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两个结合”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规律，不仅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明伟大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

列宁在《共产主义》一文中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理论品格正是中国思想的精髓、中国文化的精髓。孟子称赞孔子为“圣之时者”——能不断根据时势的变化而变化，是集大成者；唐代成玄英提出了“重玄学”，其实质是要求人们不执着（滞）于某一个方面，既不偏执于两头，也不偏执于中间，而是适时作出动态调整。这种圆而润的中国智慧，必然是拒斥教条主义的方法，反对搞削足适履、刻舟求剑之类的生搬硬套。这一点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都能看得很清楚。我们党从来反对简单套用经典，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重视实践也是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理论品格，这与中国思想中对实践的重视有着很深的契合性。王夫之说：“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实践之，乃心所素知，行焉皆顺，故乐莫大焉。”提出在实践中统一知和行。当然中国传统的实践观更多带有书斋式的，而不是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作为彻底的无神论，并非是西方文化的主流，却非常契合中国肇始于西周的世俗化社会的普遍心理。从古至今，一个富有教养的中国人基本上就是一个无神论者或者一个世俗主义者。因此从文化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人是既非常陌生，同时又很熟悉的一种学说，本质上同中国人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相融通。

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在中华大地扎根并开花、结果，其意义体现在多个层面。首先，中国人是在传统社会瓦解、传统文化处于低谷的时期接触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和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新秩序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使中华文化在革命性锻造中被激活，重新焕发出生机活力。其次，马克思主义哺育一代中国人为理想、为信仰而努力，为追求美好的未来而奋斗。通过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华文明话语体系与其他先进文明话语体系的有效对接，从而为大规模吸收世界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的优秀成果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制度基础。其三，尤其不能忽视的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重塑。其中，斗争精神无疑是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共产党人送给中华民族的最好礼物。在革命性锻造中，中华民族一扫近代以来唯诺恭顺的形象，彻底摆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成为一个意气风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具有大无畏革命精神的民族。马克思主义始终贯穿着一种科学精神，一种讲认真精神。毛泽东同志曾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正是在这些可贵精神的鼓舞下，使中华民族实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为中华文明的未来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

马克思主义成就了中国，中国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建设的道路并不是亦步亦趋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而是运用其原理在实践中创造出自己的特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然带有中国文化的印记。

列宁的建党学说曾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以很大帮助，但我们并不是简单抄袭。俄国和中国同样面临着无产阶级力量比较薄弱，落后的生产方式依然占主导的问题，也都面临着农民占多数或大多数的情况下如何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双方都比较重视从思想上建党，但在具体路径上有差异。如果说列宁建党学说中“思想灌输”是关键词，那么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关键词是“思想觉悟”。一个讲“灌输”，一个讲“觉悟”，体现了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的路径和方法选择上的不同。我们党主要采用启发式、示范式，而不是强迫命令式地开展思想建设。我们党讲思想斗争，主要通过教育引导，不搞“不教而诛”，是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而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肉体消灭。在唯物辩证法的理解上，苏共及前苏联哲学家强调矛盾的斗争性，但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坚持认为：“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毛泽东既讲矛盾的斗争性也讲矛盾的同一性，固然与其长期革命实践的经验密切相关，但不能忽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相反相成”思维的影响。双方在辩证法理解上的差异，实际体现了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对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不同看法。而这种差异，又会在党的具体政策、策略上体现出来，比如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我们对非公有制性质的工商业采取公私合营、赎买等多种形式，既讲斗争、又讲合作；在对外斗争中，我们强调“斗而不破”，不偏激、不走极端；在市场和计划上，也不是采取绝对对立的思维，而是既讲不同点，也讲结合、讲融合，要发挥好各自的优势。

此外，我们意识到同样讲科学社会主义，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还存在一些差异性。恩格斯在《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中说：“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里寻求得救，而社会主义则在现世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因此，西方文化背景下讲社会主义往往会同“得救”相联系，以便基督教文化下的西方百姓能听懂、听明白，那么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定要同“富裕”相联系。对于中国普通百姓来说，最讨喜的寒暄语就是“恭喜发财”，因为富裕是中国百姓的最大愿望。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孔子说：“富之然后教之。”孟子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体现着同样的思维方式——让百姓富裕了然后再讲道理，致富路上不能让一个人掉队，在帮扶和脱贫路上一个都不能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词正应是“富裕”和“共同富裕”。

中国道路的精髓是中国特色

观察现代中国，必然会遇到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今天所取得的成就究竟靠的是什么？世界上曾经或依旧有许多号称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自由市场理论的国家，但很少能实现现代化转型的，有的甚至陷于困境，而中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潜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五千年文明是别人搬不走的、是别人所没有的，中国成功的奥秘很多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去寻找，要从中华民族特性中去寻找。我们要光明正大地把它说出来！只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是现代中国能取得成功的法宝和康庄大道。

我们不能离开中国特色讲中国的发展。我们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归根结底还是对中国特色的自信、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信。中国特色是中国道路的精髓要义。

中国特色有着深刻的内涵，具体体现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独特思维、文化性格和世界观、价值观。笔者通过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梳理，深深感悟到中华民族能够再续辉煌的理由。这里略举几例。

