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薇洲：马克思恩格斯论证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逻辑视角及当代启示

点击：作者：吕薇洲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发布时间:2018-06-05 09:25:50

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替代,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变革资本主义旧制度, 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制度,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反复论证的一个基本原理, 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一原理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及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从根本上粉碎了资产阶级辩护士鼓吹的“资本主义永恒论”, 为无产阶级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历史趋势的论证是多视角、多层次的, 为今天客观认识并正确对待资本主义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一、逻辑起点:阶级对立与“两个必然”

对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发展趋势的论证, 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是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和对立着手的。可以说, 无产阶级的产生、发展及其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对立, 以及在此基础上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问题, 始终是马克思恩格斯密切关注的问题, 是他们探讨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将阶级对立和矛盾作为论证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逻辑起点, 是由其所处时代背景决定的。

众所周知, 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产业革命, 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 已经在欧美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产业革命在促进资本主义经济高度繁荣和迅猛发展的同时, 造就了一个人数众多、日益贫困化且逐步觉悟、日渐成熟的工业无产阶级, 从而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明显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利用机器对无产阶级进行残酷剥削, 使无产阶级陷入贫困、失业和饥饿的境地。两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 已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等欧洲最发达的国家 (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活动的重要国家) 上升到首要地位。

资本主义社会日渐凸显的阶级矛盾和不断激化的阶级斗争, 促使马克思恩格斯在继续进行科学理论研究 (包括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 探讨各种现实的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 的同时, 开始积极投身于当时的革命活动, 深入了解工人阶级发展的状况, 认真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相互推进中, 马克思恩格斯愈来愈清晰地认识到阶级利益的存在, 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及其在未来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19世纪40年代初, 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参与一些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讨论, 并在论战过程中坚定地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 积极为一无所有的贫苦群众辩护, 努力捍卫“下层阶级”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但总体说来, 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认识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 但其观点还没有完全成熟, “还有必要通过彻底的科学探索去详加论证并作进一步发挥”。[1](P51)

为了更好地剖析资本主义社会, 探讨无产阶级如何完成其把全人类从被剥削被压迫的苦难中解放出来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初完成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 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后, 立即将其研究重点转向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领域。同时, 为了更好地把自己的理论认识与社会的政治实践结合起来, 他们也开始注重经常走到工人中间, 与无产阶级组织和团体建立联系, 从而更加科学地论证和阐述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

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这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早的经济学著作中, 恩格斯揭露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实质, 阐述了以劳动和资本相对立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并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工人要生活就得工作, 而土地占有者可以靠地租过活, 资本家可以靠利息过活, 万不得已时, 也可以靠资本或资本化了的土地占有过活。其结果是:劳动得到的仅仅是最必需的东西, 仅仅是一点点生话资料, 而大部分产品则为资本和土地占有所得。”[2](P83)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文中, 把“现实的经济事实作为出发点”, 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剖析, 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中资本与劳动的不可调和的对立, 提出了必须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 才能使社会从私有财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思想。在《神圣家族》中,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异化理论, 考察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和解决的途径等问题, 说明了两大阶级的社会地位, 得出两大阶级具有相反历史作用的结论。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 恩格斯系统阐述了英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史, 深入说明了工人阶级形成壮大的过程;以大量具体生动的材料, 真实地展现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受压迫和剥削的悲惨情景, 明确宣告: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必然会推动它为争取自身解放而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恩格斯从分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产生、发展及其相互对立和斗争入手, 得出了“两个必然”的科学结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 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3](P43)

从上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的论证过程可以看出, 他们“始终把自己的学说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紧紧结合在一起”。[4](P363)在他们看来, “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 因为它是我们目前存在的社会灾难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为了一方面给社会主义理论, 另一方面给那些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有权存在的见解提供坚实的基础, 为了肃清赞成和反对这种理论的一切空想和幻想, 了解无产阶级的状况是十分必要的。”[2](P385)

概括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的科学阐述主要包括: (1) 无产阶级是产业革命的产物,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是从物质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中产生的, 这两个阶级对立的鸿沟,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 越来越深。“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物: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存在”。[5](P525)(2) 无产阶级受剥削和压迫的地位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家利用机器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 使无产阶级陷入贫困、失业和饥饿的境地, 从而造成了从18世纪中叶起,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日益加剧,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根本对立和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3)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无产阶级处在社会的最底层, 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 一无所有, 经济上受剥削, 政治上受压迫, 它的阶级利益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代替是一致的, 同时,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是最革命最坚决最彻底的阶级, 是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强大力量。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充当资产阶级的掘墓人, 承担起推翻资本主义, 创建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正如《资本论》强调的:“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6](P90)恩格斯也指出:“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 从而摆脱阶级斗争, 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因此, 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 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7](P233)

