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为民办实事成于务实》的讲话中曾经指出：“群众最能体验为民办实事工作的成效，要让群众来评判为民办实事工作的成效。总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我们把为民办实事的工作做好了，群众的幸福感就会提升，人民群众与党委、政府心相系、情相连，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就会更加扎实。”2015年9月3日，习总书记在纪念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招待会上指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不容置疑，几千万人为独立、自由、和平付出的牺牲不容否定。一切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行，一切歪曲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行，一切逃避侵略战争历史责任的言行，不论以什么形式出现，不论讲得如何冠冕堂皇，都是自欺欺人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否认侵略历史，是对历史的嘲弄，是对人类良知的侮辱，必然失信于世界人民。”

习总书记对《孟子》的引证不仅表明毛主席关于“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毛泽东文集》 第三卷 第84页）的论断是正确的，而且表明毛主席和习总书记对“孔孟之道”的儒家文化的认识既是基本一致又是向前发展的；孟子虽然有他历史的局限和思想的糟粕，但他高擎的“尧舜之道”的道义旗帜不仅过去和现在是中华民族的道义旗帜，而且未来都将是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道义旗帜。

孟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高扬尧舜之道的大纛，创立了仁政学说、与民同乐说、性善学说和民贵君轻说，将中华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发挥到了极致，成为中国古代主流思想即儒家思想的“第二提琴手”。由于孔孟之儒“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不能易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契合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因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孔子成了“至圣”，孟子成了“亚圣”，孔孟的思想成了“孔孟之道”，成为了维系封建统治的道义旗帜、政治原则和精神支柱。但是，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实际实行的是“外儒内法”“阳儒阴法”，“杂王霸之道而用之”，甚或夷狄是之，极致者禽兽是之。说得好听些是阳奉阴违，说得不好听些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孔孟之道的旗帜反对孔孟之道，因而“孔孟之道”抑或如孟子之所云：“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告子下》）。——在道义上、思想上是胜利了，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却从来没有认真践行过。

孟子或《孟子》一书的核心要义是以尧舜之道为旗帜实行仁政，为君主立宪，为万民作则。因此，把握了《孟子》的道义思想，也就基本把握了孟子的思想。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滕文公上》）《孟子》告诉我们：孟子就是这样推崇尧舜的。《孟子》还这样借曹交之口告诉我们：人皆可为尧舜——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告子下》）

人之“皆可以为尧舜”，首先在于“人”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人性。

《孟子》里的告子认为，“生之谓性”“性无善无不善也”“ 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告子上》）——告子的观点虽然遭到了孟子的驳斥，其实孟子是同意告子的观点的，即孟子只是驳斥了告子的“天生的叫做本性”的观点，但并没有驳斥告子的人性“无善无恶”“有善有恶”论。孟子之所以不驳斥告子的人性“无善无恶”“有善有恶”，是因为他深知告子的人性论无可辩驳。但为了他主张的“性善”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上》）——人性的善良，正好像水性的朝下流淌。人之所以会做恶事，它的本质就像（外力击水使之倒流）一样——于是，只能虚晃一枪，驳斥告子把人当禽兽，于是故意讳言人性之“恶”。在孟子看来，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之存之。”（《离娄下》）——人和禽兽不同的地方是很少的，只有那么一点点，只不过一般人丢弃它，正人君子保存它罢了。——这个人与禽兽之别的“一点点”，就是“仁之端也”的“不忍”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於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於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公孙丑上》）所谓“不忍”之心，就是恻隐之心。人的恻忍之心，就是人的同情之心。恻隐之心或同情之心，在孟子看来是人的本能。这种人的本能与人的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天然地联结在一起，“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而“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从这一点上看，人没有同情之心，便不是人；没有羞耻之心，便不是人；没有推让之心，便不是人；没有是非之心，便不是人。同情之心，是仁的开端；羞耻之心，是义的开端；推让之心，是礼的开端；是非之心，是智是开端。人具有了这四种开端的善心，就好比他有了手足四肢一般自然。“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凡有这四种开端善心的人，若将其扩而充之，那就会像星星之火，（终成燎原）；像汩汩涌泉，（必成江河）。假如真的扩充，便足以安定四海；若不肯扩而充之，连父母都不能赡养。

“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因为尧舜也是“人”。师法尧舜，就几近尧舜。“舜，人也；我，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向（尧）舜学习和看齐，就能接近和成为（尧）舜了。

