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软实力中，意识形态是最强大的软实力，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孙子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意识形态竞争更是如此。看看苏联、东欧，看看中东，看看为什么美国历来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竞争，千方百计把自己打造成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我们会认识得更加深刻。

如何走出经济政治困局？如何进行经济政治的改革，让经济政治进入良性循环，避开特殊利益集团和党派利益的陷阱？如何调整战略？总之，如何准确把握政治经济现状，开出有持续疗效的药方？美国除了向盟友，向竞争对手，向低收入国家剪羊毛，搞美国优先以外，别无良策。当年罗斯福和西方在大萧条以后得以走出危机，是有理论创新的。而现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已经走入困局。面对中下层的反叛，建制派有正确的理论解释吗？没有。新自由主义，因为它代表了少数富有阶层的利益，而这个阶层控制着政治和意识形态，依然占有巨大的意识形态话语权。

美国精英对中下层民主的真实态度

中国的某些知识界和媒体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有太多的偏爱和过度的解读。他们热情地介入关于“民主”的意识形态争论。其实，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精英在国内推行的是一套“削减民主”的过程。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包括两个方面：经济上的财富集中，政治上的权力集中。作为意识形态的反映，70年代在美国出现了两份宣言：一份是刘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的推动经济意识形态的宣言（参见拙作《大国兴衰》）；另一份是1975年三边委员会的《民主的危机》（The Crisis of Democracy）。这份报告指出，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民主面临危机。危机主要不是来自苏联，而是来自西方或美国自身；危机的实质不是民主太少了，而是民主太多了。它明确指出，美国民主的危机是因为中下层享有太多的民主，“过度民主”（Excessof Democracy）是民主的最大问题。它提出的摆脱民主危机的方案是“削减民主”（Moderation of Democracy）。它指出，60—70年代的民权运动或西欧高涨的民主运动是民主的最大危机。它说，中下层高涨的政治热情导致了民主的危机；它说，那些原本对政治冷淡的阶层或群体，产生了政治热情，结成一种力量介入政治程序是可怕的。总之，它说，民主的正常有效运作，必须建立在广大中下层对政治的冷漠和疏远上面；广大中下层的民主权利导致民主的危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新自由主义主导的80年代以后，美国中下层政治热情的普遍下降。

关于“民主”的争论是一场虚假的争论，实质是地缘政治。如果我们把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宣言和经济宣言放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发现下面这个基本线索：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削减中下层的政治权力；在经济上削减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读者可能要问，那么，这些权力转移到谁的手中去了呢？当然是极少数富有阶层。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国内推行的“削减民主”，同它在全世界公开推行的有天壤之别。一方面在国内压缩中下层民主权力，一方面在其他国家推动“民主”。美国对“民主”内外有别的现象，反映了美国精英对中下层“民主”的真实态度，也反映了“民主”这个意识形态成了地缘政治的工具的事实。那些追求“普世价值”的人们，那些以为美国精英阶层安排的制度有利于广大中下层的民主参与的人们，真需要认真读一读这两份文件，做一个清醒的思考者。那些以为“普世价值”可以帮助中国的人，更不能干被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的买卖；尤其不要把别人的地缘政治工具，当成一场民主的盛宴。2016年美国中下层根据自身困境而对美国建制的批判，为美国的这个国内战略提供了历史性的注释。关于对中下层的戒备，在美国可以一直追溯到开国那一代精英。在美国，许多中小学生都知道，美国不是“民主”国家，而是共和国（Repbulic）。

鲍威尔的报告来自美国“右边”的社会光谱，而《民主的危机》来自“左边”的政治光谱。提出《民主的危机》的三边委员会为美国提供过许多包括总统在内的高官，这就是它的影响力、执行力。这两份报告，一个要从经济上将财富集中到富有阶层手中，一个要从政治上将权力集中到富有阶层手中，从而左右合流。这两份报告是理解美国1980年以来政经走向的关键，是理解当今美国现状的关键。这种经济和政治结合，“右”和“左”两个政党联手，一起针对中下层的历史现象，值得那些善良的、希望中国照抄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人深思。

美国如何打造主流意识形态？

美国是如何推动这两份报告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呢？我曾在拙作《大国兴衰》中介绍过，今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美国如何打造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般历史，作为一个补充。

美国的统治集团对意识形态没有天真的幻想。美国占领意识形态高地，首先是正向激励机制，其中大致有三点。

1.美国精英阶层对意识形态的控制非常简单，釜底抽薪，让不当言论发表者的生存都出现问题，把所有舞台拆掉，把聚光灯移走。没有听众，没有鲜花，没有掌声，让他们在寂静中享受言论自由。

