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昌起义到朱毛井冈山会师，这段历史发生在1927年8月1日到1928年4月28日，虽然只有短短8个月的时间，但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任务、战略战术、编制体制，包括我们军队的纪律，基本上是在这八个月过程中形成的。到朱毛井冈山会师以后，成立红四军开始，我军的这些一直传承到今天。

　　我们都知道，八一南昌起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开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八一南昌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独立自主地决定中国革命道路和命运。当时是在共产国际明确反对或者说是不支持的情况下，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以表决的形式决定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虽然是中国共产党人打响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南昌起义确实有很多不足。

　　一个是在南昌起义的时候，并没有确定要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也就是说，没有给这支起义军定性，当时起义军是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并且拥戴宋庆龄同志为主席，也就是当时武装起义主要是反蒋，而且是联合国民党左派反蒋，并没有明确提出要建设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南昌起义以后，也没有选择好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当时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基本上是这个思路：从城市到城市，从南昌到广州、到汕头，在汕头积蓄力量以后准备接着进行第二次北伐。

　　起义军南昌起义以后，接着就南下了，进行了一次比较有名的“三河坝分兵”，就是有一部分人殿后、留守三河坝，主力南下广东。当时我的爷爷朱德就被留下来殿后，打“三河坝阻击战”。这一仗打完以后，在爷爷率领三河坝部队南下广东过程中，在1927年10月初碰到了南下主力，那时候南下主力已经失败了，还剩下200多人，在周邦采、粟裕、杨至成这些同志的带领下，北上寻找部队，与爷爷率领的三河坝的守军会合了。1927年10月4日，爷爷和三河坝的守军才得知八一南昌起义已经失败了。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有的出国了，有的去上海了，当时的党中央对这些起义的领导同志重新分配了工作。

　　当时爷爷带领剩下的大概两千多人，面临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办？起义已经失败了，就剩这点人了，怎么办？是坚持斗争还是解散？这是当时摆在爷爷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驻守三河坝期间，广东饶平县有一部分农民运动的赤卫队员，当时曾经以支援前线的名义支援过三河坝阻击战，当时他们来了几十个人，爷爷给了他们40支枪，让他们回去继续搞武装斗争。起义失败了，南下的路没有了，这时爷爷想起来，当时饶平还有着一些赤卫队，所以，他们就往饶平县进军。饶平是在广东省的最东边的一个县，也是广东省最贫困的一个县，最边远的一个县。爷爷到了饶平，走到一个镇叫茂芝镇，在茂芝镇召开了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我们党史军史上称茂芝会议。

　　茂芝会议虽然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主持召开的，但是，它是一次决定党和军队命运的非常重要的会议。爷爷在茂芝会议上首先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南昌起义最后的这支部队，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我也有义务带领大家冲出包围圈，坚持斗争，直到胜利。所以，爷爷当时的讲话，极大地感染了住会的同志。参加茂芝会议的这些人，主要是起义军团以上的领导干部，就包括当时的25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还有王尔琢、陈毅、周邦采等等，一共只有20多个人，都是起义军的团以上领导干部。

　　会议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就围绕起义军的前程命运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爷爷跟大家说，虽然起义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想尽一切办法保留下这支革命火种。现在看来，到大城市是不行的，要到农村去建立农村根据地，这个才比较符合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同时，他又跟大家说，我们起义军目前关键是要找一个地方能够生存、能够发展。

　　爷爷当时就提出了赣南，赣南实际上是在湘粤赣三省交界处，这个地方是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同时当时北伐革命的时候，也是一个群众运动基础比较好的，支持北伐运动比较好的，共产党也有一定的数量。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爷爷就提出，要保留这个革命火种，要去湘南。爷爷的这个提议得到了陈毅同志和王尔琢同志的坚决支持，最后会议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议，就是十二字方针，这十二个字就是“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这12个字意义非常重大。

