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存在几种错误思潮，主要包括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普世价值论”。这几种错误思潮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一定的冲击和挑战。因此，我们必须认清这几种错误思潮的存在形式、社会影响及其内在逻辑，揭露其通过意识形态渗透来达到和平演变的政治目的的本质。

在改革开放已经走过近40个年头，并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我们有理由做到文化自信、意识形态自信。但是，一些非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暗流涌动，甚至开始由暗处走向明处，公开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成冲击和挑战。其中，危害巨大、影响深远的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立的个人主义，二是与爱国主义相对立的历史虚无主义，三是企图直接替代社会主义的所谓“普世价值论”。

一、个人主义

社会主义价值观强调人的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相统一，承认个人自我价值的同时强调只有在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人的自我价值。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集体主义和合作共享精神应该成为主流价值观。

在资本主义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只讲个人价值而不讲社会价值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基于西方自利性经济伦理，认为人所有的行为都是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然后通过市场平衡调节，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价值观在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突出地表现为排他性的自由竞争。这种自由竞争，一方面，充分调动了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社会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贫富两极分化、环境破坏、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社会矛盾尖锐甚至导致社会动荡等。迫于危机和工人阶级运动的压力，资产阶级先后尝试过福利国家政策等缓和矛盾，但是因其个人主义价值观根深蒂固，强调个人权利、个人责任、个人表现仍然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基调和底色。时至今日，在资本主义世界，各种社会分隔日益严重，地区分离主义、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也呈上升势头，这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带来的恶果，也是个人主义价值观在国家政策层面的新表现。

在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个人主义价值观就有所滋长、蔓延，甚至已经渗透到社会的一些层面和生产生活的一些环节。就历史因素而言，这种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文化与封建阶级文化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它们同属剥削文化，都立足一个“私”字。在有着漫长封建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这种立足于“私”的个人主义非常容易找到滋生土壤。就现实原因而言，主要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但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个人主义也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滋生起来并开始渗透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之中。

在生产领域，主要表现为物质主义，即认为物质财富生产得越多越好，生产得越快越好;物质财富拥有得越多，就越有尊严和权力。在企业(尤其私营企业)那里，主要表现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可以不管职工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也可以忽视环境代价;在地方政府官员那里，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至上、经济挂帅、GDP崇拜，经济增长成为最大的政治。当经济本身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就有了实用主义、本位主义，只顾眼前，不惜牺牲将来;只顾个人、本地区，而不管他人、其他地区和子孙后代;把工作效率、工作成绩简单地理解为经济指标数量上的增长，并将这种“成绩”视为自身升迁的资本和前提，而将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等要素置于次要位置甚至全然忽视。这是有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在生活领域，则主要表现为消费主义以及由此衍生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发财的机会多了，个人价值实现的机会也多了。但是，一些人越来越将个人价值的实现程度与物质财富的多寡、消费的高低、权力的大小挂起钩来。为了追逐财富和金钱，有些人不惜权钱交易、造假贩假、违法乱纪。甚至还有些人不惜出卖人格和肉体。这种个人主义甚至已经渗透到党的肌体内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准则》在讲到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时，就明确提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两大歪风，对此我们必须抵制。

但不管是生产环节的物质主义还是生活领域的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这种将自我价值建立在对物质财富的追逐和虚假的满足上，一味地追求物质解放，而忽略精神解放的个人主义，对于我们的社会影响深远、危害严重。一方面，它直接侵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消解人们对集体主义、团结合作和公平正义的信仰。另一方面，它还会自觉不自觉地将物质发展水平作为衡量文化先进落后、文明高低优劣的尺度，进而把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作为追求目标。这样，就很容易产生“文化自卑感”，导致历史虚无主义，也很容易将追求财富、金钱、消费和享乐完全当成一种个人表达、个人权利和自我价值实现，落入西方宣扬的“普世价值”的窠臼。

当前，有些人之所以别有用心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读成“国家资本主义”、“权威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甚至干脆就将之称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某种程度上都是与个人主义在我国泛滥及其所带来的问题分不开的，这是极其危险的社会政治信号!

