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建农 张国柱｜毛泽民校勘《毛泽东自传》
点击： 作者：蒋建农 张国柱 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3-08-30 17:18:34
【摘要】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同胞兄弟，他们的交集不只是在家庭生活和在革命队伍中的交往，还包括毛泽民对毛泽东生平的回忆和记录。
鲜为人知的是，毛泽民1937年在上海期间，曾经两次校勘、修改斯诺根据与毛泽东的谈话撰写的《毛泽东自传》的第一个中译本，即黎明书局1937年11月1日初版和20日再版的《毛泽东自传》，在先期连载于《文摘》和《文摘战时旬刊》的原稿24000多字中，有2000多字的修改和增写。这些改动，既有修辞用语方面的，如将“贫穷的农人”改为“贫农”，将“前线委员会”改为“前敌委员会”；又有史实的校订，如将毛泽东1912年入师范学校读书改为1913年，把杨开慧父亲名字的音译“杨诚志”改为“杨怀中”；还有内容的增添，如关于毛泽东分配土地给农民的方案被陈独秀否决未能提交党的五大讨论的情况，关于二打长沙时毛泽东反对城市中心论的观点，关于“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的战略战术，关于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已经对日宣战的介绍等等。
《毛泽东自传》是唯一依据毛泽东本人口述所创作的毛泽东生平，毛泽民对这个中译本的两次校订丰富了其内容，并大大增加了它的权威性和准确性。
1936年斯诺与毛泽东在保安。
斯诺整理记录的《毛泽东自传》是唯一由毛泽东本人口述的生平，是所有关于毛泽东的口述史料中最权威的经典。
诚如斯诺所言，毛泽东只谈委员会、组织、军队、决议案、战役、战术、措施等等，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在斯诺的一再坚持下，毛泽东向他简要地叙述了自己1936年以前的生平。
在保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完全是凭个人的记忆，没有借助任何档案文件，许多经历是旁听者贺子珍也闻所未闻。因此，错漏在所难免。同时又因为斯诺和翻译不了解当年的背景，不能理解因毛泽东的自谦而语焉不详的未尽之意，这就使得谈话记录和译稿有很多的缺憾。
而历史的因缘附会，却使毛泽民这位最了解毛泽东的人有机会参与校勘这部书稿，这不仅弥补了许多缺陷，而且增添了不少毛泽东没有言及的内容。
这是一段已经尘封80多年的历史。
一、能够校勘的历史背景：毛泽民与毛泽东直接的交集
毛泽民1896年出生于韶山，比毛泽东小3岁。关于二人幼年和少年时期居家读书、劳动、生活的情况，以及自毛泽东1910年离家外出求学起，毛泽民在家帮助父母耕耘经营家务的情况，这里略而不记。
毛泽民从1921年2月随毛泽东举家离开韶山投身革命开始，先是在毛泽东任主事（相当于校长）的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任庶务，负责该校教学行政之外的后勤食宿事务。
期间，毛泽民一方面在附小夜校补习文化，同时在毛泽东主办的湖南自修大学（类似现在党校）补习学校学习，并于同年12月经陈子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毛泽民是这个时期毛泽东在湖南领导建党建团等工作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参加中共一大回到长沙后，毛泽东作为中共湖南支部（湘区委员会）书记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领导开展工人运动是他在领导建党建团之外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毛泽民1922年10月任长沙笔业工会秘书，同年底，他继李立三、刘少奇等之后，被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员会派到安源路矿，担任路矿工人俱乐部经济股长，并在翌年2月筹办了中国工人阶级最早的经济事业组织，也是全国第一个工人入股集资建立的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不久后毛泽民担任合作社的总经理。
