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 年，守卫在新疆喀喇昆仑山的中国边防部队，正在警惕地监视着侵入中国领空的印度飞机

1962年深秋，中国与印度在边界地区爆发武装冲突。中国人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仅用一个月时间，就把印度人赶回了老家，取得了一场 “高原闪电战”的完胜。战后，毛泽东说这是“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政治军事仗”，并估计此战可保十年安定。事实证明，这一仗给中印边界带来了五十年的和平。

发生在1962年的中印边界之战，是一场在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世界屋脊”上进行的有限反击战。解放军速打速撤后，中国政府为争取同印度恢复关系又在几十年间对此仗采取低调处理，公开媒体上极少谈及，这种“不透明”也容易引发社会上诸多“谜”一样的猜测和不实传说。多年来坊间和网站常流行所谓“纪实”胡编的情节，一些不了解当年实情的点评者又抱怨中国获胜后不该撤军。笔者在二十多年前便询问过当年总参的领导和参战部队负责人，这些当事者都感慨，在那么困难条件下把仗打到那个程度已是最大的胜利！毛主席要求乘胜即撤也是高明的一着棋。中印边界争端在当年已不可能解决，能通过一仗争取几十年边境安定，这就是保卫我国和平建设环境的一个重大历史贡献。

克服用兵“瓶颈”，全靠翻身农奴

现代战争某种意义上就是打后勤，在西藏和中印边界打仗最愁的恰恰是后勤。当年我同进藏的第18军和西藏军区老一辈领导谈到1962年的反击战时，他们曾提到指挥东段反击的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中将的一句话──“要是没有翻身农奴的支援，真不敢打这一仗”！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之地，空气含氧量只相当海平面的一半，南麓的中印边界又属崎岖难行的喜马拉雅山的寒区，被国际上普遍认为属于“生命禁区”。藏道之难自古限制了进兵，解放前仅有的少量羊肠小道无法保障大军运粮运物。1950年新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同时也展开大规模进藏行动，毛泽东便认为解放西藏主要是修路问题，路修到哪里，哪里就解放了。

川藏、青藏建成后的三十年间，还都是砂土路面，且难受风雪、山崩和泥石流干扰，最大年运量仅能超过10万吨。在藏区平叛中，这两条线只勉强维持了6万入藏部队和几万名干部的供应，再向东段边界运输则道路更差。中印边界西段的自然条件比东段还恶劣，1957年修通的新藏公路运量更小又难通前沿。

对比一下印度通过西藏南部边境的运输条件，其北部铁路网终端距离“麦克马洪线”不过100多公里，且有公路网和后方机场群支援。当时中国西部铁路终端西宁距离前线却有2600公里以上，在西藏内地只有三个砂土跑道的简易机场。印度综合国力包括军力不如中国，在中印边界地带却占有天时、地利的优势。60年代初解放军总兵力超过300万，在青藏高原却遇到有劲用不上的“瓶颈”地带。

印度总理尼赫鲁正是看到中国在西南边境方向这一战略软肋，在50年代末敢于支持西藏叛乱，并在1959年秋天挑起边界武装冲突。当时毛泽东明确告诉印度政府，中国的战略重点是在东部防备美国，不想在西部树敌印度。同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决定向印度提议建立“武装隔离带”，双方军人都从边境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以避免冲突，当印度拒绝后又由中方单方面实行。

1960年周恩来总理第四次访问印度时，向尼赫鲁提出可在边界东西两段以互谅互让的方式划界。可是进入1962年夏秋之际，印度却公开显示出“东段我已占了是我的，西段我过去没占现在也要占”的立场，并向西段即新疆的阿克赛钦入侵设点。毛泽东就此认为，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嘛。

想在那样恶劣的地形打仗，首先要解决后勤供应。毛泽东在战前分析尼赫鲁敢搞我们最大的原因，就是认为我们不敢打他。这里所说的“不敢”，除了国际原因和中国经济困难外，便是中国军队没有向边界大量运兵运物这个本钱。当时印军依靠机场近、一线飞机多的强项，用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向前沿空运空投了4万吨物资，甚至还保障了军官们的奢侈饮料。

印度方面却没有估计到，中国军民在运输上有着巨大的创造力和奋斗精神。张国华后来向中央汇报说，在交通运输上，我们是依靠土法，依靠自己，依靠群众。没有空军支援，靠地面；没有公路，靠人、畜。毛泽东对此感慨道：在这一点上，他是现代化，我们是原始化。但革命的原始化战胜了反革命的现代化。

