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各种议论很多。在这一过程中，有的人真心实意地想推进这件事，有的人则阳奉阴违，嘴上不敢公开反对，但在实际上则想办法加以抵制，表现在舆论上则是回避要害、转移话题，对核心问题进行迂回。其中的关键与焦点，就是如何对待贫富差距。

共同富裕的核心与关键是贫富差距，这个问题不能回避、也不容回避。有人就此搞起了迂回话术，避重就轻打擦边球，说什么“共同富裕”是“市场GDP的提高，人均收入的货币的增加”；还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应该超越‘唯收入论’，应该把人的全面发展摆在核心位置上，全面考虑人的健康、受教育和发展机遇等方面的因素”。我们说，收入差距问题是共同富裕的起点与基础，共同富裕当然不能简单停留在收入平等上，但如果连贫富差距这个共同富裕中最基础、最简单的问题都不能很好解决的话，又遑论解决什么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呢？这不是本末倒置或者舍本逐末吗？

事实上，贫富差距问题从来都不简单。因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所以必须从政治上看待贫富差距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共同富裕。

实现共同富裕，首先是要富裕，富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一要义，没有相对的富裕为基础为前提，所谓共同富裕就要沦为平均主义，而且还是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经济上低水平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严重压抑、限制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国内外社会主义的发展建设史中，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十分深刻。

在现实生产力水平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实现富起来的过程中，社会收入差距自然而然地会拉开拉大，这是经济规律的必然产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我们要承认收入差距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应该避免在实现富裕的过程中搞平均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任何怕富仇富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有害的，必须防止和纠正。

但是，实现富起来和承认收入差距，相对来说，只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比较简单的和基础性的一步，而更复杂、更高级也更重要的一步，是要实现共同富裕。没有共同富裕，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里的所谓的“共同”，就是指在收入水平上相差不大，或者说，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开始缩小，而不是越来越大。这也是全世界高度关注的共同话题。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呼吁缩小贫富差距，纷纷研究收入差距合理的尺度与界限，一切具有良性意义和向善的政策及社会取向都力求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更应该是这样，更应该高度关注贫富差距并积极地加以处理，这是关乎执政党宗旨和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要害问题，是究竟以谁为中心的大是大非问题。以人民为中心，就要让最广大人民共同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享受到富裕所带来的好处，就要在收入上实现经济公平与社会公正。在这个问题上，必须直面而不能回避，坚决不能搞“张家有钱几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个个都是张百万”的那一套“被平均”，也不能搞那种“我住别墅你观赏，物质不富精神富，有钱没钱各得其所”之类的“假共富”。这等欺世盗名的滑稽把戏，完全悖离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实质已沦为资本富豪阶层的奴犬。

贫富差距直接与间接所带来、所产生的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必然加剧社会矛盾，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甚至造成政治动荡和政权崩溃。古往今来，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十分深刻。

从中国历史经验上看，王朝的成败兴衰基本都系于贫富差距的演变。每个朝代肇兴伊始，借助于农民革命的涤荡，往往能做到把大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让个体的编户齐民在国家与社会生活中占主体地位，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做到“均贫富”，国家由此富强，社会相对平稳。但承平日久，伴随生产发展，则是兼并之风渐长，豪强世家从崭露头角到做大做强，进而发展到左右政权、操纵社会，到这个时候，经济矛盾、政治矛盾和阶级矛盾就不可避免地日益激烈激化了，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由此，各种矛盾复杂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政权被颠覆、王朝被埋葬，然后又开启一个新的历史循环。所谓历史周期率，在相当程度上就是贫富差距的周期性循环。

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看，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的过程。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各种商业金融帝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山头林立，巨大的贫富差距是这些垄断金融帝国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以现如今的美国为例，在表面的民主与选票之背后，实质上是金融寡头的操纵与支配，而历届白宫当局不过是他们的提线木偶而已，金融商业寡头们才是美国政治背后真正的庄家与大拿。在这些人的操纵与支配下，资本主义政治沦为彻头彻尾的寡头政治；资本帝国沦为侵略机器，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战争策源地，内外矛盾都十分突出和尖锐。就国内社会阶级关系而言，美国号称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头羊，但现如今这个领头羊的贫富差距已经发展到惊人的程度，由此导致的矛盾与冲突十分尖锐和激烈，成为资本主义霸权帝国难以解决和逾越的难题与障碍，也已经成为美国霸权走向衰落的根本性内因。

从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角度看，现如今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派生出种种社会问题，由此所导致的消极影响和破坏作用不容低估。如果进一步发展深化，将有不堪承受之重。展望未来，中国无疑需要继续大力发展经济，还要在富裕的程度与富裕水平上再上台阶。为此，继续发展民营经济当然要坚定不移；但与此同时，缩小贫富差距也必须同步进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不能出现资本金融帝国林立的怪现象，这就需要对资本进行有效的规范和引导，杜绝资本的野蛮生长和无序泛滥，杜绝权力与资本的恶性结合，否则就将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危害。旧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家族”，就是典型的反面案例。国民党政权事实上堵塞了中国通过资本主义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原因就在出现了“四大家族”这样的垄断集团主导经济、把持政权，这些家族垄断控制了中国的资源，扼杀了底层社会的上升通道，从而造成了最严重的社会对立与冲突。