在安源，毛泽民见证了1923年4月，在京汉铁路二七惨案后全国工人运动陷于低潮时刻，毛泽东带领蒋先云再次去安源，提出“弯弓待发”的策略原则，要求当地党组织提高警惕，加强防范，齐心奋斗，好好保护工人俱乐部。在二七大罢工被镇压到1925年9月两年多的时间内，由于安源工人阶级艰苦卓绝的斗争，安源成为全国除广东以外，唯一的革命堡垒。这中间也有毛泽民经营工人消费合作社提供经济保障的作用。
1925年2月到6月，毛泽民随回韶山养病的毛泽东与杨开慧一同到家乡，陪同并帮助兄嫂进行农村调查，从办农民夜校启发农民觉悟，再到组织雪耻会、农民协会，进而成立中共韶山支部，发展中共党员，协助毛泽东积累了第一手的农民运动经验。同年8月，毛泽民与兄长毛泽东一起来到广州，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期学习并担任本届农讲所的党总支书记，在此期间毛泽民再次与兄长毛泽东有短暂的交集。
自1926年10月起，毛泽民奉命在汉口筹办长江书店，并任汉口《民国日报》总经理，后负责中共中央各种出版物的发行工作，往返于武汉和上海之间，直至1927年8月、9月间参与兄长毛泽东负责领导的秋收起义的准备和发动工作。这一时期，毛泽民与自1926年11月下旬开始在武汉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毛泽东，有比较多的交集。
自1927年9月一别，时隔4年，直到1931年10月毛泽民与毛泽东才在江西瑞金再次相聚。在此后的6年间，虽然他们兄弟二人因职责分工不同，并不是天天相聚，经常是十天半个月、几个月，甚至最多时有过一次大半年的分离（1937年春到11月底），但一直音讯相通。这是他们投身革命后共同战斗生活在一起时间最长、交往最密切的一段时光。
在毛泽民47年的短暂生涯中，兄长毛泽东无疑是他最信任、最亲近，也是对他影响最深、最受他尊敬的亲人。而毛泽民则是毛泽东从幼年到开始领导全民族抗日战争40年人生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是最了解毛泽东、对他及其家庭帮助最多和贡献最大的人之一。
并且，这种相知相敬，绝不只是亲情，更是出自他与毛泽东共同的革命理想。毛泽民和毛泽覃、毛泽建、杨开慧一样，还都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他们为之奋斗的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
可以肯定地说，对于毛泽东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人生阅历的了解，没有人可以与毛泽民相比拟。
二、勘校可能性历史考证：毛泽民与第一本《毛泽东自传》中文单行本的机缘
1936年7月到10月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中国陕甘宁苏区之行[2]，不仅成就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非凡传奇，而且书写了中国出版史的一幕辉煌篇章。斯诺此行集大成的杰作是《红星照耀中国》（汉译本《西行漫记》），而与之齐名的则是不到三万字的《毛泽东自传》。
从保安回到北平的斯诺，1937年春应美国纽约《亚细亚》（即《ASIA》）月刊编辑的要求，以《毛泽东自传》为题，将他关于毛泽东生平的访谈集中整理成文，于1937年7月至10月，在《亚细亚》月刊第37卷第7号至第10号上连载。
1937年6月号《亚细亚》杂志封面，1937年7月号《亚细亚》杂志发表的《毛泽东自传》第一部分和斯诺在保安拍摄的毛泽东照片（收藏者：杨翔飞）
《毛泽东自传》的公开发表，首先向美国和世界其他英文读者第一次准确系统地介绍了毛泽东的生平，引起了轰动；接着又反馈到中国国内，中国一部分涉外人员和懂英文的知识分子也因此第一次了解到苏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
时任上海复旦大学教务长教授的孙寒冰偶然读到此文，异常欣喜，随即组织他的学生汪衡将其翻译为汉文，经过运作，在孙所创办的《文摘》月刊第2卷第2号（1937年8月1日）开始连载，《毛泽东自传》的第2至第7部分，1937年9月28日至11月8日连载刊登于改刊后的《文摘战时旬刊》第1—6期上，遂使毛泽东生平第一次在国内披露，《文摘》及其改刊后的《文摘战时旬刊》也随之成为当时最热销的出版物。