“人皆可以为尧舜”，还因为是尧舜之道甚简甚迩，就在每个人身上，就在每个人的家里。“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告子下》）——尧舜之道，不过是“孝”和“悌”而已。你穿尧的衣服，说尧的言语，做尧做的事情，你就是尧了。你穿桀的衣服，讲桀的言语，做桀做的事情，你就是桀了。

但是尧舜之道虽甚简甚迩，苟不扩而充之、充而盈之，就不能致；只有扩而充之、充而盈之，方能成为尧舜。

欲为尧舜，必先正心。所谓必先正心，就是先要端正自己的思想、心思。何以必先正心？因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见於面，盎於背，施於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尽心上》）欲正其心，必先思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告子上》）——心（脑）这个器官的功能就是思考，一思考就能得到事物的真谛。这个器官是上天赐给人类的。因此，先立其心（脑），次要的器官就不能喧宾夺主。要成为君子，就得开动思考的机器。欲正其心，必先知耻。“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尽心上》）欲正其心，必须“尽心”。何谓“尽心”？就是“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上》）——就是能够竭尽心力行善，这就了解了人的本性。了解了人的本性，就懂得了天命。保持和培养人的本心，这就是对待天命之法。欲正其心，必须寡欲。“养心莫善於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欲正其心，必须专心致志。“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尽心上》）欲正其心，不失本心。欲知不失本心，须知孟子之何谓失去本性，“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嘑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於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告子上》）在孟子看来，不合礼义而无原则受之，就是失去本性；反之，合乎礼义而受之，就是不失本性。

欲为尧舜，必诚其意。“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离娄上》）——让父母喜欢，是有方法的：如果自我反省孝心不诚，也就不能让父母喜欢了。要让孝心出于诚，也是有方法的：不明白何为善，也就不能让孝心出乎诚了。因而，“诚”是天理，践“诚”是做人的道理。出乎至诚而不能打动人心，是不可能的；而心不真诚，是不可能打动人心的。

欲为尧舜，格物致知。“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於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离娄上》）——人人都说万事万物的本性，其实欲明本性，只要弄清万事万物的缘故就行了。弄清事物缘故，是为了发挥。人们之所以讨厌聪明人，是因为某些聪明人爱自以为是。如果聪明人都像禹疏导河流一样让它顺其自然，那就值得称赞。禹治理水患，就是让水顺着自己的本性奔流入海。如果聪明人都能顺着大自然的法则而行，那就是大智慧。天极高，星辰极远，只要弄清它的法则，千年之后的至日，都可以坐而推算无误。

欲为尧舜，修身为务。修身必须存心养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在孟子看来，无论长寿还是短命，人都要一心一意培养身心，等待天命，以此来安身立命。修身必须反躬自问。“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尽心上》）（《离娄上》）——我爱别人，别人不亲，就要反躬自问是否“仁”；我治理别人，却治理无方，就要反躬自问是否“智”；我以礼待人，别人不理，就要反躬自问是否“礼”。因而任何事情没有达到目的，都要反躬自问。自己确实端正了，人们就会归附。反躬自问其实就是修身。修身必须尊德乐义。“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见於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崇德尚义，就可以悠然自得。所以，士人不得志不失义，得志不失道。不得志时不失义，故能保持本性；得志时不离道，是故百姓不失望。古人，得志，恩泽普施于百姓；不得志，修养个人品德。不得志，独善其身；得志，便兼善天下。“万物皆备於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一切我都具备了。反躬自问，自己是出于真诚的，也就快乐无限了。不懈地遵循恕道，这是达到仁德最直截的道路了！修身必须尚志养气。“夫志，气之帅 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於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则馁矣。”——人心中的意志统帅着意气感情，意气感情充满体内。心中意志感情到了哪里，外在的动作举止就会表现。我善于蓄养我的浩然之气。（这个浩然之气到底是什么），很难讲清楚。它浩大刚强。用正直去蓄养它而不伤害，就会充盈天地之间。这种浩然之气，必须辅以道义；没有它，道义就失去力量。这种气是由正义的汇聚而产生的，不是由义因袭并取代它而产生的。这种气，只要做一次亏心事，它就会疲软。修身必须磨砺志气。“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所以，当上天将重任降临到某个人身上时，必定让他心灵痛苦，筋骨劳累，体肤饥饿，一贫如洗，使他万事不如意。用这些来磨砺他的心性，坚强他的意志，增强他的能力。《大学》曰“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此之谓正心实际是修身的基础和保障。由此观之，《孟子》的主题词中其实就大写着“修身”。