2.利用庞大的经济社会政治资源，用大量的名誉地位和经济报酬去培养那些追随主流意识形态的人士，打造出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高知名度团队。这些人都有许多桂冠、头衔和荣誉。精英阶层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酬劳意识形态的掘墓人，更不会让它变成许多人谋求利益的手段。他们出巨资支持大量的保守智库、研究机构、出版物和新闻媒体，推出许多含有意识形态、经济政治议程的“独立”的研究报告。

3.行业自律。以美国电影界为例，从迪士尼开始，在它的倡导下就形成了行业自律，提倡主流价值；非主流电影很难获得投资和票房；等等。行业自律也受到企业界的遵守和配合。比如当年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有些大电视台的主持人因公开批评而失去工作，没有哪家私有企业再雇用他们。可能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方面，很少有企业愿意开罪政府；另一方面，美国企业还是讲究“政治正确”的，他们有时候可能批评政府的某一项或几项政策，但是在根本制度和根本的意识形态上是不会对着干的。维护现行的制度和根本利益还是业界的主要考量。美国企业是没有推墙派的。

美国意识形态战略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严格坚持法治原则。比如，在20世纪初期，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非常有影响力，有的人还选进了国会（如维克托•伯杰）。在一战时期，由于社会主义政党反对美国参战（相当于在中国反对抗美援朝，反对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反对捍卫钓鱼岛和南海诸岛），当时的威尔逊总统，签署了《间谍法》，规定任何人，只要有意导致（其他人）对美国的不忠，不服从，反抗政府，逃避兵役等等，就会被判高达20年监禁。结果许多社会主义者被指控为“自愿的间谍”（即没有人雇用他们），代表德国的利益（一战德国是盟国的对立面），代表布尔什维克的利益，等等，被联邦检察官起诉而投入监狱。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位反战的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尤金•维克托•德布斯（Eugene V.Debs）在俄亥俄州坎顿一所监狱探望三位服刑的社会主义者，出来以后，在横对面的街道上发表不满的演讲。他被立即逮捕然后判刑。有人统计当时大约有300万人因此获罪（Zinn，1980:360）。同时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同盟军的工人运动也受到联邦政府的弹压，1920年，纽约州议会还驱逐了5名社会主义议员。从那以后，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陷入低潮，直到40年代。

美国是如何在大学实施学术自由的？大学应当鼓励和坚持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科学发展、技术创新的必需条件；良好的学术自由环境还是培养创新思考和创新人才的条件。限制学术自由就是限制科学和创新的发展。但是，学术自由不是没有限制和责任的。美国把学术自由严格地限制在学术的范围内。每个大学都有教师手册，对这些有明确的规定。为了叙述方便，我们来看一看美国大学教师协会2002年5月的一篇报告，题目是《大学教师和学校的学术自由》（Academy Freedom of Professorsand In stitutions）。我们先看教师个人的学术自由。该报告是这样表述的：

老师享有研究和发表研究成果的完全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受限于他们在其他教学责任上的合格表现；老师享有在课堂上讨论他们学科的自由，但是，他们必须避免在他们的授课中引入同他们学科无关的有争议的东西……只有当他们的言论与科目密切相关的时候，老师在课堂上的讲话才受言论自由的保护……他们作为公民而发言和出版的时候……他们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加给他们特殊的责任。作为学者或教育官员必须牢记，公众会通过他们的言论来判断他们的职业和机构，所以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准确，都必须行使恰当的自我约束限制，都必须表现对其他人观点的尊重……

这些都是非常明确的定义，划出了明显的责任边界。可见一个老师如不合格地履行教师的所有职责，是不享有学术自由的，而且学术自由仅是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面的研究和出版的自由，不能超越这个边界；教师是不能在课堂上，超出自己的学科范围，引入那些挑起争论的宗教、社会、经济、政治或其他话题的，更不能在公共场所发表一些没有依据、无自我约束的言论。所以，“学术自由”不是完全没禁区的。你首先必须是一个合格的老师，才有学术自由。你只在自己的学术领域才有学术自由；你不是研究近代历史的，你就不享有在课堂上大量发表关于近现代历史的挑起争议的看法的自由；你是研究经济的，就不享有在课堂上大量发表与经济无关的、关于宗教或政治的、挑起争议的看法的自由。在公共场所，你不享有故意利用不真实的材料来支撑你的观点的自由。这篇报告还指出，学术自由并不绝对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学术自由不能绝对，不能高于其他一切。关于大学机构的自治问题，报告指出，“正如教师个人的学术自由不是不受限制的，大学的学术自由也是有它的限制的。”所以，大学自治也不是无限制的，是有边界的。美国大学分公立和私立，而公立大学的教师是公共机构的雇员，所以他们的自由还要考量公共关切（Public Concern）的事项，不能干扰公共关切事项。

