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暴发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这场严重疫情，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正以必胜之心、责任之心、仁爱之心、谨慎之心，坚决打好、打赢这场艰巨的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医疗卫生特别是疫病防治是重大民生问题，更是重大政治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消灭血吸虫病、麻风病、疟疾、鼠疫、霍乱等传染性疾病的人民战争，取得疫病防治的历史性成就。旧社会“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景象，从此一去不复返！重温毛泽东关于卫生防疫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毛泽东熟读中国历史，切身感受过旧中国疫病丛生给人民生命安全和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危害。在他心目中，卫生防疫具有特殊而重要的位置，不仅仅是群众关切、生命攸关的事情，更是决定人心向背、体现党的性质宗旨、事关执政安危的大事。

群众利益无小事。卫生防疫是民生的重中之重，一定要坚持群众观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我们党要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首先“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特别是“生疮害病”这样涉及人命的事。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深刻阐述了这个道理。他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要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他把长冈乡、才溪乡称为“模范乡”，就是因为他们把涉及群众利益的这些“小事”解决了，把组织发动群众这件“大事”办成了。在《长冈乡调查》中，他调研了当地群众生活特别是医疗卫生情况，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把卫生防疫工作明确为党和政府的职责，这在人民卫生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同志来到杭州小营巷视察爱国卫生工作。在这里，他亲切地与居民谈心，肯定了杭州的卫生工作，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热情。图为毛泽东同志视察小营巷的场景。

责任重于泰山。卫生防疫的特殊性，决定了这项工作的政治要求很高，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极端负责的精神。毛泽东经常讲：“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疫病作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危及人民生命健康，严重影响经济发展，极易造成社会恐慌和秩序混乱，更应引起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讲，这是最起码的政治素养和政治责任。对疫情视而不见、闻而不报，麻痹大意、玩忽职守，是绝对不允许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要求非常严格。1951年9月7日，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向中央报告说：“不少省县以下的党、政领导干部，只把不饿死人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对因不卫生而病死人则重视不够，认为是难以避免的‘天灾’。”这个苗头性问题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他看到报告后，马上以中央名义作出指示，严厉指出：“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为引起各级领导足够重视，他列举分析了每年全国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的损失数量，认为这可能超过了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造成的损失，强调“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正是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作出“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的论断，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阐明了卫生防疫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1951年9月7日，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贺诚在给中央关于全国防疫工作的报告中，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卫生工作遵循“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项原则取得的成绩和工作中还存在的缺点。报告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他在以中央名义起草的指示中明确提出：“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图为指示原件。

在毛泽东的关心和领导下，新中国卫生防疫的体制机制很快建立起来，天花、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尤其是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防治取得重大进展。1958年6月30日，当他得知江西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后，兴奋异常，“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第二天清晨，写下著名的《七律二首·送瘟神》。我们党用实际行动兑现了“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承诺。人民群众欢呼：“中国人民有了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不管是天灾人祸还是牛鬼蛇神，什么都不怕！中国人民有力量，中国人民真幸福！”

送走血吸虫病、鼠疫等一个个“瘟神”，并不意味着从此天下太平、乾坤净朗，与各类疫病绝缘。预防和控制传染性疾病，是一场持久战，但往往更是突如其来的遭遇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重大突发公共卫生风险，始终是我们须臾不可放松的大事。新冠肺炎疫情，“对我们来说，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给全党吃了定心丸，让全国人民有了主心骨。疫情发生以来，他时刻关注疫情形势，连续主持召开会议进行研究部署，不断作出重要口头指示和批示，亲赴北京、武汉疫情防控一线调研指导，考察疫情防控科研攻关工作，及时制定疫情防控战略策略和方针政策，领导防控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面对疫情防控这场输不起的战争，中国人民没有退路，只能迎难而上，坚决斗争，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但同时，更要保持战略定力，越是兵临城下，指挥越不能乱，调度越要统一。要认识到疫情的冲击只是短期的，决不能被困难和问题吓倒，更不能慌了手脚、乱了阵脚。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的精神，把党中央的每一项部署、每一个要求都落实到位，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共同打好疫情防控战。

“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

疫病防治是一场战争。这是毛泽东的重要观点，主要强调疫病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十分巨大。他以血吸虫病为例分析说：“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

既然疫病防治是一场战争，那就必须按打仗的方法认真应对。“用药如用兵，用医如用将。”毛泽东从军事和战略的高度，极富创造性地提出疫病防治每个阶段、每个环节的战略战术和方法举措，展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

第一，在疫情初发时，强调要保持高度警惕，及时公开信息，做好防控准备。

如实公开灾情，是毛泽东的一贯要求。1952年春，华北各地疫病相继发生并蔓延发展，主要是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白喉等。毛泽东收到疫情报告后立即批示：“周总理：似宜通令全国各地普遍注意疫情，有疫者治疫，无疫者防疫，并将华北防治时疫文件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办。”　　1959年6月，广东发生严重水灾。毛泽东得知后马上批示：“广东大雨，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

在灾情面前，毛泽东的战略决断力、实事求是精神、科学严谨态度和为民情怀，令人动容!