二、历史虚无主义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开始在社会主义国家流行，并逐渐转变成一种专门拿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作文章，专门为策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动乱制造舆论，专门用来同社会主义制度打心理战的政治思潮。

近年来，这种思潮在我国沉渣泛起且有进一步蔓延之势，其形式与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告别革命”为核心，夸大问题，竭尽“贬损与否定”之能事。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视野里，全然不见中国近代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革所构筑的恢宏历史及其所创造的辉煌成就，反而紧盯其间的一些错误、失误和问题不放，并肆意夸大。他们片面强调“五四运动”后传统文化的断裂，认为是它打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自然进程，以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理性;他们抓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社会主义探索中出现的失误不放，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搞得过早、过急，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合理性;他们刻意渲染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社会道德败坏等负面现象，认为改革开放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以否定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这种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无非就是通过夸大我国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通过虚无成就和贡献，进而“贬损和否定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史、斗争史，丑化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史”[1]，最终“告别革命”。

二是以“恶搞”、“戏说”历史为手段，放大细节，大做“翻案文章”。历史虚无主义习惯于以历史人物回忆录、解密档案等所谓的“最新资料”为基础，从细枝末节入手，对重要历史人物进行重新评价甚至戏说。一方面，他们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涌现的英雄模范人物、甚至马恩等社会主义经典作家的工作经历和生活细节进行深挖与戏说，对他们在人民群众中已经形成的光辉形象进行抹黑和丑化。把马克思说成一个依靠他人接济且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人，把列宁、孙中山说成受帝国主义国家资助回国发动政变的“间谍”，把斯大林说成“暴君”，把毛泽东、邓小平说成中国的专制“皇帝”，甚至把狼牙山五壮士、赵一曼、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等英雄人物也说成包装起来的虚假形象。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历史上已经定案的历史罪人进行美化和洗白。把李鸿章说成一代名相，把蒋介石、汪精卫说成一代伟人，甚至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刘文彩等在他们眼里也成了大善人。这种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无非就是通过碎片化的资料和戏说手段，在丑化英雄人物的同时，美化中国近代以来反动统治阶级和反动历史人物，大作“翻案文章”，以“颠覆我们党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问题的科学结论”[2]。

三是以“科学研究”为旗号，简单对比，寻找所谓历史“原罪”。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看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们擅长以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所惯用的实证方法，通过各种数据和所谓现实来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裁剪历史。他们以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些橄榄型的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世界不仅没有灭亡反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度过了很长一段稳定增长的时期，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他们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的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进行经济发展水平的对比，以证明社会主义并不比资本主义优越。他们甚至直接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旗易帜和仍然高举社会主义旗帜但也像其他转型国家一样进行了市场化改革，来说明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认为社会主义使人类误入了歧途，现在的转型、改革才使这些国家重新走上人类文明的正途。他们以当前中国共产党党内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占比同建党之初乃至革命战争时期的这两大阶级的占比进行对比，来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异化了，以当前社会中出现的贫富分化和腐败现象，来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背离了自己的宗旨，等等。这种类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无非就是从现实的某种需要出发，用所谓的“科学”进行自我包装，用现实比附历史，用个别事件的表象充当历史的本质，把一切曲折和问题都归结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原罪”，以达到抹黑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的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历史成就和抹黑社会主义本身的目的。

三、“普世价值论”

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大意识形态挑战莫过于来自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论”。冷战结束后的20多年来，西方大国把他们所推崇的那套价值观念包装成“普世价值”，把他们所演绎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美化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尺，并以其划线，推行“价值观外交”，把所有不符合他们那一套价值观念的国家视为“异类”，甚至贴上“邪恶国家”“失败国家”的标签，把所有符合其价值观标准的国家视为“自由世界”、“民主同盟”。

正是凭借所谓的“普世价值”，西方世界掌握了国际规则和话语的设定权，肆意批判他国，干涉他国内政。现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垮台了，中国自然成为他们企图“演变”的重点对象。为此，美国借助“价值观外交”在亚太地区建立并巩固其所谓的民主同盟，甚至军事同盟，常常以自由、人权、市场经济国家等为由向中国发难，期望以压促变，将中国纳入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框架之中。

“普世价值论”在本质上只是一种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经济侵略甚至军事侵略进行掩饰、服务和辩护的意识形态[3]。某些西方势力之所以大肆鼓吹“普世价值”，就是为了强制推行资本主义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普世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及其体制的代名词。对此，西方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亨廷顿也坦言，所谓的“普世价值”“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4]。

目前，“普世价值”虽然受到批驳和抵制，但还是频繁地出现在各类论坛、讲坛和媒体上，甚至已转化为国内一些政治和学术界代表人物的思维定势。他们习惯于把中国所有发展中的问题都简单化地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把所有建设和改革中的失误都归结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鼓吹中国只有接受“普世价值”才有前途。他们认为，在经济上，只有学习西方实行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才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在政治上，只有学习西方实行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制度才能解决当前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 在文化上，只有学习西方实行新闻自由和指导思想多元化才能解放思想激发社会的创新活力。当前社会上甚至还有一些人用所谓的“普世价值”故意放大和歪曲我国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把一些非政治事件政治化，把某些地方发生的具体问题说成是“压制民主”、“限制自由”、“剥夺人权”，挑起群体性事件，发酵和激化社会矛盾。[5]