1937年《文摘战时旬刊》第5号刊登《毛泽东自传》单行本即将问世的广告：“本书是毛泽东先生亲向美国著名记者史诺氏口述生平事迹的忠实记录，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原文在《亚细亚》月刊上分四期发表，经本社译出在《战时旬刊》中连续刊出，曾引起读者莫大注意。现原文最后一章已由航空寄到本社，经汪衡先生全部译出，并请周民先生详加校正，改正原文错误多处。全传共分四章：第一章，一颗红星的幼年；第二章，在动乱中成长起来；第三章，揭开红史的第一页；第四章，英勇忠诚和超人的忍耐力。并附加毛泽东论中日战争、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女士小传。全书四万余字，珍贵照片数十幅，每册售洋两角，外埠加邮二分。”[3]
黎明书局1937年11月1日推出的单行本目录页刊发鸣谢词，再次感谢周民先生。鸣谢词写道：“本书承周民先生详加校正，并指出原文错误多处，谨在这里志谢——译者。”[4]那么，这位“周民”究竟是何人呢？
在当年访谈当事人中，首先可以排除出版《毛泽东自传》时不在上海的毛泽东、马海德、吴亮平、黄华等；其次可以排除斯诺，他当时虽然在上海采访淞沪会战的战况，但在复旦大学文摘社所编的该书单行本的广告词中，却只字未提斯诺参与此事，反而明确“现原文最后一章已由航空寄到本社，经汪衡先生全部译出”，也就是说，他们依据的纽约《亚细亚》杂志刊出的英文本，而不是斯诺直接供稿。
那么，除去当事人，只能是两种人，一是比《毛泽东自传》的译者汪衡更高明的译者，或者就是其他对毛泽东生平非常熟悉之人。
《毛泽东自传》的译者汪衡，原名汪椿宝，1914年8月生于北京。1935年中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后转入经济系。孙寒冰创办《文摘月刊》后，邀请汪衡参加编辑工作。由于汪衡的中、英文基础都很好，工作又十分积极主动，因此《文摘月刊》出版三、四期后，汪衡已成为孙寒冰的得力助手，担负起编辑部的主要工作。而孙寒冰本人曾经留学美国，先后在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和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与文学，获得过经济学硕士学位。[5]其本身的英文功底就很深，汪衡的英文水平如果低下，是很难入其法眼的。因此，周民不应该是一位水平更高的译者。《毛泽东自传》单行本目录页以译者的名义发表向“周民”的致谢词，也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那么，这位对《毛泽东自传》“详加校正，改正原文错误多处”的“周民先生”，究竟是何人呢？
笔者认定，周民就是时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国民经济部部长兼贸易总局局长毛泽民的化名。其理由有四：
（一）《毛泽东自传》单行本的中共因素。
在目前所见到的材料中，未发现孙寒冰及其主持的文摘社和黎明书局与中共方面有何直接的交集与联系，但他们推出的《毛泽东自传》汉译本确实可以明显地证明，二者之间当时有密切的联系。
首先是该书的封面是由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潘汉年题写的书名；其次单行本内封二和内封三刊登的毛泽东题词和毛泽东1937年春的一张近照。毛泽东的题词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这是今日对日作战的总方针。各方面的动员努力，这是达到此总方针的方法，一切动摇游移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该题词是7月13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刚刚一周时毛泽东为全面抗战爆发而题写的，斯诺无从接触，只能是由延安到上海的中共方面人士带来的。值得注意的是，10月8日出版的第二号《文摘战时旬刊》在连载《毛泽东自传》第三部分时已经刊用了这幅题词。
而那幅照片也不是斯诺1936年7月到10月在保安期间拍摄的，同年11月8日出版的第五号《文摘战时旬刊》在连载《毛泽东自传》第六部分时也已经刊用了这幅照片，而此前《亚细亚》在刊出英文本《毛泽东自传》时，则没有此照片。据考证，这幅照片是1937年初春由时任陕西省政府事务股主任的田益民所拍[6]。
这两点足以证明中共方面参与或支持了《毛泽东自传》出版发行，这是毛泽民能够校勘修改书稿的前提。
（二）毛泽民在1937年间先后两次到上海。
先是在年初，以东北军军官的身份到上海购买印刷设备，并动员一批熟练的印刷工人到延安，为即将创刊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的印制工作做准备。