欲为尧舜，亲亲为上。“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离娄上》）——服侍谁最重要？服侍父母最重要。守护什么最重要？守护良心最重要。不失良心而能服侍父母的，我听说过；坏了良心而能服侍父母的，未之闻也。服侍的事都应该做，但以服侍父母为根本；守护的事都应该做，但以守护良心为根本。不能得到父母的欢心，不可以做人；不能顺从父母的旨意，不能做儿子。真理在身边却舍近求远，事情容易却往难处干。只要人人亲爱父母，尊敬长辈，天下就太平。“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尽心下》）“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尽心上》）——人不学而能得，是良能；人不思而能知，是良知。三岁小儿，就知道热爱父母；总角之时，就知道敬爱兄长。热爱父母是仁，敬爱哥哥是义，仁义为何不学就知？无它，就是仁义可以通达天下。将其良知良能持而保之、充而盈之，仁义就会充盈天下。“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梁惠王上》）总之，在孟子看来，心中有仁义，必然忠君孝亲，践行仁义。

欲为尧舜，由仁及义。仁，既是人成为尧舜的目标，又是人成为尧舜的路径。“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仁，就是人的心；义，就是人的路。放弃正路不走，丢弃良心不追，实是可悲！学问之道无他，就是追回自己的良心。“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尽心上》）——智者无不知，但急于解决当前事务；仁者无不爱人，但急于爱亲人和贤人。“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尽心下》）——人都有所不忍之人和事，将其延伸到所忍心的人和事上，就是仁；人都有不肯干的事。把它延伸到肯干的事上，就是义。人能扩充不想害人之心，仁就用之不竭；人不想扩充偷盗之心，义就取之不尽；人能不扩充的乖谬，那就事事、处处合乎（仁）义。“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君子对于万物，爱惜它却对其不仁；对于百姓，实行仁德，却不亲爱。君子亲爱亲人，进而仁爱百姓，最后爱惜万物。由于孟子的思想就是以仁义为核心以礼智为拱卫的价值体系，因而孟子的尧舜之道就是仁义之道。

欲为尧舜，仁义礼智。“君子所以异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离娄下》）——君子异于一般人之处，就在于居心不同。君子老惦记着仁，心装着礼。仁者爱人，礼者敬人。爱别人，别人爱他；敬别人，别人敬他。“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尽心上》）——君子的本性，仁义礼智植根于心，表现在外平和安详，它呈现在脸面，反映于肩背，延伸到手足四肢。手足四肢虽然不言，但别人却能一目了然。“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离娄上》）——仁的实质就是奉养父母；义的实质就是顺从兄长；智的实质就是明白仁义之道并坚决实行；礼的实质是对仁义之道加以调节和修饰；乐的实质就是以仁义之道为乐事，快乐于是油然而生；快乐一生，哪能遏制？遏制不住，就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仁对于父子，义对于君臣，礼对于宾主，智慧对于贤人，圣人对于天道，能否实现，属于命运，但也是天性。君子不会以命运为借口而不顺从天性。

欲为尧舜，师法圣贤。何以要师法圣贤？“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离娄上》）《孟子》里的圣人主要是尧舜，或曰“二帝三王”、武王、周公和孔子。“尧舜之道，也为之而已矣。”（《告子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於天下，可传於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离娄下》）

师法圣贤，必师帝尧。“昔者，尧荐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离娄下》）——从前，帝尧将舜推荐给天，天接受了；介绍给老百姓，老百姓也欣然接受了。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滕文公上》）——帝尧每天都督导大臣他们，纠正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各得其所。

师法圣贤，必师帝舜。“舜明於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离娄下》）——大舜懂得事物之理，深明人之常情，自然自然而然地走仁义之路，不是勉为其难地实行仁义。“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离娄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离娄下》）——孝子的极致，没有超过尊奉双亲的；尊奉双亲的极致，没有超过以天下来尊奉双亲的。鼓瞍做了天子的父亲，可以说尊贵道了极致；舜以天下礼尊奉他，可以说是尊奉的极致了。

师法圣贤，必师大禹。“禹恶旨酒而好善言”“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离娄下》）——大禹厌恶美酒，却喜欢有价值的言语。禹觉得天下人遭到了水淹，就如同自己淹了他们似的。禹治理水患就是让水顺着水的本性流向下游奔流入海。如果聪明人都像禹一样顺应事物本性办事，那就具备了大智大慧。