第二，在疫情防控上，强调要统筹协调，实行“三者结合”的防治策略，即“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

毛泽东历来认为，“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运动不是一个人的事，要大家来做”。疫病防治更是如此。党组织是领导保证，科学家是关键，人民群众是主力军，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就能打赢疫病防治战。

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动员群众广泛参与，是毛泽东始终强调和重视的。发挥科学家尤其是医务工作者的作用，也是他提出的明确要求。“一切卫生医药人员都要振作起来，与党委、群众组成三结合，显示自己的能力”。1956年2月，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写信提出，用火焚烧的办法对消灭钉螺更有效。毛泽东见信后立即批示卫生部重视此意见，并叮嘱“开会时可邀秉志先生前往参加”。这个故事，使血吸虫防治科学工作者深受鼓舞。

第三，在救治病患时，强调要坚持中医和西医相结合，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944年元旦刚过，延安周边出现严重的传染病疫情。5月24日，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特意讲了这件事。他说：“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想什么办法呢？只有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但在当时，一定程度上存在崇尚西医、相信西医，看不起中医的观念。为了使这两种医生组成“统一战线”，共同防治疫病，毛泽东提出“中西医结合”的倡议。他解释说：“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他重视发挥中医的作用，认为“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中医药在疫病救治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充分证明。

图为1950年毛泽东同志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第四，在抗灾救灾时，强调要加强社会救济，解决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生产。

救灾是疫病防治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深知人民生活困难，一遇天灾人祸就是难以承受之重，必须“保证不饿死一个人，不冻死一个人”。“此问题解决的好坏，对各方面影响甚大。”所以，在安排救灾时，他总是强调要“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把保障群众的吃住放在首位，并经常亲自批示调配物资，保证灾区生活供应。

灾后重建是战胜灾害、恢复秩序的根本之策。1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不久，政务院就发出《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指出：“生产救灾是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死问题，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在灾区巩固存在的问题，是开展明年大生产运动、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之一，决不可对这个问题采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在抓生产救灾时，毛泽东尤其关心灾区的税赋负担，强调“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大大减轻民负”。　　毛泽东关于防治疫病的战略战术和思想方法，是新中国卫生防疫工作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已经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得到贯彻和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直接领导和指挥下，我们举全国之力进行疫情防控，采取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防控和救治举措，逐步形成一整套更加科学有效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比如：突出强调“及时准确”和“公开透明”，建立完善的疫情信息通报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群众更多知道党和政府正在做什么、还要做什么，对坚定全社会信心、战胜疫情至为关键。”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要深化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发挥我国负责任大国作用。疫情防控已经成为我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

明确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建立科学精准的疫情防控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提炼概括的“十六字”总要求，字字千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指引作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科研工作者努力攻关，人民群众广泛动员，医务工作者奋不顾身，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闻令而动，构筑起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展示出全国一盘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大制度优势。

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建立健全重大疫情救治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这是当前防控工作的突出任务。”要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加快筛选研发具有较好临床疗效的药物，全力救治患者。他高度赞扬医务人员的奉献精神，要求务必重视对医务人员的保护、关心、爱护。　　把疫情影响降到最低，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作出工作部署。他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越要增强信心、坚定信心。”各级领导干部要扛起责任、经受考验，既有责任担当之勇、又有科学防控之智，既有统筹兼顾之谋、又有组织实施之能，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

实践证明，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各项工作部署是及时的，采取的举措是有力有效的。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充分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应对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高超能力。

“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

“坏事能否变成好事？”这是毛泽东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命题。他认为，“乱子有二重性”，这种事情发生以后，“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这段论述，既富有深刻的哲理性，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他强调：“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坏事变好事”的道理，完全适用于分析传染病疫情这样的灾难性事件。1958年，毛泽东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处理云南因肿病、痢疾、小儿麻疹等导致人员大量死亡事件的。11月25日，他对云南省委的检查报告作出批示，明确指出：云南省委没有及时觉察一部分地方发生的肿病问题，“犯了一个错误”。但是，“坏事变好事，祸兮福所倚”。一方面，“取得教训，得到免疫力，他们再也不犯同类错误了”；另一方面，别的省份也可以从中吸取深刻教训，避免“犯云南那样的错误”。这是毛泽东灵活运用辩证法分析解决问题的集中体现，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这种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的观点，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学习毛泽东的有关论述，联系疫情防控实际，我们在谋划新时代卫生防疫工作时，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