再就是4月初到11月13日上海沦陷，毛泽民和钱之光、钱希均、危拱之、任楚轩等受中共中央委派，通过宋庆龄等渠道，接受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接济中共与红军的15万美元（一说80万元），以及国际工人阶级从法国秘密运来的一笔援助款项。由于不便汇兑，就由毛泽民化名周彬坐阵上海，通过开设一家货栈分批把美元兑换为法币（1935年11月至1948年期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规定发行的货币），再由钱之光等逐次携带至西安，辗转运到延安。毛泽民他们的行动一直得到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李克农和潘汉年等的帮助。
而毛泽民和钱希均夫妇，在1925年11月到1927年春，以及大革命失败后到1931年7月去中央苏区之前，曾两度在上海负责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布尔塞维克》等进步书刊的秘密印刷发行工作。期间与各个书局、报刊社和印刷厂等多有交际。
因此，毛泽民和1929年创办黎明书局并任总编辑的孙寒冰，理论上存在交集的可能。
（三）毛泽民多次用过周姓化名。
据考证，毛泽民一生用过很多化名和笔名，除“杨杰”（1927年到1929年冬在上海时期的化名）外，都是周姓，如周泰安、周方、周泽民、周全（1939年6月到1940年2月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时期的化名）、周韵华（1929年冬到1930年底在天津的化名）、周彬（1937年在上海和后来在新疆工作时期再次使用的化名）等。
1927年9月，毛泽民未能赶上毛泽东秋收起义的队伍，留在长沙任湖南省委交通处长，为便于地下“交通”，曾一度住在毛泽覃当时的妻子周文楠家（周父晚清时曾任知州、知县）。据周文楠回忆：“1927年秋，泽民在我家住时，就改姓周，他和我母亲（周陈轩，毛楚雄的外婆——引者注）相处得很好，就叫她妈妈。”[7]
因此，可以判断周民很可能就是毛泽民的化名。
（四）将《文摘》连载的《毛泽东自传》和11月20日再版的单行本《毛泽东自传》（11月1日的初版已经有所改动，再版时第二次修订）开篇处关于毛泽东家庭情况的表述，进行对照：
“文摘版”：我1893年生于湖南湘潭县；单行本改为：我1893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的韶山冲。
“文摘版”：我家有了15亩田，成为中等的农民了；单行本改为：这时，我家有15亩田，成为中农了。
“文摘版”：我们增加了7亩田之后，祖父死去，但又添了一个小弟弟；单行本改为：在我们增加了7亩田之后，祖父逝世，但又增加了一个小弟弟和两个妹妹。
“文摘版”：我们每年仍有49担谷的剩余；单行本改为：我们每年仍有35担谷的剩余。
关于毛家田产情况，1938年2月由复社按照戈兰次出版公司第一版《红星照耀中国》翻译出版的《西行漫记》，是这样记载的：“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在这田上我们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一家五口每年食用共三十五担，即每人七担，这样每年剩下了二十五担。用这种剩余，我的父亲又积蓄了一点小资本，到后来又买了七亩田，这样我家就归到‘富农’一类了。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到八十四担谷。”[8]
与这段史料相印证，1937年12月底离开延安，先后辗转工作于兰州、新疆和苏联的毛泽民，1939年12月28日，他在莫斯科应共产国际的要求，以毛泽东的口吻代替兄长填写了一份《履历表》，[9]其中写道：“父亲是一个贫农，由于拼命节省，靠做小生意赚了一点钱，赎回了他的田地。原有15亩田，后又买入了7亩田，每年自己耕种收获84石谷。1928年全部被国民党没收充公。”[10]
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献足以印证，是毛泽民对《文摘》版《毛泽东自传》进行了修改。
要知道，自毛泽东1910年离家到湘乡东山学堂读书起，到1921年春节，毛泽东在其父母离世后携杨开慧回韶山，召集毛泽民王淑兰夫妇、毛泽覃赵先桂夫妇和毛泽建商量决定，举家离开家乡，舍家为国全部投身革命，在长达10年多的岁月里，一直是毛泽民在家帮助其父母打理家事，对他们家庭成员和收入的变化，以及毛泽东从幼年到少年求学和生活的情况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也没有理由可以做出上述改动。
因此，我们断定“周民”就是毛泽民的化名。