师法圣贤，必师成汤。“汤执中，立贤无方。”（《离娄下》）——成汤秉持中政之道，能不拘一格擢拔德才兼备的人才。“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梁惠王下》）

师法圣贤，必师文王。“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离娄下》）——文王总是把百姓当作受伤的人一样（怜爱），追求仁义没有止境。“‘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於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梁惠王上》）“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梁惠王下》）一句话，文王是爱民如子、与民同乐的典范。

师法圣贤，必师武王周公。“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离娄下》）——武王不轻慢朝廷近臣，也不遗忘四方远臣。周公兼学夏商周的君王，以实现禹汤文武的事业。如果（政策）不切实际，他便夜以继日思考；想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便坐等天亮马上实施。

师法圣贤，必师孔子。“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自生民以来，未有盛於孔子也。”（《公孙丑上》）“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万章下》）——自有人类以来，还没有人比孔子更伟大的！——这是对孔子无以复加的赞美，这也是对孔子至高无上的评价！

自然，孟子为圣，当仁不让。“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即使圣人再度复起，也不会改变我的观点！我就是要端正人心，熄灭邪说，反对乖戾行为，排斥荒唐言论，以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我是迫不得已啊！——俨然是天降大任与孟子，而孟子也是当仁不让以天下为己任啊！可见，孔子、孟子，同体连肢，同心相应，同气相求，孔子之道是尧舜之道、仁义之道，孟子知道也是尧舜之道、仁义之道，因而，孔孟之道就是中国古代的主流价值观尧舜之道、仁义之道。

总之，孟子从他的“性善”论出发，建构起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政治、伦理、道德体系，建立了从尧舜禹汤，到文武周公，再到孔子孟子的儒家道统，不仅为帝王立宪而且为百姓作则，为中华民族在很早以前就成为了文明型的国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上》）又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公孙丑上》）说的是通过保养百姓去实行王道，就能无敌于天下；践行仁政统一天下，也就能无敌于天下。无论是“保民而王”，还是“行仁政而王”，说的都是只有仁义才能治天下。

王者何？王者，王天下也，就是统治天下的君主。又，王者，王道也。孟子曰：“无以，则王乎？”“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上》）因而王道就是尧舜之道、仁义之道。总起来讲，孟子的“王”就是：统治者——在孟子的时代就是各诸侯国国君——只有实行仁义才能成为统治天下的王（君主），王（君主）只有不懈地推行仁义才能“永言天命，自求多福”，瓜瓞绵绵，以至无穷。因此，孟子的“保民而王”“仁政而王”既是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又是为统治者立宪建制——王天下的制度、王天下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而且最主要的是为统治者立宪建制。

欲王天下，必以仁义治国。一部《孟子》实际就是围绕“仁政”立论和立宪建制，而仁义礼智是“仁政”的根本。孟子认为，统治者必以仁：“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离娄上》）——只有仁人才能处于统治地位，不仁的人处于统治地位，是把他的罪恶散播民众。孟子认为，统治者必好仁。孟子引孔子的话说“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离娄上》）——孔子说，“仁德的力量，人多势众也抵挡不了。君主爱人，天下无敌。”孟子认为，统治者必“尽君道”：“欲为君，尽君道。”（《离娄上》）——要做君主，就要尽君主之道——尧舜之道。孟子认为，统治者应为榜样：“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上》）孟子认为，行仁政无敌：“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公孙丑上》）孟子认为，统治者应以善养人：“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离娄下》）——拿善来使人服输，，没有能使人服输的；只有拿善来教养人，才能使天下人归服。孟子认为，统治者必以道：“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尽心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孟子认为，统治者必以仁亲民、以道使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孟子认为，统治者应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孟子认为，统治者行仁政民亲乐死：“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梁惠王下》）孟子认为，统治者应以桀纣为戒：“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离娄上》）孟子认为，统治者不仁毁国亡家：“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离娄上》）

欲王天下，必遵先王之道。孟子曰：“《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必因先王之道。”（《离娄上》）——《诗经》里歌咏道：“不出错，不遗忘，都按过去方针办。”依照历代圣王的法度不能，就不会办错误。治国理政不遵循历代圣王之道，不能说是聪明。历代圣王，主要的就是“二帝三王”。《孟子》中的“二帝三王”前面已有所叙述。这里主要增述孟子饱读并能神而化之的《诗》《书》中的“二帝三王”的法与道。帝尧是：“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滕文公上》）——上天是最伟大的了，只有帝尧能效法他！