一是树立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与疫病时刻“准备斗争”。疫病的最大特点是不确定性和难以预见性，必须正确看待，保持理性。放松警惕、麻痹大意绝对不行，过度紧张、手忙脚乱更不行。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列举可能遭遇的“十七条困难”时就强调了这一点。其中第十一条困难“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就包括发生瘟疫这样的重大灾难。对这类灾难怎么看？他的答案就是，坚持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做好斗争准备，“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毛泽东这段话，提醒全党居安思危，准备应对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2018年1月，他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讲话中就明确指出：“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性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2019年1月，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深刻阐明需要着力防范化解的各种重大风险。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忧患意识和斗争准备，面对疫情的肆虐，我们才能保持定力、沉着应对。

二是加强党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领导，办好“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这是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工作情况汇报时特别强调的。他指出：“卫生工作队伍很大，管的是全国人民的生老病死问题，任务就很大了。几年来，卫生工作成绩很大，缺点很多，最大的缺点是政治少了。正因为政治少了，所以技术也管不好。党必须领导一切，领导我们的各种工作。你不懂，就不能管我，有这种想法的人是相当多的，要经过较长时期的斗争才能解决。”这段话具有很强针对性。党一旦放松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领导，出现失误，将会对全党工作大局造成重大影响。这方面的教训是惨痛的。

关于如何加强党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领导，毛泽东突出强调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加大支持”，“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在经费方面，除中央预算所列者外，应尽其可能在地方上筹出经费”。另一方面是“加强管理”，主要是解决“政治上少”这个缺点，克服“盲干”和“单干”两种错误倾向。他解释说：“盲干就是忽视了党的领导，没有方向；单干就是忽视集体领导，也就忽视了党的最高原则。”毛泽东对加强政治领导必要性的分析非常深刻，揭示了卫生防疫领域存在突出问题的根源。要知道，不是帮着医疗机构把楼盖起来、把设备买进来就了事了，而是要真正把党的领导作用发挥出来，让“人民卫生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三是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把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就把开展群众卫生运动作为卫生防疫的重要内容来抓。1942年，陕甘宁边区成立防疫总委员会，开展卫生防疫宣传、军民卫生运动、实施接种预防等。新中国成立后，马上在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卫生运动，推动医防结合，把传染病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把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这是毛泽东1960年3月为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时发出的号召，针对的是一些省市区党委因为忙于生产而放松卫生运动的问题。他强调，各级党委要切实重视这项工作，“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复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发动群众，配合生产运动，大搞卫生工作”，“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从本质上讲，就是向落后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宣战，具有“移风易俗、改造世界的意义”。“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现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进入“智能化时代”，但一些落后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仍然挥之不去。尽管食用野生动物风险很大，但不少人还是想过嘴瘾，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重大隐患。对于“野味产业”，对于食用野生动物，我们“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必须深刻认识到，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生态环境，形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迫切需要把新时代的爱国卫生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

四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想尽一切办法”弥补卫生防疫领域的短板。“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困难”，是毛泽东大力提倡的口号，也是一种重要工作方法。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阐发。指出：“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不算很大，有什么了不起呀！比起万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总要好一点吧。长征途中，在过了大渡河以后，究竟怎么走呢？北面统是高山，人口又很少，我们那个时候提出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什么叫千方百计呢？千方者，就是九百九十九方加一方，百计者，就是九十九计加一计。现在你们还没有提出几个方几个计来。各省、中央各部究竟有多少方多少计呀？只要想尽一切办法，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想尽一切办法”，这种积极主动、敢于担当、勇于创新的精气神，正是做好传染性疫病防治工作需要的。要彻底打败疫病这个无影无踪的顽固敌人，没有“想尽一切办法”的韧劲和决心是不行的。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就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出的任务和要求，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把防范的篱笆墙越扎越密，把医治的手段越变越多，一定要打得“瘟神”轻易不敢再露头。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讲到“天灾流行，赤地千里”困难时，专门说了这样一段话：“艰难困苦给共产党以锻炼本领的机会，天灾是一件坏事，但是它里头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共产党有本领就是要在这种情况下打出一条生路来！”

这段铿锵有力、充满激情的话，读后使人无比振奋，对战胜疫情充满信心。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面对这场重大疫情的严峻考验，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雄厚的综合实力，有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我们一定能战胜这场疫情，也一定能够保持我国经济社会良好发展势头，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

来源：《求是》2020/06

作者：万建武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