至于毛泽民在单行本改文中增加了“两个妹妹”之说，乍看起来与事实不符，但仔细推敲起来，又不是空穴来风。这个时期，毛家共增加了三个女性。一个是毛泽东的堂妹毛泽建，后过继到他们家；另一个是毛泽东的原配罗氏，1907年过门到毛家，1910年病逝，列入毛家族谱。
毛泽东对斯诺直言不讳地说过：“我的父母在我十四岁时就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人，[11]不过我并没有和她一起住过——此后也未有过。我不以她为我的妻子，那时根本也不去想她。”[12]由于罗氏年长于毛泽东，虽然从未同房角度可以视为一个女孩子，但肯定不能视为妹妹。
第三个就是这期间嫁入毛家的毛泽民原配王淑兰。毛家兄弟姊妹间的称呼并不是十分规范严谨，王淑兰年龄和身份都比毛泽东小，毛泽东却一直称呼她为“四嫂”（毛泽民排行老四，毛泽东之前曾有两个哥哥均夭折），从毛泽东的角度完全可以视为他的另一个妹妹。
还有一个值得考虑的重要因素是，此前毛泽民为了避免因其从事革命活动给王淑兰带来拖累和危险，已经与王解除了婚姻关系，离婚后的王淑兰仍一直以毛家人自居，在参与革命工作之余和坐牢出狱之后仍回韶山毛家生活。
毛泽民虽然早已不再与她一起生活，但亲情不减。而1937年在上海校改《毛泽东自传》时，毛泽民是在他第二任夫人钱希均陪同下的，因此把王淑兰视同为另一个妹妹，是完全合理的。
三、勘校的内容与意义：毛泽民对《毛泽东自传》的系统校勘和修订
毛泽民关于黎明书局单行本初版、再版对“文摘连载版”的修改，最密集的是在第一章“一颗红星的幼年”，在6900字的篇幅中，删节、订正、增添和调整位置等修改不下400处，密密麻麻。毛泽民对于《毛泽东自传》单行本的系统改动，[13]主要是：
第一，修辞和用语方面的修改。
如“贫穷的农人”，改为“贫农”；“政治名称”改为“政治术语”；“老天不阻旅行人”，改为“天无绝人之路”；“在湖南成立一个新政府”，改为“成立一个新政体”；“大香炉”改为“打箭炉”；“我屡次跨越华南”，改为“横越华南”；“北方军阀”，改为“北洋军阀”；“开了一个课程来训练他们”，改为“训练班”；“一直在党的政治部”，改为“一直在党的政治局”；“前线委员会”，改为“前敌委员会”；“党军政的地方代表”，改为“党政军”；“无限的草原”，改为“无垠”；“召请”改为“邀请”等等。
这些看似字词的订正，但实际已经显现出修订者具有一般的译者不可能具备的阅历背景。
第二，史实或对内容的实质性订正。
如“顾问会议”改为“咨议会”；《民立》（文摘版原文是《民力》）报是“国家主义的革命报纸”，改为“民族主义的革命报纸”；“国民党内部的纠纷”，改为“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皇清御览”改为“《御批通鉴辑览》”；“我断定还是专心求学的好”，改为“单独求学的好”；“我于一九一二年入师范学校的”，改为1913年；“教员中给我最强烈的印象的就是杨诚志”，改写为“一个英国留学生杨怀中”；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改为“陈独秀编辑的著名新文化运动杂志——《新青年》”；“当我正在组织军队而仆仆往返于汉阳矿工及农民卫兵之间时”，改为“当我正在组织军队而仆仆往返于安源矿工及农民自卫兵之间时”；“大家决议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于瑞金”，改为“于兴国”（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确实是在兴国而不是在瑞金——引者）；“我们在铜鼓建立了一个苏维埃”，改为“闽西”等等。
这些改动更是凸显修订者的身份，例如关于秋收起义前毛泽东组织“汉阳矿工”说法之误，很可能源自安源路矿是与汉阳铁厂、大冶铁矿等组合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的名称而来的。而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时则是组织安源一地的工人投入起义，这一情况无论是当时在保安为毛泽东和斯诺充当翻译的吴亮平，还是《亚细亚》所刊《毛泽东自传》英文稿的译者汪衡，都无从了解的，而毛泽民却是为数不多的知情者。
第三，整句、甚至是整段话的增写。这样分为几种情况：
一是增补毛泽东没有提及的情况或解释毛泽东语焉不详的内容。如：“哥老会”，增写为“哥老会（全国闻名的一个秘密结社）”；又如，在述及与学生新兵们讨论社会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时，增写了“我读了几本关于社会主义和它的原理的小册子，并热心地写信和同班的同学讨论这个问题，但只有一个人的回信表示同意”。