二、经济视角:资本积累与“丧钟论”

资本积累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论证资本主义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又一重要视角。19世纪40年代中期,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认识到, 要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 需要求助于政治经济学, 于是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由哲学、历史学、政治学领域转向政治经济学领域, 撰写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阅读笔记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经济学论著。在这些著述中, 马克思恩格斯深入透彻地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详细具体地阐述了“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2](P711)从再生产过程和历史发展的角度, 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趋势的高度, 系统阐发了资本积累理论, 深入考察了资本积累的必然性、特点以及历史趋势, 并在此基础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 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涉足经济学研究不足一年, 马克思就发表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文, 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探讨, 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初步剖析, 深刻认识到了私有制的本质和基于私有制之上的劳动和资本、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根本对立, 并在此基础上, 论证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 他深刻地指出:“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端, 就必然是整个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2](P172)

1849年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 马克思论述了以剥削雇佣工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 揭示了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关系。他明确指出:“生产资本越增加, 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就越扩大。分工和采用机器的范围越扩大, 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越剧烈, 他们的工资就越减少。”[2](P741)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资本的增加和资产对新的技术、新的生产方法的运用, 一方面造成大量的失业者, 另一方面又使大批较高社会阶层中的人被驱赶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如果说资本增长得迅速, 那么工人之间的竞争就增长得更迅速无比, 就是说, 资本增长得越迅速, 工人阶级的就业手段即生活资料就相对地缩减得越厉害;尽管如此, 资本的迅速增长对雇佣劳动却是最有利的条件。”[2](P742~743)

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以剩余价值为主要线索, 从分析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及其必然趋势出发, 通过系统阐述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和瓜分, 做出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的历史性判断。在马克思看来, 资本积累对资本主义来说具有双重后果:一方面, 通过资本积累, 资本的规模得以扩大, 对于单个资本而言, 可以提高竞争力,获取超额利润, 这也是资本主义具有强烈的积累冲动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 资本积累客观上使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加快, 推动了生产社会化, 又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亡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 资本积累实际上起着加快资本主义灭亡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积累的实质和规律的理论, 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揭示了资本积累的实质, 分析了资本积累的必然性和决定资本积累量的因素。正如《资本论》中明确提出的:“把剩余价值当做资本使用, 或者说, 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 叫做资本积累。”[6](P668)资本积累的实质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化, 是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中, 资本家利用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 不断扩大资本的规模和扩大对雇佣劳动的剥削, 继续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积累的真正来源是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对剩余价值的无止境贪欲, 是驱使资本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 而激烈的竞争则是迫使资本家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外在压力。 (2) 揭示了资本积累对工人阶级命运的影响, 分析了资本积累的规律及其与无产阶级贫困化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和扩大, 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地在资本总量中的比重不断减少, 而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部分在资本总量中的比重不断增加。这种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趋势, 造成了越来越大的排挤工人就业的客观力量, 造成了资本财富积累和工人贫困积累之间的对立运动, 即在资本积累过程中, “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 同时在另一极, 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 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6](P743-744)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追求越来越高的剩余价值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决定性动机, 这一目的和动机决定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化是资本积累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3) 在揭示资本积累历史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丧钟论”。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 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资本积累, 主要是依靠生产力的发展和剥削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来实现的。不断积累资本,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要求, 也是资产阶级的强烈欲望,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 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 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6](P683)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必然是一个连续的再生产过程和剩余价值不断转化为资本的积累过程。在资本积累过程中, 个别资本通过资本的积累、积聚和集中等诸多形式不断增大, 从而使社会财富愈来愈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同时, 随着资本积累的发展, 资本家必然要不断改进技术, 提高劳动生产率, 从而使资本有机构成发生质的变化, 使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率越来越小。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 要求扩大个别资本的规模, 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财富的集中。

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积累及其历史趋势理论, 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被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的客观必然性。正是据此, 他们“做出了资本主义从发生到灭亡的历史性总结, 作为论述资本主义的积累的理论和历史的结论”, [8](P55)“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 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6](P874)

三、基本主线: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经济危机的周期爆发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引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是马克思恩格斯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历史趋势的红线。如果说, 从阶级矛盾和对立入手, 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的阶级条件, 从资本积累规律和趋势着眼, 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的物质条件, 那么, 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做了全面的剖析和论证。