“钦明文思万邦，允恭克让，光披四表，格于上下。”（《尚书》《尧典》）又得贤臣羲和、曦仲、曦叔、和叔、四岳而天下文明。更主要的是得到帝舜为天子，可谓后继有人。帝舜是“‘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滕文公上》）

“浚哲文明，温恭允塞。”“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尚书》《舜典》）又举荐“八元”“八恺”，任用二十二贤人，天下蔚然文明。帝禹是“当尧之时，水逆行，汜滥於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 。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滕文公下》）“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尚书》《大禹谟》）“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尚书》《皐陶谟》）“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尚书》《禹贡》）成汤是“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於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滕文公下》）“凡我造邦，无从匪彝，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尚书》《汤誓》）文王是“《书》曰：‘丕显哉，文王谟！丕承哉，武王烈！佑启我后人，咸以正无缺。’”（《滕文公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闻不已。陈锡哉周，侯文王孙子。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厥作祼将，常服黼冔。王之荩臣，无念尔祖。无念尔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命之不易，无遏尔躬。宣昭义问，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诗经》《文王》）

欲王天下，善养任贤使能。善养者，善养大老也；大老者，声名著于四海之年高德劭的贤人也。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於天下矣。”（《离娄上》）因而善养任贤使能，其事则三，其理揆一，就是欲王天下，必须为政以德，礼贤下士，任人唯贤，依靠贤能治理国家。何以如此？因为“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尽心下》）——不信任仁德贤能的人，国库（粮库）就会空虚；没有礼仪，就会没有上下尊卑；国政荒废，国家用度就会缺乏。何以为尊贤？“尧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养舜於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万章下》）——就是像尧尊重舜一样尊重贤能。欲王天下，必也贵德尊士贤能在朝。“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於其朝矣。”（《公孙丑上》）——“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也只有贤能在朝，励精图治，“然后不王者，未之有也”。欲王天下，必也广纳民意为国用贤。“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梁惠王下》）——身边亲近的人，都说某人贤能，还不能用；士大夫都说某人贤能，也还不能用；全国的人都说某人贤能，然后考察他；发现他确实贤能，然后才用他。欲王天下，必也君礼贤贤择君。“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之，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於我土 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告子下》）“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尽心下》）——人臣是在朝在野，要根据这三种情况的实际行情决定去就。欲王天下，必也放心放手使其竭力。“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斫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 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於此，虽万镒，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於教玉人彫琢玉哉？”（《梁惠王下》）——就要像“王”信任工师、匠人一样放心大胆使用贤能治国理政，而不能以“王”的旨意为旨意。欲王天下，人臣事君必以仁义：“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告子下》）欲王天下，必效伯夷、伊尹、柳下惠。“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 於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 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与乡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於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万章下》）——在孟子看来，只要像伯夷、伊尹、柳下惠和孔子一样依仁事君、以道治事就能天下大治。欲王天下，必也正乎师友尊卑。对于老师，“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万章下》）就是礼天下贤士必以尊师为最。对于朋友，“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万章下》）就是要平等对待。对于亲族世家，“不得罪于巨室。”（《离娄上》）就是依靠贤德的世家大族治国理政。对于身份卑微者，当如孔子一样甘居下位，即使抱关击柝也甘之如饴。

欲王天下，必须反对兼并。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於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尽心下》）岂止是春秋无义战，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更是于斯为盛。孟子说“春秋无义战”，说明孟子反对的是非正义的战争，对于正义的战争，孟子是高度赞赏的。孟子曰：“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尽心下》）就是要像成汤一样，“汤武革命，顺天应人”；就是要像武王伐纣一样，“武王伐纣，革故鼎新”。欲王天下，就必须进行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兼并之战。反对兼并，就要让诸侯认识到他们的私欲是缘木求鱼，“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梁惠王上》）——“以一服八， 何以异於邹敌楚哉？”是不可能胜利的。反对兼并，就要让穷兵黩武者认识到非正义战争的罪恶，“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尽心下》）只有国君好仁，方能无敌于天下。反对兼并，必须像文王一样好勇——开展正义战争，“《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梁惠王下》）反对兼并，必须谴责不义之战，“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尽心下》）反对兼并，必进行正义之战，“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於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梁惠王下》）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公孙丑下》）