历史上，“没有哪个发达国家当年是秉承新自由主义实现经济崛起的”[6]，也没有哪个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是一天两天就建立完善起来的。现在，也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是通过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而顺利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更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因照搬西式民主而实现国家富强的。相反，接受西方“普世价值”及其制度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所带来的不是繁荣富强，而是政治纷争不断、政局动荡不已、国家软弱涣散。苏联东欧、拉美、北非、西亚等地区无一例外。

历史上，中国为了找到一条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不行。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7]。今天，如果我们不明真相地接受国内外敌对势力所鼓吹的“普世价值”，按照西方制度模式进行自我改造，其结果“只能导致中国崛起计划和社会复兴的自我毁灭”。

四、其间共性及内在逻辑

总的来看，以上错误思潮具有共同的哲学基础、国内外环境，运用相似的技术手段，相互支撑、配合，以达到一致的政治目的。

共同的哲学基础。无论是个人主义还是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其哲学基础都是唯心主义。他们用概念化的形而上学的抽象方法来看待人的本质，将“利己”视为人的“天性”，将体现这种“天性”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以及保障其实现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抽象为“普世价值”和“普世原则”，然后从这些抽象的概念、原则出发去研究历史，去评判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这就是他们的思维方法和理论逻辑。

共同的国际环境。这三种错误思潮都源于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目前，西方将意识形态渗透的对象全面转向中国，尤其是在经济上打压、政治上驯服、军事上围堵、金融上控制中国均告无效的情况下，意识形态渗透、精神殖民便成了主要手段。它们通过经济外交、文化外交、价值观外交等形式，向中国大肆输出其主导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以“个人主义”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基础，以“历史虚无主义”重新定位进而虚无我们的历史，以“普世价值”瓦解我们的社会主义信仰和信心。

共同的国内基础。从历史因素看，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强权的持续压力和先发优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技不如人，并逐渐将这种军事科技的落后归结为制度和文化的不如人。于是，自我矮化，甘当小学生，“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成为一种民族心理和思维习惯，即使是在今天我们已经在很多方面尤其是物质技术方面赶上甚至超过“老师”的背景下，这种思维惯性还在。当然，更为重要的因素还是来自现实，来自改革开放后的国内现实。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后，逐利性的市场经济本身就为个人主义这种观念上层建筑提供了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伴随市场化改革出现的非法私营企业主和党内腐败分子，他们主动迎合个人主义价值观来为自己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提供理念支撑，更希望通过历史虚无主义和所谓的“普世价值”来否定党的领导和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进而用资本主义取而代之，以便让自己的收入和行为合法化。同时，这两类人的生活方式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部分人尤其是一部分年轻人，成为后者模仿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而这两类人及其影响下的一部分人的腐化行为又让另一部分人对现实产生严重不满，怀疑社会，进而误以为只有西方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才能救中国。这就构成了当下西方错误思潮之所以在国内传播蔓延的社会基础。

共同的技术条件。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使得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手段也发生了变化。网络媒体以信息生产传播主体的隐蔽性和互动性，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信息传播内容的海量性和庞杂性，信息传播时间上的即时性和空间上的去边界化等特点和优势日益取代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的主导地位[8]，成为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工具，也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横向联合、互相配合对国人进行洗脑的重要平台。

共同的政治目的。个人主义通过宣扬资产阶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消解社会主义中国的价值观基础;历史虚无主义通过所谓的“还原历史真相”，重新定位、抹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历史;“普世价值观”通过把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和基本制度包装成“世界原则”和“国际标准”，以期用西方模式替代中国道路。这就是三者之间的基本逻辑。如果说当今社会上存在的个人主义及其衍生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等是间接瓦解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思潮，那么历史虚无主义和普世价值观则可以说是旨在直接否定并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思潮。不管怎么说，其目的是一致的：它们都是西方作为意识形态的攻击武器，都是在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国内外敌对势力相互配合对我国“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实施“和平演变”的图谋，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

[1]樊建新：《社会思潮与文化安全》，《红旗文稿》2017年第7期。

[2]樊建新：《社会思潮与文化安全》，《红旗文稿》2017年第7期。

[3]金民卿：《普世价值论的“中国化形态”及其国内土壤分析》，《中华魂》2016年第10期。

[4]〔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构》，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

[5]金民卿: 《普世价值论的“中国化形态”及其国内土壤分析》，《中华魂》2016 年第10 期。

[6]田文林：《政治安全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保障——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体会》，《中华魂》2017年第1期。

[7]《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新华网，2014年4月1日。

[8]轩传树：《互联网时代下的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质、条件与路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3期。

摘录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 年第8期。作者：轩传树，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