美国在书写历史的时候，总是为英雄讳。在正史中看不到华盛顿在独立战争中是如何负面评论那些同英国作战的中下层的，看不到杰斐逊是奴隶主的记载。在历史评价中，短期的折中需要是几十年之争，历史书写权是千年之争。前者争夺的是权宜，后者争夺的是不朽，是所继承的事业的不朽，是自己事业的不朽。在塑造自己的历史传统方面，欧洲人和美国有相通之处。如果西方要客观，就必须奉东罗马帝国为正朔；如果西方要“尊重史实”，就必须把俄罗斯当成罗马文明的传人。西方人是高明的，为了不朽的千年大计，是不会去斤斤计较那些不利于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所谓客观的历史事实的。最广为传唱的历史是史诗；最能不朽的历史是神话。塑造一个民族的伟大历史和灵魂，不是纠缠历史细节的那些雕虫小技，而是叙述历史的那些宏大诗篇。美国早期的许多领导人都有许多这样那样的“错误”，比如杰斐逊过分强调州权，在某种程度上，内战时期南方邦联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杰斐逊的州权理论。而正统正面的历史，塑造着美国人的灵魂，为美国制度打下了长久的民心基础。民心是可以塑造的，而塑造民心的最好方法就是历史。历史就是由象征符号表达的。如果一个民族摧毁了这些象征符号，也就摧毁了历史，摧毁了民族的灵魂。

这些美国历史上产生巨大作用的意识形态“工程”，从立国开始，就打造出意识形态的“金”工程，为美国制度赢得了200多年的稳定。20世纪70年代以来，又打造出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70年代以前，美国的各种公开的意识形态还比较多，有的还非常有影响。但是，从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被新自由主义垄断。新自由主义唯我独尊，不是偶然的。从2016年的大选来看，这个意识形态受到左右两翼中下层的抛弃。

为什么意识形态是“存亡之地”？

美国精英阶层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打造证明了什么？在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总是会利用控制的经济资源去打造符合自己利益的意识形态，让这个意识形态反映这种存在，推动这种存在；而不同的意识形态又可能会对这个经济关系起到推动或破坏的作用。美国精英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实践是不是验证了马克思的论断？

美国不仅是一个军事上的超级大国，也是意识形态上的超级大国。当年同苏联不仅在军备上竞争，更是在意识形态上竞争。苏联的失败，始于意识形态竞争的自我矮化。苏联最后的领导人，主动放弃了意识形态，这是溃败的主要原因。苏联解体后，美国在国际上曾经垄断着话语权，即使在国力衰落的今天，依然有着强大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美国在这两个方面的超级大国地位是许多代人精心努力的结果。毛主席讲枪杆子、笔杆子，美国又何尝不是？美国在这方面的作为，值得好好研究，看看有没有值得借鉴的。那些抽象的价值，它可以要别人把它当饭吃，它自己可不会拿它来充饥。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就是掌握人心的话语权，就是掌握国家甚至其他国家未来道路的话语权，就是在国际上占领道德高地、左右国际舆论、合纵连横的话语权，就是裁决制度合理性的话语权。在国际上，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还是捍卫和寻求自己利益的行动权。在意识形态上无所作为，就如同在敌人入侵的时候无所作为一样。

记得王明阳讲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任何一个制度或国家，必须建立在人民的心中才能长治久安。这就是为什么卢梭认为他最重要的作品是《爱弥儿》，而中国从周公制礼开始就力图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图通过系统工程把国家制度建立在人们心中，建立在人们的行为规范中。美国成功的经验何尝不是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精英显然意识到，意识形态领域，如果体现国家制度的观念不去占领，那么否定国家制度的观念就会去占领。这就可以理解，一个强大的帝国，为什么不能容忍教师在课堂上发表超出自己学科范围的、引起争论的言论。是帝国太脆弱，容不下一张不受约束的讲台？不是。是因为它太重要。在意识形态上任别人起舞是非常危险的。放弃自己的话语权或在自己的话语权上软弱无力，那么别人的价值和话语体系就会变成你的尺度，就会变成裁决你的尺度，你的旗帜道路和制度就会越来越弱，最后被突破。结果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国家动荡，几十年建设成就毁于一旦。这样的例子太多。意识形态是根本利益，是核心利益，是发展利益，是国家的战略利益。在意识形态上要敢于亮剑，要旗帜鲜明，要有坚韧的定力。