在《共产党宣言》《政治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一系列经典著作中,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其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 透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 进一步连贯而清晰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生产力性质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是资本主义本身不可调和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 “新的生产方式越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 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 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 也必然越加鲜明地表现出来。”[9](P287)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这一基本矛盾, 在阶级关系上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在生产上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生而具有的矛盾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 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就是这一基本矛盾“恶性循环”的结果。经济危机的出现表明:“一方面,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它没有能力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 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 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 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9](P294)因为, 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达到尖锐化程度时, 社会生产结构严重失调, 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 从而引发了经济危机, 而危机的爆发,只能暂时缓解而不能彻底根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这样,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高涨,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重新激化, 必然导致再一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对资本家来说, 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的单纯的实际可能性也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命令。……但是, 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而且, 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 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新的‘恶性循环’”。[5](P555-556)对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有过许多精辟论述。“自从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 整个工商业世界, 一切文明民族及其野蛮程度不同的附属地中的生产和交换, 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5](P556)“生产资本越增加, 它就越是迫不得已地为市场 (这种市场的需求它并不了解) 而生产, 生产就越是超过消费, 供给就越是力图强制需求, 结果危机的发生也就越猛烈而且越频繁。”[2](P752)

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以及由其引发的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深刻地表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因此, 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在这里, 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具体表现入手, 深刻阐释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 并由此得出: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引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过渡性, 表明了资本主义的存在是暂时的, 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生、发展, 决定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 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 最终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替代。

四、生态视角:人与自然的矛盾与两大“和解”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对立、资本积累的过程与趋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等诸多层面, 深刻揭示并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及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而且还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着眼, 也即是说, 从资本主义对资源的滥用、对环境的破坏等角度, 提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应当更加合理地调节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的思想, 进一步论证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论述、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造成破坏的思想、关于只有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达到“人和自然之间, 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的观点, 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以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著述中。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人是自然的产物, 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 “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 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9](P38-39)人类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人类以各种具体劳动为中介与自然发生关系的自然史。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 人与自然的矛盾还没有特别尖锐地表现出来, 但他们还是敏锐地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在他们看来,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自然的占有,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尖锐对立, 从而造成严重的环境危机。正如《资本论》中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 这样一来, 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 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 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 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 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6](P233)

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早在19世纪40年代, 恩格斯就以其在曼彻斯特居住时的见闻为基础, 揭露了当时英国工人阶级居住和生活环境的恶劣状况, 并提出了资本主义所面临的两大“和解”问题, “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2](P63)在《自然辩证法》中,他更是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界的破坏。在他看来, 在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冲动下, 从剥削劳动财富转到掠夺自然财富是资产阶级的必然选择, 资本家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 他们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 最直接的后果, 只要生产能为自己带来剩余价值, 什么工人的持久健康、环境的持续清洁, 资源的永久存在等都可以忽略不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单纯的经济效益已经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淹没和抹煞了。正是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性和自私自利的短视行为, 才导致了他们对大自然的掠夺性开发和利用, 才造成了产业中的生态破坏性, 从而最终使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和自然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污染和破坏的特征。

对于如何彻底解决人类与自然的矛盾, 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也进行了深入思考并给出了比较明确的答案。在他们看来, 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无法解决的一个矛盾, 即便是资本主义在其有限的范围内发展了生产力, 发展自然科学, 这一矛盾也是无法解决的。因为资产阶级的本性, 决定了其尽管在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下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 但决不可能彻底解决人和自然的矛盾。要真正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 从根本上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首先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实现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公有制社会, 从而最终在人类“和解”的基础之上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因此, 马克思把劳动者联合起来并消灭了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解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最高理想, 他明确提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共产主义, 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 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等于自然主义, 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P185)也就是说,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 人类才能摆脱社会关系的束缚, 特别是资本主义各种关系的束缚, 才能成为社会的主人, 才能成为自主的、自由的、自觉的、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的人, 从而成为自然界的主人, 使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因此, 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五、几点启示与思考

第一, “解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是人类面临的两大主题”。[10](P152)从这两大主题出发,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多视角、多层面的论证。对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分别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层面、经济层面、制度层面, 层层递进地进行了具体的历史的剖析。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从资本主义过度消费带来的全球生态灾难着眼, 论证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及其必然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命运。

无论从哪一视角和层面出发, 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始终是贯穿马克思恩格斯论证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全过程的一条红线。

上述表明,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论证, 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运动规律的分析之上, 他们紧紧抓住的, 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具体表现形式。“把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放在它的产生和运动中来加以揭露, 这种方法, 象红线一样贯穿在马克思的全部研究中。”[11](P8)因此, 考察、分析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问题, 也应紧紧围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尤其是这一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而展开。如果说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曾一度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所掩盖, 那么,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演进, 经济危机不仅越来越频繁, 而且越来愈剧烈, 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 更使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制度弊端一览无遗地暴露出来。

