系，力求解决课程中存在的学科领域窄、理论内容旧、距离现实远的问题。这种“专题式教学模式”被总部肯定，为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模式在全军中级指挥院校中推广应用，推动了党史军史的教学。

 

1992年，总后勤部成立干部轮训大队，主要负责总后师以上领导干部政治理论轮训，是总后系统最高层次的理论学习班。面对教学对象、教学任务的变化，为适应高中级领导干部理论学习的需要，邵维正把教学科研的重点转向党的最新创新理论成果。他运用丰富的党史军史知识作为最好的营养剂，善于把历史和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史为鉴，资政育人，每课都留下深刻启迪。

 

邵维正还多次担任全军讲师团成员，应邀外出宣讲党的创新理论。他连续三次参加全军建党80周年、党的十六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宣讲团，为总部、军兵种及军区等单位作了几十场辅导报告，直接听众数万人。他的讲课还被制作成教学录相带和光盘，许多基层官兵称他是“没有见过面的老师”。

 

因为有邵维正这样的专家，2000年后勤政治工作专业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006年后勤指挥学院又成为全国首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硕士学位授权单位。邵维正担任导师组组长，为学院这两个学科的建设和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邵维正十分注重启发、引导式教学，强调“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掌握了方法，终生受用。”10年中，他带研究生20余名，多人被评为优秀学员，3人的学位论文被评为学院优秀论文。

 

作为中央直接联系的著名专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主要成员、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学科组成员，邵维正经常参加各类社会活动和学术会议，参与了许多高层决策咨询，为资政做了大量工作，让历史起到最好营养剂的作用。

 

他多次承担或参与国家和军委总部交给的任务或组织的活动。他是“五个一工程”评委，并代表评委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的评奖大会上发言；他参加了中宣部组织的《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理论热点面对面》、《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等读本编写审读的工作，连续20多年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他是首届全军政治理论教学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主持了全军首批政治理论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连续三届参加全军政治理论教材编审委员会工作，主编了多本全军统编教材；参与全军院校第一、二、三届政治理论优秀成果评奖，并担任评委会副主任；参加首届全军政治理论研究优秀成果评奖，第一届军队科技创新群体和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评审，等等。

 

学者资政的最高境界，莫过于其学术观点受到中央重视并被采纳。在建党80周年之际，邵维正发表了“近现代中国两个80年的比较”，这篇论文创造性地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为中点，对前后两个80年的不同境遇、不同命运进行对比，通过生动的史实和深刻的说理，令人信服地得出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论，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这篇论文被中央读报小组摘编呈报给中央领导，“两个80年”的观点被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吸收。

 

久久为功炼成大家风范

 

凡是和邵维正有过接触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他为人师表、谦诚待人，不仅学问做得好，为人也特别好，很有大家风范。

 

邵维正堪称严谨笃学的典范。他之所以在学术上取得众多高质量的成果，与其严谨笃学的态度是分不开的。中共一大考证期间，面对大量的史实，他运用横向与纵向、直接与间接、顺证与反证等多种方法，从各个角度加以比较、鉴别和判断，以及相互印证和推断；他多次走访当时健在的一大代表，查证当年长沙至上海轮船的航速，查对当时沪杭行车时刻表，查找了1921年7、8月间上海的几家报纸，甚至对一大纪念馆作实地考察时，看着手表步测从一大会址李书城家到代表住宿的博文女校，再到商讨去南湖开会的碰头地点所需的时间，使结论更具说服力。在日常工作中，无论是上级委托他审阅的课题项目，还是学生的论文，邵维正都会仔细阅读，认真负责地作出评阅意见，甚至逐字逐句地修改。《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焦》一书的提纲，他就推敲了大半年时间，对100个大标题、几百个小标题逐一进行了敲定，从内容、配图到版面设计、装桢都一一过问，处处体现了精益求精的作风。

 

邵维正堪称爱岗敬业的典范。在他看来，既然选择了当一名教员，走上了教学岗位，就要把它当作一项事业，义无反顾地坚持下去。每一次讲课，他总是认真备课，一丝不苟。提前20分钟来到教室，几十年如一日。无论听课对象职务高低，新课还是旧课，他都力求常讲常新。他常说：“我是一名教员，首要的职责就把课讲好，这是对学员最大的尊重和负责。”邵维正有几次在别人看来是更好的发展机会，一次是中央机关想调他，还有一次是总部机关要安排他担任研究室主任或更高的领导职务。都被他婉言谢绝。2002年3月，67岁高龄的邵维正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不到两个月，他就硬撑着尚未康复的身体走上讲台，为总后军师职领导干部授课，以实际行动，展现了一个老战士、老党员、老教员爱岗敬业的崇高品质。

 

邵维正堪称为人师表的典范。谦和、儒雅，是邵维正给人的第一印象。接触的时间越长，就越会感到这一印象越发真实。他待人热情真诚，从不居功自傲；他严格要求自己，历来以身作则。他的社会活动很多，每次外出前和归来后，都主动请销假和汇报。对学员给他带的土特产，总是坚决退还，实在碍于情面无法拒绝的，他就回送礼品。他经常对学生说:“我们是师生关系，这种关系最纯洁，你取得好的学习成绩和学术成果是对我的最好回报。”在学术成果署名和稿费分配问题上，他同样表现出很高的风格。凡是与别人合作完成的论文或教材，他往往把自己的名字署在后面；凡是别人找他指导的论文或教材，不管付出多少心血，一概不署名。

 

作为党史党建、军队政治工作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领军人物，邵维正胸怀宽阔，志存高远。在他的带领和培养下，一批优秀中青年教研人员脱颖而出。