为什么意识形态是“存亡之地”？其实马克思早就高瞻远瞩地告诫过我们：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对存在有反作用。不要忽视意识形态对存在的反作用。对任何国家而言，如果你的意识形态都改变了，你的那条道路、那些经济政治制度还能存在多久呢？你那杆旗还能扛多久呢？

我们过去在国际竞争中很重视经济竞争，意识形态的竞争可能不是我们的重点。这种看法，可能要重温意识和存在关系的辩证法。我们不能放弃经济竞争，但是不能不坚定地坚持旗帜、道路和制度。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就是你的制度、道路和理论的话语权，就是你的生存方式的话语权。在这个方面，不可以“韬光养晦”。中华民族从1840年到1921年，到1949年，特别是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探索出了一条复兴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仅体现在我们具体的制度和做法上面，也体现在意识形态、思想和道路上面。放在大历史里，这个话语权不能有半点含糊和软弱，否则，就迟早会出现颠覆性变化。现在这条道路和制度后面有一种无比坚强毫不动摇的意志和决心。这种决心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是全面复兴的保证。中国全面复兴的伟业呼唤我们成为意识形态的大国，成为反映历史的理论大国。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有出路吗？新自由主义导致了财富的垄断、政治权力的垄断和意识形态的垄断。它提倡私有化，扩大贫富差距，反对必要的政府干预，成就了少数富有阶层高度集中财富和权力的愿望，却以美国的相对衰落和中下层的急剧贫困化为代价。它无法揭示美国经济的深层危机。它只涉及个体的利润动机，却回避且无法回答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没有回答公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回答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国家政治制度和担纲集团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问题，没有回答消除贫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回答如何防止金融泡沫，实体经济空心化，如何处理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如何防止资本巨鳄极度收敛财富的问题。它把原教旨市场经济描绘成一个乌托邦，没有回答如何防止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的问题，没有回答经济发展和政治社会稳定的关系，没有回答公平同民主的关系。我们曾经指出，公平是自由的基础，公平是民主的基础，公平是法治的基础，公平是言论自由的基础（参见拙作《中国，你要警惕》）。财富高度集中带来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导致广大中下层自由民主权利的丧失。这是美国中下层和2017年特朗普就职演讲提到的现实。在财富集中的情况下，如何防止政治权力被富有阶层垄断？新自由主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更没有回答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如何消除贫困，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西方那一套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陷入了僵局，更没有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有效的方案。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过去几十年采取了西方提出的方案，今天依然在贫困中奋斗。出路在哪里？有没有不同的思路？有没有不同的选择？我们的时代需要不同的道路，我们的时代呼唤不同的方案，发展中国家在寻求不同的方案。

中国迎来了意识形态的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眼光。一条不同道路和她的光辉成就展现在世界面前。具有5000年连绵不断文明和历史的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不断探索复兴的道路。从1949年起，经历了站起来和富起来两个承接相续的30年，现在已经进入了强起来的第三个30年。一个强盛富有的新中国，取代了软弱贫穷的旧中国。到2020年，我们将消除贫困，让每个人分享中国复兴的成就！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是谁，无论你现在有多么的贫困，无论你居住在大山的哪一个褶皱，无论你的家乡曾经有多么贫瘠，无论你手上有多少厚茧，无论你的脸上印有多少风霜，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都会挽起你的手臂，14亿人手挽着手一起走出贫困，一起分享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成果！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14亿人口，将消除绝对贫困！这在世界历史上有过吗？没有。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吗？没有。这是多么伟大的成就！是几十年薪火相传，持续奋斗的结果。伴随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方案出现在大历史的视野里。中国给人类贡献了中国道路和中国方案，中国的意识形态必然走上世界舞台。

意识形态是千年工程。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小看意识形态的竞争，认为它改变不了什么。这是误解。意识形态的竞争改变的是人心，是人的价值选择，是现存制度和国家的人心基础和价值基础。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向背是天下得失的根本。民心不是静止的船舶，民心是流动的长河。民心需要争取，需要赢得，需要塑造，需要培育。意识形态战略就是话语权战略、民心战略。意识形态的竞争是成本最低的竞争，然而却是报酬最高的竞争。在所有的软实力中，意识形态是最强大的软实力，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孙子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意识形态竞争更是如此。看看苏联、东欧，看看中东，看看为什么美国历来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竞争，千方百计把自己打造成意识形态的价值标准，我们会认识得更加深刻。

【黄树东，察网专栏学者，本文的基本观点在黄树东近期出版的新书《制度与繁荣》中有详细的论述。《制度与繁荣》，2018年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