第一，独特思维。从阴阳和合、相反相成中，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一分为二；合二为一；二还是二”的独特思维用于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所谓一分为二，体现在两点论，任何事物都呈现正、反两个方面，有好的、也有坏的，有善的、也有恶的，不能绝对化。所谓的合二为一，体现在“不二”论，如阴与阳、战争与和平、自由与平等、落后与先进等，都寓于统一的事物之中。所谓二还是二，体现在“和而不同”论，两个貌似对立的东西是可以并且必须长期共存的，人为地追求一致，其结果将是“同则不继”。这种中国式智慧就会避免西方文化传统中非白即黑、不是正统就是异端等思维带来的暴力和战争。凡是与我不一致的，凡是价值观不同的，就必须反对、就不允许存在的思想依然顽固地存在于西方一些政客的头脑中。

第二，世俗性。西周以来中国就进入世俗社会，历代圣贤哲人都在努力构建一套不依靠神、不依靠宗教也能建立有序社会的思想体系，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形态。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主题也是世俗化，但遗憾的是迄今依然没能成功构建起不依靠神、不依靠宗教的伦理体系，并把这套伦理体系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生活幸福的基础。西方现代性危机很大程度上源于此，因为上帝死了，一切皆有可能。但中国人不存在上帝死了所带来的惶恐、失序和虚无等焦虑心态。上帝死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就如同隔壁老人家去世了——可以表示同情，但不会妨碍他人继续生活。中国人不需要宗教也能过有意义、有价值的知性生活。自古代开始中国人就认为：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之德。人类的秩序来自于人自身；人类的道德力量来自于人自身；人性之善来自于人自身；是人而非神才是人类社会秩序和道德的基石。作为世俗性社会，中国很早就产生以人为本位而非以神为本位的观念。重视人的主体性、人的价值、人的生命，是中华文化的内核。与世界同时期其他文明相比，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中华文明可谓鹤立鸡群。

第三，坚持以民为本位。《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说明民都是天之子。《尚书》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中国思想中很早就发展出一种以民为本位而非以君为本位、以国为本位的观念，这种观念以各种形态留存在不同历史时期。当把这种观念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把所有人的聪明才智都激发出来，不让一个人掉队，便成为生动而真实的写照。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这样的优秀思想传统并把它转化为一套有效运转的制度，这是了不起的成就！试想，一个能把大部分人或绝大部分人的潜力都激发出来的社会，不成功都难。我们这个时代最奇妙的是，任何奇妙的想法都有可能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笔者坚信，坚持以人为本位、以民为本位的中华文明，具有圆而润智慧的中华民族，是不可能产生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和体制的，一个强盛的中华文明只会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人类进步。

第四，率先垂范和主动揽责。《尚书·召诰》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周公告诫成王要做全天下的楷模。《诗》曰：“尔之教矣，民胥效矣。”在上位者要言传身教，百姓就会效仿。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是从古至今对士君子的普遍道德要求。《尚书·汤诰》曰：“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如果全天下有错，错在我一人；我一人有罪，别连累百姓。这种主动揽责的政风，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二百六十份“罪己诏”，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空前的。西方传统却有着根深蒂固的“替罪羊”文化——通过牺牲他人来摆脱罪孽、纯洁自己。我们很难相信西方历史中会有一位皇帝、一个国王主动向国民自我检讨，指出自己的过错，事实确实没有，甩锅、推卸责任依然是当代西方政治的基本逻辑。可以预见，中华文明中率先垂范和主动揽责的这份担当、这种精神一旦在合适的体制下重新爆发出来，其发展伟力将势不可挡。

第五，理一分殊，治道可变而天道不变。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宇宙间有一个理，能在万事万物中体现，此理便是人心、良知。谁能逃脱天理的规制？谁能不害怕良知的拷问？治理国家的方法可以改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其为民的天道不会变、也不能变。“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圣人当以百姓之心为心。”中国文化中，天命就是民意、天道便是人心。从中国思想中很自然概括出这样的经典：“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华文明的天道是为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治道可变，但天道不变。中华文明定义下的统治合法性就在其中。

第六，天下为公。《吕氏春秋》曰：“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何谓公？无私。何谓无私？孔子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即不偏不倚地对待天下苍生，既不会刻意优待某个人或忽视某个人，也不会因个人好恶作取舍。政府对待管理对象要像天地日月那样，一视同仁、公平对待。中华文明定义下的公，其首义是不偏不倚、客观公正，而非单从财产所有制上说的。中华文明定义下的理想社会不会是柏拉图《理想国》描述的、或者莫尔《乌托邦》描绘的那种纯而又纯的绝对的公有制，它与我们的民族性格不符。可以说，我国现阶段所确立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有着强烈的历史文化支撑。我们所追求的天下大同，不是绝对平均、绝对平等，其中心思想还是各得其所、各得其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真要实现这一点，确实很困难，但这种困难是经过努力可以克服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学的要义就在《大学》里讲的，“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创造物质财富的人很多，寄生者游荡者很少；工作时要尽心竭力，享用时却思虑再三。相反，如果整个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人很少，都不愿意从事艰苦的一、二产业，却有一大群吃闲饭搞内耗的，干活时悠然自得，享受时唯恐不及，即便你掌握着“最先进”的经济学、“最科学”的经济刺激办法、“最精确”的统计结果，也依然无济于事、归于无效。中国人讲“大道至简”，如果我们将传统文化的智慧进行现代性转换，无须猎奇一些时髦的观点，可能会更有助于当下。

（作者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农业农村部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正局长级]；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原载《农民日报》2022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