 

邵维正经常说，我个人没什么本事，是靠事业来凝聚人，通过工作实践来培养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让青年人尽快成长起来。在他周围，凝聚着一群充满活力、奋发向上的年青人。作为老教授，他十分关心青年教员的成长。除了在工作上、作风上为他们做出榜样外，他还结合自己的人生道路，给年轻教员讲做人与求知的道理，把几十年来积累的教研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教员。他承担多项国家和军队级课题，总是想方设法多让年青人加入。《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焦》的编委会有17人、《中国共产党90年创新实录》有12人参与了编写，吸收了多个单位和军队院校的作者参加，其中是年青人。为加强对中青年教研人员的培养，经他提议并牵头，成立了政治理论创新研究小组，通过开展富有特色的研究活动，促进了人才的成长。

 

他把助人看作人生的一种快乐。当得知学院青年论坛经费紧张时，当即拿出1万元给予资助。每次向灾区捐款，他都主动多捐，“我也不是想表现什么，就是想为灾区人民尽一份心意。”每当身边的同志遇到困难，他总是尽最大努力给予关心帮助，既是良师，又是益友。

 

邵维正的拼搏精神也令人赞叹。90年代中期，当他完成一部书稿最后一个句号时，突然眼前发黑，眼看就要昏倒……正巧通讯员遇见，急忙把他扶到医院，一量血压低压只有40！因劳累过度，脑血栓复发。医生给他开了“全休”一月的假条并“警告”：千万不能再玩命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可3天后，邵维正把假条放在兜里赶往北戴河总后骨干班讲课，一去便是两周多。他走后，老伴在洗衣服时发现了病假条，打电话责怪他：“都60岁的人了，还要不要老命啦？”2005年9月，邵维正带领专家组参加总参7所院校学员思想政治教育检查评估，历时17天、行程几千里。做过心脏搭桥手术、70岁高龄的他硬是一边吸着氧、一边吃着药完成了检查评估任务，受到交口称赞。

 

生命不息传承红色基因不止

 

十八大后进入习近平新时代，新时代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传承红色基因，确保国不变色。传承红色基因，习主席身体力行，走到哪里就把光荣传统讲到哪里，就把红色基因传到哪里。一大会址、井冈山、古田、遵义、延安、西柏坡、临沂华东革命烈士陵园、抚顺雷锋纪念馆、于都长征出发纪念碑前……到处都留下了习主席的身影。习主席反复强调“共和国的颜色是红色的”，让红色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统帅的言行，对邵维正是极大的鼓舞，深感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他不顾耄耋之年，继续奋斗在传承红色基因的第一线。他写文章、作报告、参加纪念活动，老骥伏枥，志在让红色基因深深扎根。

 

2011年5月，邵维正75岁了，正式退出现役。退休后的他，比以前更忙了，作为高级专家，单位专门在家属院给他保留了办公室。九年来，他除了外出参加活动，就是在办公室，经常为赶写文章和书稿，忘了节假日、忘了星期天；他没有白天黑夜之分，连夫人做了股骨头坏死手术，都顾不上陪同去秦皇岛休养。他说，“作为军人有退休之说，作为党员没有退休之理。为党工作，没有期限。”“写文章、搞研究，没有年龄大小之说，只要我还有正常思维，就不会停下手中的笔。”“为党和人民做事，苦中有乐，乐在苦中。”“我做事没有功利思想，没人催促，能干多少干多少，干不动了就算了。”退休以来，他已出书十几本，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等发表文章几十篇 ，深入学校、部队、企业，作报告和参加各种研讨会  几十场（次）。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革命精神。

 

2015年，在建党94周年之际，中央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共同策划，在“百家讲坛”栏目重磅推出系列节目——《党史故事100讲》，集中展现了我们党90多年来的典型事例、重要人物和精彩故事。邵维正作为总撰稿人、主讲人，为这一节目呕心沥血。新民主主义革命部分的36讲中，他一人就承担了21讲。北大红楼、一大会址、延河之滨、宝塔山下，全国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他那充满真情、铿锵激昂的声音。

 

青少年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重点人群。如何把红色基因根植于青少年的灵魂，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的关键所在。邵维正组成一个精干写作团队，历时两年，完成了《写给孩子的党史》六卷本丛书。这套丛书主题鲜明，构思新颖，设计了60个对青少年来说容易产生模糊认识的党史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以问答形式展开论述，构成了一部简明中共党史，是对党史叙述方式的一种崭新尝试。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组织专家审核后认为该书“政治导向正确，重大史实准确”。丛书入选“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同时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建党99周年前夕，邵维正接受《中国领导科学》记者程冠军的专访，就党的危机领导力展开论述。他把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化“危机”为“机遇”，归结为党在大转折中的危机领导力，指出：危机是客观存在的，党的近百年历史，每一次重大转折关头都充满了危和机，包括民族危机、革命危机、军事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自然危机等。只要我们认清危机的规律性，抓住“机”来化解“危”，就能变危机为机遇，把党和国家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访谈录发表后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反响。

 

为迎接建党100周年，邵维正以习主席关于传承红色基因的系列讲话精神为指导，对自己在不同时期策划、主持、编著的代表作重新进行审视、构思和再创作，组成一套丛书，包括《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国共产党100年盛会要览》、《中国共产党100年大事》、《中国共产党100年创新实录》等，既有学术代表作，也有党史通俗读物代表作，还有党史专题读物以及军史著作，是对邵维正毕生学术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2019年4月经军委政治部批准立项。目前，邵维正正组织编写组成员连续奋战，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我们期待这套丛书如期与读者见面，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授权】原载：2020年《中华魂》第八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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