中印边界作战时部队艰难运输，中国士兵用扁担挑着 120mm 迫击炮运过世界屋脊

中国方面实施边界反击，靠的是在人口稀少的藏南动员了3万多民工，包括许多妇女和少年，牵着牦牛或肩背手提，配合军队将6万吨作战物资（其中3万吨属西藏军区战前屯积）运到前线，解放军的3万多参战部队才能在西方人视为“用兵禁地”的世界海拔最高的战场上成功打了一个多月的反击战。

迂回穿插抄后路成为打败印军的关键

1962年9月间毛泽东确定了对印军反击的决心，西藏、新疆两军区也报告完成了准备，军委还调第21、第54军充当预备队，问题只剩下何时打、怎么打。此刻美苏两国在加勒比海出现了“导弹危机”，一时无暇关注印度，这为中国实施反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有利时机，于是10月20日东西两段的反击同时展开。

对比中印两国军队的装备，此时各有长短。印军轻重武器多为二次大战中的英军装备，还有美国、加拿大、以色列武器，这些“万国牌”装备导致弹药供应和保障困难。中国的步兵武器为50年代进口的苏式装备或国内仿制品，主要系“56式”，标准统一，且中间型子弹因重量轻可多配，还有便携的火箭筒、无后坐力炮及轻便迫击炮，在此特殊地形条件下使用性能远胜于印军。不过印军在前沿有直升机、运输机和进口的山地汽车保障，东西两段又有少量坦克配合，只不过这种重装备优势因保障力差和操作者士气低落，并未发挥出太大威力。

在1962年印军有作战飞机800架，主力系英国堪培拉式战斗机，性能虽略逊于中国空军的主力机种米格-17，却有靠近边境的完善机场群，能在战区形成空中优势。不过印度政府得悉中国在格尔木机场等地部署苏制图-4轰炸机（仿美国B-29），认为首都新德里等大城市都在其作战半径之内。当印度空军提出攻击西藏补给线时，尼赫鲁认为这势必引发中国的强硬报复，而在加尔各答等大城市只要落几颗炸弹就会引发大混乱，因而命令空军除运输外不得对地攻击。中方本着“你不用我也不用”的原则，未出动空军到前沿（当时西藏机场条件也太差）。双方互不空袭，可以使解放军后方运输线不受威胁，更有利于发挥步兵武器优势。

1962年10月，越境至我方境内的印军部队在进行兵力调动

开战第一天的实战证明，印军参战的主力原为英联邦军队中的王牌，在北非阿拉曼会战中成功迂回过德军隆美尔部后路，此时还保留有四分之一的参加过二次大战的老兵。他们技术熟练，射击较准确，却都年过四十，只求养家糊口而不明作战目的，爬山越野体力也感不济。解放军藏字419部队（后给予番号第52师）对其正面工事进攻时，打成“啃骨头”的硬仗，付出600多人伤亡才突破敌阵地。此时一个营通过人称“猴子也通不过”的无道路地段迂回到印军第7旅后方，马上引发全旅惊慌混乱而崩溃。首战证明，中国军队对付这种作战积极性甚差、偏重依赖工事固守之敌，最有效的战术便是穿插迂回。

11月中旬，解放军在东段投入第54军第130师击溃瓦弄方向的印军第11旅，随即投入藏字419、第11师和第55师对印军最精锐的第4师展开围歼。由于印军离不开仅有的一条公路，摆出“一字长蛇阵”，其特点是“铜头、锡尾、背紧、腹松”。根据刘伯承元帅“打头、切尾、击背、剖腹”的建议，张国华中将指挥的西藏军区前指让部队分多路向印军后方迂回。印军发现中国军队出现在背后时惊慌万状，虽做了一些抵抗却很快分散逃窜，跑不动者便举手就俘。由于当地山高谷狭，解放军难以形成严密合围，前来督战的印度第4军军长考尔中将和第4师师长等都率少数随从逃出，不过其全师作为战斗单位已消失。

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

此时经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锻炼的解放军陆军，战斗力名副其实属于世界一流。特别是参战各部队在不久前刚经历过藏区平叛作战，有在高原奔袭、翻山越岭和小分队作战的丰富经验，对高原缺氧环境也已适应。多年前笔者曾问过当时任第54军军长并在瓦弄方向指挥的丁盛将军，他说1959年刚到西藏平叛时高原反应强烈，连上一层楼都要歇好久，而在1962年到前线时身体便基本适应。

相比之下，平时生活在低海拔区的印军进入战区却难适应环境。2002年我曾同当年在前线任排长的印度辛格少将谈起那一仗，他说在行军中时常有士兵突然倒在路边，一摸居然已经断气了，大概都是死于高山病。印军另一弱点是行动呆板，机械地按英军条令行动，遇到灵活机动的解放军穿插一时显得不知所措。根据参战部队体会，印军的战斗力只相当“国民党中等部队”。