第二, 同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自由资本主义相比, 当代资本主义在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资本主义进入到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 [12]其基本矛盾也进一步扩展到全球。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 金融资本“转变成了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 “金融资本借助网络、媒体等新型技术手段实现了金融业资本统治的社会化、大众化, 实现了横向的统治。其次, 金融资本凭借国家经济、政治实力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纵向的统治。”[13]相应地, 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已由一国范围扩展到全球层面, 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派生出来的矛盾更为错综复杂和尖锐突出。

当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显著表现为: (1) 经济全球化造成了跨国垄断资本家与世界范围内劳工之间的对立。在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下, 各资本主义国家政策取向逐步向资本倾斜, 致使雇员的收入下降。工人阶级所遭到的剥削越来越深重。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中存在的这种资强劳弱的态势, 进一步深化了两大阶级间的对立和矛盾。 (2)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国际垄断资本作为垄断的新形式, 凭借强大的资金和技术实力, 在发展中国家攫取高额垄断利润, 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进行盘剥, 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不断激化。这种矛盾和对立, 在经济上突出表现为世界范围内南北发展的差距和贫富两极的分化不断加剧, 在政治上集中体现在发达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反霸权和强权的斗争。(3)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内部的对立和矛盾更加凸显出来, 在这种矛盾和竞争之中, 发达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也在加剧, “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社会生活中, 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社会不平等的扩大。”[14]经济学界的新锐、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 (Thomas Piketty) 以大量数据论证了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日益扩大的不平等, 并阐述了“当前贫富分化程度已经逼近甚至超越了历史高点”这一事实, “2010年以来, 在大多数欧洲国家, 尤其是在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 最富裕的10%人群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最令人惊讶的事实无疑是, 在所有这些社会里, 半数人口几乎一无所有。”[15](P2)2013年, 美国全体劳工的报酬——包括医疗和养老保险等——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至50年来的最低点, 而公司利润在同时期则达到了顶峰。[16]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弊端可能造成的后果, “金融大鳄”索罗斯在20年前就表达过担忧:“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已经造就了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世界,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可能导致社会崩溃”[17]恩格斯更是在一百多年前就有过精辟阐释:资本主义“造成了分配上的对立——一方面, 资本积聚于少数人手中, 另一方面, 一无所有的群众集中在大城市——, 因此它必然要走向灭亡。”[9](P155)

第三, 经济危机的范围已经从马克思恩格斯所详尽描述过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伴而生的生产过剩危机, 进一步扩展到经济结构性危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随着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加速推进, 全球流动性金融资产高速增长, 虚拟经济规模日益增大, 金融业逐渐演变为社会经济的中枢与命脉, 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也频繁发生。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在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出现的金融危机等。“20世纪末以来连绵不绝的国际金融危机, 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政府状态恶性竞争所导致的产能过剩和获得新一轮发展的常态机制, 阻碍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将人们置于不顾任何社会、生态和政治后果的无止境的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制度, 终将被一种全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社会主义新秩序所替代。”[18]尤其是近年来,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 重创了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危机迄今已历时整整8年, 尽管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国家迅速采取了多种反危机举措, 然而, 这种以维护垄断资本利益为出发点的调整, 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也没能改变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脱节的现状, 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引发了社会冲突, 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稳定性、不可持续性、寄生性和腐朽性。近年来, 资本主义国家持续低迷的经济形势、此起彼伏的罢工示威运动以及震惊世界的暴力恐怖事件, 充分表明当代资本主义陷入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全面的系统性危机之中。

第四, 随着危机的不断深化, 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范围、尤其是在西方社会被打上了越来越多的问号。目前, 无论是西方左翼还是西方主流, 越来越多的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 此次危机并不是单纯的金融危机, 而是以金融危机为其突出表现的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 是资本主义体系和制度的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资本主义国家为摆脱危机采取了包括加大对垄断资本的援助, 削减公共开支和社会福利等措施, 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危机造成的经济萧条和失业率增高的现象、在短期内避免了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 但由于这些措施没有改变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 没有触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根基, 因此, 经济危机难以从根本上得到克服。正如不破哲三所言:“资本主义国家的救治措施治标不治本, 资本主义已经无法统治世界。”[19]萨米尔·阿明也指出, 资本主义是已经陈腐过时的系统, 延续资本主义只会导向野蛮状态, 再没有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是可行的。[20]

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积累模式已陷入僵局, 需要进行改革和转型, 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受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不少西方学者都深刻认识到, 资本主义永恒的神话、历史终结于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的论调在资本主义遭遇的制度困境下不攻自破了, “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 战争爆发, 全球不安全, 现在又陷入了经济危机,这一切使得1989年以后所宣扬的更广泛的和平、资本主义繁荣和历史的终结看起来十分荒谬。”[21]曾经极力鼓吹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终结者”的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 也不得不修正其先前的观点, 被迫承认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 并发出了“这场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像美国这样先进的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22]的感慨。所有这些都再度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