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劳动节，是劳动者的节日。过去，一说到劳动者，人们头脑中的概念都很清楚，即那些在生产一线从事劳动工作的人们。后来，情况似乎有些改变。这种改变是从评选劳动模范时开始出现的。

自八十年代之后，在每年评选劳动模范的名单上，开始出现了某单位党委书记的职务。当时看了以后，感觉有点奇怪。为什么担任了党委书记，也可以评选为劳动模范吗？后来似乎有人出来解释，说党委书记也是从事某种劳动的。他们在工作中付出得也很多，也很辛苦。有些做出了成绩的党委书记，当然可以被评为劳动模范了。再后来，劳动模范的名单上也出现了企业家的职务。也有人出来解释说，企业家付出的劳动，一点不比在一线工作的劳动者要少。而且他们担负着经营企业的重担，整天殚精竭虑，非常辛苦。所以，有些企业家被评为劳动模范也是很正常的。

开始，我也没有在意这样的事情。后来，感觉味道不对。我们不是说党委书记或者企业家在他们的工作中没有付出劳动，而且我也认为，他们付出的艰辛有时候也是非常人所能承受的。当然，如果要进行表彰，做党委书记的可以评选他们为优秀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也可以评选他们为先进工作者，等等。作为企业家，可以评选他们为优秀企业家，或者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家等。劳动模范这个称号，应该就是为在一线从事生产劳动的基层劳动者授予的。

在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当时评选劳动模范、生产模范就是从当地的农民中评选的。在劳动模范和生产模范里，有种地的，有纺纱的。在种地的劳动模范里，有土地开垦得多的，有粮食收成得多的，还有一些在其他领域里有特殊贡献的劳动者。没听说哪个搞大生产的部队领导被评为劳动模范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搞大生产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后来都创作了歌曲《南泥湾》，那也没有把旅长王震评为劳动模范。

在中国，人们或许可以把企业家、把党的领导干部看作是劳动者。但是，他们工作的性质与那些在一线从事生产劳动的基层劳动者相比，他们与生产一线劳动者还是有着某种差异的。他们没有直接从事生产活动，他们更多的是起着某种领导职能，或者决策职能。这样的工作当然也很重要，但晕种工作毕竟不是在一线从事的生产劳动。

而且，如果在我们劳动模范的名单里，出现太多的党委书记、企业家等职务，势必就减少了在一线工作的普通劳动者的比例。这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应该的。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年的劳动模范，几乎全部都是在一线的生产劳动者。后来增加了商业服务业里的优秀劳动者。如果要比起党的领导干部和企业家来，在一线的教师、在一线的医生、护士等劳动者，还有在一线进行艰苦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们，他们应该更有资格被评为劳动模范。可是，在五六十年代，似乎在教育与卫生领域里，在科研战线上，真正被评为劳动模范的如果不是一个没有，那数量也是非常之少。今天在这些领域里，被评为劳动模范的人数似乎比过去要多了一些。

为什么评选劳动模范主要就应该从基层一线生产岗位上的劳动者中来选拔。道理并不复杂。在旧社会，这样的劳动者从来没有得到过任何尊重，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每天除了辛勤劳作之外，还会遭受到有闲阶级的歧视与侮辱。没有人认为他们付出的劳动是高尚的，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只有新中国诞生了，劳动人民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整个社会都在宣扬劳动光荣，劳动者光荣。大批在一线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农民和其他行业的劳动者才有可能被评为各级劳动模范。1959年的群英会就充分展示出这种辉煌的盛况。铁人王进喜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另外，鞍山钢铁公司的孟泰、王崇伦，北京四季青公社的李墨林，从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一直到现在还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山西农民申纪兰，青岛纺织工人郝建秀，西安纺织工人赵梦桃，上海纺织工人裔式娟，北京永定机械厂工人、发明了群钻的倪志福，北京掏粪工人时传祥，北京百货大楼售货员张秉贵，还有成千上万的一线劳动者成为了著名的劳动模范。一首《咱们工人有力量》也充分反映了这种豪迈的情怀。现在这支歌也还在唱，电台、电视台也时有播放，但播放的次数大大地被减少了。工人阶级只是在某种特定的宣传场合才被说成是领导阶级，而在日常生活中，做一名工人似乎早就不是什么光荣的事，而是这个人相对无能的一种标签。幸而这些年还有一些劳动技能的竞赛活动，那些有着特殊优秀技艺的工人通过这样的比赛，能够崭露头角，展示他们高超的技艺和才华。同时，也让全社会知道，我们国家对于这样的劳动者是很尊重的，也是很看重的。这些优秀的劳动者是我们国家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要人才。而且还会告诉整个社会，从事这些劳动的人才也是很光荣的。

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财富，劳动者最光荣，这个在建国初期人尽皆知的道理，到了今天，似乎已经很少能够听到了。孩子们在今天社会里的耳濡目染，已经几乎没有人把将来成为一个有才华有能力的工匠作为自己未来的理想。其实，今天在有的孩子那里，他们幼年的兴趣已经与将来做一个能工巧匠有着某种较为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师长，很有可能把他们的这一类兴趣早早地就给扼杀掉。他们不能允许自己的孩子们或者自己的学生将来做那样的工作。学校里把那些考不上高中或者大学的学生称为被分流的一类。而一旦归于这样的一类，就把他们已经打入另册了。在这些学校和教师的眼里，以及有些学生的家长眼里，那种工作既不能出人头地，又不能光宗耀祖。而且这些工作被这样的父母与师长看成是没有出息的工作，如果将来要做这样的工作，也是没有出路和前途的。今天的孩子们，有不少连科学家都不在他们考虑未来的职业选项之中。有的是要当大官，因为有权力搞特权、搞腐败。有的是要当大老板，因为可以赚大钱，赚很多很多的钱。还有的是要光明星，同样在那些看上去光芒耀眼的名气之外，同样也可以赚到很多很多的钱。这些职业，几乎没有一个是与生产一线的劳动有着更为直接和密切的关系。但是，今天社会的导向就是如此。这有理由让我们感到那么一点悲哀吗？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些情况的出现本来是不应该的。而现在又确实出现了，而且还很根深蒂固，这表明我们这个社会，在某些方面确实是生了病的。这样的病应该得到治疗，不能听之任之发展下去。要不然，将来还是要出大问题的。

【胡懋仁，察网专栏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北航老胡之闲话”  原标题为《劳动者的光荣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