在几乎没有道路的高原实施长途奔袭，又没有空投的条件，供应粮食弹药便是最大难题。第11师以两个团进行200公里的长距离迂回时，就靠上千熟悉地形的藏族民工背负物资保障。张国华向中央汇报时特别强调作战中西藏人民表现很好，毛泽东便说这是因为他们过去受压迫，现在得解放了。

1962 年 12 月 21 日清晨，当地门巴族人民夹道送别边防部队，藏字 419 部队（第 52 师）政委阴法唐（前一）向支前群众致意

当年的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可谓世界人权史上的一次伟大解放运动。占西藏人口大多数的农奴从达赖为代表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下得到翻身，从“会说话的牛马”地位变成了有自己土地和自由的人，他们自然感谢“金珠玛米”解放军，这也成了现代人民战争能在高原上进行的社会基础。

乘胜即收使中国稳定了西部并赢得主动

1962年11月21日，解放军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反击都已获胜并逼近传统习惯线（并未进入印度境内），这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停火，并从12月起至翌年3月将部队撤回到1959年11月的实际控制线本侧20公里内。这一声明出乎印度乃至世界上众多国家的意外，也使许多中国人长期不理解，然而这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反击之前的既定方针。

一位门巴族老人向主动后撤的边防部队官兵敬酒送别

中印边界争端，是两个亚洲大国之间复杂的争端，有着历史和现实的诸多纠葛，绝非一方使用武力能解决。中国一直主张以互谅互让方式谈判解决，后因印方拒绝此建议并以武力破坏现状才被迫还击。在下决心反击时，毛泽东便在中央会议上说明，这一仗的目的是让尼赫鲁认识到用武力解决边界问题是行不通的。当时中央对部队提出“打狠打痛”的要求，就是想让印度政府得到教训，并非想解决边界问题，何况中国方面在政治上也反对以武力改变边界现状。

从那场自卫反击战的战果看，中方无疑是胜利者。据解放军战场统计，击毙印军约4800人（在复杂的地形条件下这一统计也不一定很准确），俘虏3900人。中国军人共阵亡722人，负伤1697人，消耗了2.2万发炮弹和70万发枪弹。整个反击战的花费约为4亿元人民币，占同年国家57亿元的军费开支中的7%，并占同年国家财政314亿元的总支出中的1.3%。中国方面的损耗并不大，却使印度举国震动。

由于当年国内对中印战况报道较少，有人便长期以鲁迅所抨击的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夸大战果，甚至编造出已经深入印境并到达某都城之下的谣传，并对撤军发出指责。除了受自我陶醉的错误传说影响外，这些抱怨者很大程度是不了解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以及战区地理和后勤供应难度，确属“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对印反击战时，解放军在青藏高原南麓投入4个师、3万多人的兵力，就几乎已达后勤保障能力的极限。当年任副总参谋长的杨成武上将曾对我感叹说：“在西藏养兵难啊！算费用在那里养一个兵等于内地养7个兵。”

在当年内地一辆运油车驶到边界，自己就要消耗近半车油，长期维持前线作战是无法办到的。依靠藏民用牦牛或肩背运输，也只是短期和局部可行，在深入敌境或长期作战时也不能维持供应。何况那场反击战的战果是歼灭印军不足1万人，而此刻印度总兵力为65万人，如战场进入其境内又会得到调动的便利条件，得到美国援助后很快可以动员相当大的兵力再实施反扑。抗美援朝战争中第四、第五次战役时志愿军因后勤供应困难陷入被动而不得不且战且撤，已经是这方面的教训。在中印边界那种极为恶劣的战场上速打速撤，达到教训印军后凯旋，我国不仅能很好地显示和平诚意，被一些外国舆论称为“潇洒之极”，在军事上也能居于主动地位。

毛泽东在1963年春天的总结会议上把中印边界反击战概括为“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政治军事仗”。他还估计，中印边界上打了一仗，可以争取十年的边境安定。事实证明，战后几十年来，中印边界局势一直是比较稳定的，这就达到了自卫反击作战的主要目的。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最终结局，按照毛泽东、邓小平以及后来的领导人的决策，都是争取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谈判解决，解决不了也可以维持现状拖下去，以边境安宁来保障集中精力搞建设。

西藏军区曾在当年以四句话概括自卫反击战──打是为了和，不打不能和，打不赢也不能和，打过头了还影响和。多少年来，中国方面在边防、海防线上有限地使用武力，目的都是为了争取一个和平建设的环境。回顾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历史，恰恰能在这方面给国人以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