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与经验证明，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如不能很好地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社会问题与矛盾就要复杂交织发生发展，进而引发强烈的动荡，造成颠覆性的剧变。正可谓“物质丰富了，但发展极不平衡，贫富悬殊很大，社会不公平，两级分化了，能得人心吗？因此，经济总量无论是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巩固我们的政权”。

具体怎样解决贫富差距，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案和路径，但不管怎样的方案，都既要对人也要对事，都必须见人见物才行，而不能绕弯子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

如何才能使当代中国的贫富差距日渐缩小而不是越拉越大呢？

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出发，大致上可以提出如下几个原则性的主张：

其一，必须聚焦富豪阶层

在共同富裕问题上，一旦把焦点指向富豪，一旦聚焦于富豪阶层，立刻就有人开始大骂，说这是“仇富”，说这是“杀富济贫”，种种指摘与谩骂滚滚而来，喷涌而出。

这完全不是理性与公正的情绪。事实上，共同富裕并非同富豪无关，相反这些人相当关键，他们在精神与心理上的昭示意义与实质作用太大，种种表现与表演客观上对社会公平有强烈的负面影响，这已经被以往无数事实所证明（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隐约可见的中国社会新贵族》《富豪榜不是光荣榜，请不要再炒作了》等文章）。而只有贫富大体平等，才能真正体现以人民为主体、为中心，才能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而差距过大则必然带来严重的破坏性。因此，共同富裕无论如何也不能绕过富豪群体，这是需要予以正确对待与处理的问题之一。

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改革开放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出现一大批富豪，也是难以避免的历史现象，但这只是特定阶段的产物，并非是中国政治与历史的追求。既然这样，我们也就应该毫不讳言地说，理应对中国特定历史阶段下这一特定产物加以改造（有关这一问题，请参阅笔者文章《推动和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实现民族化》）。在当前阶段，则要严格地加以规范、引导和限制，在保障其公民权的基础上，还要理直气壮地拒绝其资本进入某些核心关键领域，拒绝在中国有人试图建立政商旋转门，从而给人民群众以应有的政治与历史的交代。

其二，驾驭并修正市场经济

发展经济要发挥市场调节的主导作用，但市场不是万能的，对于实现共同富裕是失效的。可以说，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二者之间是反向作用的关系：市场经济制造和拉大贫富差距，共同富裕要缩小和消除贫富差距。两种力量如同“拔河”一般进行着较量，运动得以维系的关键在于动态平衡，一旦失衡，运动也就结束了。

缩小和消除贫富差距的力量来自于国家政权。这就要求执政者必须对市场经济做到应有的驾驭和修正，任何时候都要拥有强有力及有效的干预市场的能力，这一能力必须在执政的能力范围之内，这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基本的政治前提。任何有关公平与效率的说法，都必须置于这个前提之下，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前提。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试图建立和运用这一能力，但总体上说，这样的企图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所以至今资本主义仍然难以避免经济周期，难以避免发生大规模的衰退、滞胀和危机。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在社会主义国家上演，即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也应该杜绝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现象。如果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这个能力，不能卓有成效地调控干预市场经济，则所谓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就将变成“蜻蜓点水”，或只能沦为人为制造一些“盆景”而已。

其三，保障和加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发展经济当然是实现富裕的基础与前提，但发展什么样的经济却决定着实现什么样的富裕。历史经验反复证明，私有经济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只能造就少数先富起来的人，在中国也不例外。毛泽东主席当年之所以十分警惕包产到户，他所担心的并不是包产到户的经济效益，而是由此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而一发不可收拾的问题。笔者理解，以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如果建政不久的新中国很快就进入到拉开贫富差距的进程中，则历史与政治将有不堪承受之重。须知，任何革命力量在其革命阶段都必须以公有制为主，都必须进行大致上的平均分配，从刘邦到朱元璋到天平天国，一概都是这样。李自成的队伍最快过渡到让“打天下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也最快地瓦解垮台了，这是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改革开放以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以为共产党取得政权不久的新中国创业时代也可以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历史必须经过一个时期的过渡与磨合才行。

现在，中国要走在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道路上，这当然还需要发展私有经济（其具体的表现形式就是民营经济），但矫正与修改民营经济所带来的偏差，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缩小而不是拉大贫富差距，则必须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体系中保障和加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制度基础，是确保贫富差距能局限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关键杠杆。如果没有公有制或者公有制退居比较弱的地位，则社会最大多数劳动力都在接受私有资本的雇佣，社会分配主要不是公有制的按劳分配而是私有制的按资分配，则贫富差距就有失控的危险与危机。到这个时候再想通过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来调节均衡，至少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方面迄今为止并无成功和立得住的案例。

总之，共同富裕的关键问题就是缩小贫富差距，这是真假共同富裕的试金石。贫富差距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份量越来越重，也越来越急迫，对此必须予以正视。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这个百年大党接续奋斗的根本动力和重大历史使命，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孜孜以求的美好梦想，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新的壮举。相信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接近实现目标的历史脚步，贫富差距的问题也一定能够得到根本性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