二是阐明毛泽东的观点，如关于反对“城市中心论”问题，在论及红军攻打长沙的立三路线问题时，增写了“不过，假如在第一次占领时只作为暂时的举动，并不想守住这个城和建立一个政权，那么它的影响可以说是有益的，因为革命运动所引起的反应是非常大的。所谓错误是关于战略一方面的，就是在后方的苏维埃政权还没有巩固时，企图以长沙为根据地。”并在谈及“立三路线”危害的原文“在某种程度上强迫红军接受这种路线”之后，加写了“不顾在战地中官长的判断。其结果为进攻长沙和进攻南昌的失败。可是在这几次冒险中红军并没有停止游击队的活动，并且打开它的后方让敌人进来。”再如关于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在谈到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时，增写了“获到了绝大的胜利。依据了迅速集中和迅速分散的战术，我们以主力分别攻击各个部队。让国军深入苏维埃领土，然后以超越敌军的人数对于大军隔离的部队突然加以攻击，占据了优势的阵地，使我们可以暂时包围敌人，这样反转了数量上远占优势的敌军的战略利益。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一次围剿完全失败。”还有，关于中共和红军的抗日诉求问题，增写了“在日本侵略"满洲"和上海之后，苏维埃政府早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就和日本正式宣战了。自然，这种宣战，在当时是不能发生效力的。跟着我们又发表宣言号召中国各军结成联合战线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早在一九三三年，苏维埃政府就宣布它情愿根据三个条件和任何军队合作，这三个条件是：停止内战和对苏维埃及红军的攻击；保障群众结社集会言论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武装人民对日抗战。”在这段增写的文字中，有个很重要的史实，即关于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问题。1931年1月中旬，苏区中央局开会讨论第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毛泽东因与中央代表团在抗日问题上对全国形势判断的分歧，会后请假养病。不久，他通过报纸了解到日本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的情况，遂抱病起草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其中没有沿用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九一八事变后发表的宣言文件中“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14]，这个宣言迟至4月15日才在《红色中华》上发表。毛泽民在这里特别提到“1932年2月”，这对学界准确地了解宣战书形成的时间是极为有益的。
需要强调的是，毛泽民增写的这些内容，绝不是出于手足情份的溢美之词，而是出自亲闻亲历。
比如在谈及中共五大召开前的情形时，毛泽民增写了“在湖南，我视察了五个县份的农民组织和政治状况，并作就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方面采取新路线。次春初旬，当我抵武汉时，那里正在举行各省农民代表会议，我就去参加并讨论建议我的主张，即实行广泛的土地分配。大会决议把我的建议提交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但党中央将它否决了。当第五次大会于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召开时，党还是在陈独秀的把持之下，他不顾一切地反对，还是坚持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当时我对于党的政策非常不满。”对于这一过程，当时与毛泽东、毛泽民兄弟同在武汉的蔡和森，就曾记述了大致相同的情形。他写道：长沙马日事变后，“因每日都有逃亡的同志及农民到毛家来”[15]，“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16]当时毛泽东已经有很高的威望，在八七会议上蔡和森、李维汉、陆沉都提议他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7]，被毛泽东婉拒；瞿秋白则认为我党能独立思考者当属泽东，邀他会后到上海参加中央的工作[18]，也被毛泽东以要“上山”“下湖”谢绝。而毛泽民增写的这些内容仅只是对这一历史情况的客观记述，没有丝毫的夸张和粉饰。