　　“隐蔽北上”，就是我们要保留革命火种，不能解散，要隐蔽下来。“穿山西进”就是要从广东的西部走到湖南的南部，就是要变打大仗为打小仗，通过大范围机动转移，来摆脱敌人，跳出包围圈。因为当时这2000多人周边有四五万的国民党军队，已经被围得死死的了，所以要跳出包围圈。最后一点就是“直奔湘南”。这个会议就确定了中国革命下一步的前进方向和目标。当时南昌起义刚刚进行两个多月的时候，就能做出这么重大的调整，指出这么明确的方向是相当不容易的，非常高瞻远瞩。同时，会议还决定起义军剩下的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也就是说，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我们人民军队的称号，工农革命军。后来就改成工农红军。是在这次会议上，10月7日，在南昌起义两个多月以后，我们正式由国民革命军改成工农革命武装，这就确定了我们军队的性质，确定了我们前进的方向，确定了我们的前进目标。所以，这次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直接决定了起义部队的命运。

　　决定了目标，决定了方向，剩下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前进道路的路径和方法问题。虽然我们确定了人民军队的性质，确定了前进的方向，但是，当时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很薄弱的，因此，离开茂芝以后，在往湘南的路上，一路行军的路上，部队还是一再地出现逃兵，团以上领导干部基本上都跑光了，军事干部就剩下王尔琢一个人了，政治干部就剩下陈毅一个人了，就是从茂芝出来以后，这个部队很快就散掉了。爷爷一看，这样一个局面不行，我们必须要进行整顿，因此，就在10月底到11月初，爷爷就发动了著名的“赣南三整”，“赣南三整”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解决这支军队的建设的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也就是解决在探索中国道路过程中的方法和路径问题。

　　“赣南三整”首先是“天心圩思想整顿”，首先是整顿思想。爷爷在天心圩，就是已经到了江西南部了，是一个小村子。爷爷在这里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讲，他就把中国的革命比作俄国的革命，俄国革命1905年失败了，但是，1917年就成功了，我们现在中国革命也有一个1905年，也有一个1917年，只要我们坚定理想信念，坚信共产主义，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同时爷爷还说，愿意革命的跟我走，不愿意革命的可以回家。很多老同志，都对爷爷当时的演讲记忆犹新，陈毅同志把爷爷的这个演讲称为是宣布了我们军队建设的两个政治纲领。第一，就是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第二，革命要靠自觉。

　　这在当时是我们重要的两条政治纲领。坚信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就是我们这个军队是有信仰的一支军队，不愿意革命的可以回家，革命靠自觉，这就说明这个信仰是要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这两条政治纲领，对我们人民军队建设，特别是初期的时候，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我们人民军队和国民党军队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的军队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是没有信仰的军队。我们有信仰的军队，就从根子上解决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而且，这个信仰一定是要坚持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

　　南昌起义刚开始的时候，虽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发动的，但是我们主要是通过策反、策动国民党军队中的中高级军官，来带动部队起义。也就是说，南昌起义是自上而下的。经过“天心圩思想整顿”以后，我们这支军队就变成了自下而上的了，就是我要革命、我要跟党走，而不是你们让我革命、让我跟党走。这个决策的转变，就使部队剩下的几百人，个个都变成了主动地革命分子，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就是“天心圩思想整顿”。

　　第二个整顿就是“大余组织整编”。大余也是在江西省南部。“大余组织整编”主要是做了两件事，第一是建立党的组织，对党员进行登记，同时发展新党员。这样就使我们党对军队的领导深入到了基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大余的组织整编第二点就是对部队进行重新的改组，因为从茂芝出来的时候，起义军大概有2000多人，这一路走一路散，到了“赣南三整”的时候就剩下七八百人了。爷爷就把这个部队重新进行了编制调整，就是由一个师的编制改成一个纵队的编制，这里面具体的就是编了七个步兵连、一个炮兵连，为什么这么编呢？爷爷已经意识到，要由打大仗变成打小仗，要对这支部队开展游击战争的训练。这个编制，七个步兵连以轻武器为主，便于机动、便于游击，把所有的重武器编成一个连队，机枪连，它的行动稍微慢一点，可以作为一个支援，所以，他就进行了编制体制调整，编了七个步兵连、一个炮兵连。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学习微平台（cpc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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