欲王天下，必须与民同乐。“与民同乐”（《梁惠王上》）是孟子王政思想的重要内容。所谓“与民同乐”，就是要求统治者关心人民疾苦，在他们钟鸣鼎食、纵情享乐之时，不要忘记百姓，甚至与百姓共享快乐，“与众乐乐”。与民同乐，必须珍惜民力不致“民也劳止”。 “《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於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梁惠王上》）就是像文王那样不滥用民力、让人民休养生息。与民同乐，必须与民共享不致民无生计。“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梁惠王下》）与民同乐，必须“不违农时”搞好生产。“不违农时，穀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穀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梁惠王上》）就是要让人民丰衣足食、生养死葬没有遗憾。与民同乐，必须效法先王重视农业生产。“晏子对（齐景公）曰：‘善哉问也！天子適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於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梁惠王下》）就是要像古代天子那样，春天巡视耕种，补助贫困农户；秋天考察收成，补助缺粮农户。与民同乐，必须富民教民以民为本。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是孟子的重要思想，也是最具当代价值的重要思想，下面当专门述之。总之，“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把老百姓的快乐当作自己的快乐，老百姓也会把他的快乐当作快乐；把老百姓的忧愁当作自己的忧愁，老百姓也会把他的忧愁当作忧愁。以天下万民之乐为乐，以天下万民的忧为忧，然而不能王天下的，是不可能的。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尽心下》）——意思是在人民、国家和君主三者之间的关系中，人民最重要，国家又次之，君主是最不重要的。这个观点是对《尚书》中民本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挥，这个观点还是对《大学》“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挥。但是，把三者的关系说得这样明白无误和斩钉截铁，可谓是空谷足音、不同凡响，以至一千多年后的明太祖朱元璋读到此处还怒不可遏、大发雷霆，将《孟子》逐出了“四书”的殿堂。被封建统治者贬斥和挞伐是好事，说明他至少道出了部分真理，说出了人民的一定心声。为什么“民为贵”？孟子认为，取得天下的根本之道是得到人民的拥护，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关键是得到民心，“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离娄上》）因此，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虽然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但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的一定心声和要求，并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推到了最高峰。

以民为本，必行仁政。“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离娄上》）——就是老百姓归附仁政，就像水往低处流、兽在旷野走一样（自然而然）。当今的君主如果实行仁政，其他的诸侯就会为他“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百姓赶来。把百姓赶来了，即使他不想一统天下，他也阻挡部落，天下一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贾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於王。其若是，孰能御之？”（《梁惠王上》）——王如果让天下贤能立于你的朝廷，农民耕种于你的田野，商贾奔走在你的路途，各国诸侯也都想让你主持公道。做到这样，谁能阻挡得了？

以民为本，必也知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於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 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於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梁惠王上》）一般的老百姓，没有固定的产业，就没有恒定的信念。没有恒定的信念，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制定法规，让老百姓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儿。因此，君主治国理政，要放在让老百姓有固定的产业上。只有让老百姓有固定的产业，才能遵法守纪、讲习礼仪。

以民为本，必也教民。“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良好的教育，老百姓热爱他。只有实施良好的教育，才能赢得老百姓的真心拥护。“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於上，小民亲於下。”（《滕文公上》）——学习的目的是让人懂得人伦。只有让诸侯、卿大夫、士人都懂得了人伦，小老百姓自然会跟着学，就会亲密无间了。

以民为本，必也富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 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只有让老百姓丰衣足食、家给人足，才能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以民为本，必也养民。“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为己归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 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梁惠王下》）就是像文王那样善于养老，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能做到这样，必也仁矣！

以民为本，轻徭薄赋。“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梁惠王下》）“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尽心上》）“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於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滕文公上》）

以民为本，必也亲民。亲民者，就是与民同乐，就是“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如何与民同乐？前面已经阐述。

以民为本，俭以养德。统治者必须俭以养德。如果骄奢淫逸，放辟邪侈，人民必然“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梁惠王上》）

以民为本，善待人臣。臣为君之股肱，又为民之父母，君行仁政，必待贤臣，君臣一体，方能大治。反之，君不君，臣不臣，君臣猜忌，离心离德，则必然政事日非、江河日下。君有君的尊严，臣有臣的脸面，君臣应相互尊重、应对以礼。如果不这样，“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离娄下》）人臣是可以把君主看作庶民百姓，甚至是强盗仇敌的。

以民为本，推翻暴君。“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那些不仁不义之君不是君主，而是独夫民贼，必须也必然被推翻。推翻这样的君主，不是弑君，而是诛杀独夫民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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