此外，《文摘》和《文摘战时旬刊》连载的“毛泽东自传”，没有标题，只是在随机地用“一、二、三、四、五、六、七”，进行分隔以便于连载；而黎明书局的单行本却重新划分了段落，根据内容将全书有机地分为4章，增加了标题即“第一章，一颗红星的幼年；第二章，在动乱中成长起来；第三章，揭开红史的第一页；第四章，英勇忠诚和超人的忍耐力”，从而凸显了《自传》内在的逻辑联系。
这一看似技术性的调整，既不是出自斯诺的原稿，也不是黎明书局编辑和译者能够做主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自毛泽民的手笔。如果将这四章的标题与复社1938年版《西行漫记》第四章“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中的六个小标题相对照（童年时代、长沙时代、革命前期、国民革命时代、苏维埃运动、红军的生长），前者的思想性、生动性和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浓厚的亲情，明显胜之于后者。
1936年7月中旬到10月上旬毛泽东和斯诺谈论自己生平的谈话，根据斯诺、马海德、吴黎平、黄华等当事人一致的记述和回忆，其成稿过程是：毛泽东口述——吴亮平口译——斯诺记录——吴亮平（部分政论性的谈话是由黄华翻译）译成汉文——毛泽东订正——斯诺整理为英文稿发表[19]。
严格地讲，《亚细亚》发表的英文稿《毛泽东自传》，仅仅是斯诺在写作《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经历”的过程稿，与后者相比，汉字篇幅少了近15000字。但它之所以在当时就产生轰动效应，除去发表的时间早、书名吸人眼球和版式新颖等之外，主要是因为其内容——毛泽东。
《毛泽东自传》是唯一依据毛泽东本人系统介绍自己生平的口述形成的史料，也是关于毛泽东的最早、最权威的口述史料，可以说是毛泽东口述史研究的基石。
笔者在80多年后重新研读此书，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了毛泽民对此书的重大贡献。汪衡翻译、《文摘》和《文摘战时旬刊》连载的《毛泽东自传》，汉字字符是24055字，而由毛泽民在黎明书局出版的单行本初版、再版两次校勘改动过的《毛泽东自传》正文（不含附录），汉字字符达到26371字（包括因订正而删节的字数）。
毛泽民的修改，不仅订正了几次翻译和记录中的错漏，而且还纠正了毛泽东本人口述时的记忆错误，增加了毛泽东不曾阐述的内容。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黎明书局版《毛泽东自传》凝结了毛泽东、毛泽民两人对毛泽东生平的回忆，这大大增加了该单行本的权威性和准确性，这是其他所有译本（包括《西行漫记》第四章“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即使是英文本《红星照耀中国》等都无从享有的附加值。
《毛泽东自传》的出版发行，绝不仅仅是中国出版发行史上光彩照人的篇章，它是斯诺掀起的中国苏区热中一缕最耀眼的光芒，是中国共产党人冲破多年的层层封锁向外界发出第一声呐喊，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着一段光荣的历史。
在国共合作掀起全民族抗战第一波高潮的关键时刻，一本通过真实记述中共领袖毛泽东个人生平以客观介绍中国共产党人精神风貌的书籍横空出世，使面临着国破家亡和民族沉沦危机的全中国人民，在迷茫和黑暗中看到了希望和光明，从中感受到一种坚不可摧的精神与力量，领略了一种引导民族走向独立和解放的新思想，从而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族抗战中的作用，增强了亿万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和建设一个独立富强新中国的决心。
（作者：蒋建农，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国柱，正师职退休干部；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原载《毛泽东研究》2023年第3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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