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美国的的主导下，国际垄断资本开始逐步对华为公司进行技术封锁和贸易限制，华为公司的处境举步维艰，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华为公司对此充满了高昂的信心，同时其也获得了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如果不立即完善我国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计划性，我们永远无法避免类似的事件重演。

爱国主义是一种激昂的充满力量的情感，但是在一段时期以后，是一定会退潮的，我们不能仅凭爱国主义等对抗美国的贸易战，只有通过具体的改革和调整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后，我们才能在这场战争中胜出。

我们知道，社会化大生产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生活在资本主义早期的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亚当·斯密，就曾经向当时的统治阶级提出要求废除封建束缚，自由的剥削雇佣劳动者，自由的进行商品交易，即仅靠价值规律和市场自我调节来促进社会发展，同时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他认为，“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国家干预和“管制几乎毫无例外地必定是无用的或有害的。”[1]当时资本主义正处于从手工业向大工业过渡的阶段，基本矛盾还没有充分展开，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是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

但是，亚当·斯密逝世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和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分工进一步扩大，生产者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各种需要成为一个自然的体系，各种产品的生产成为一个自然的体系，生产和需要之间的联系也成为一个自然的体系，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已经形成为了一个整体。这标志着生产社会化的初步完成，而社会化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但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又使社会对生产过程的任何监督和调节都会成为对资本家个人的权利的侵犯，因而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只能处在无政府状态之下，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部门的分配也只能处在无政府状态之下了。

由于整个社会生产和需要之间的脱节，必然是当市场扩张时，就疯狂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上商品充斥的现象；而当市场萎缩时，生产就出现萎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这样沿着马克思所概括的“中常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阶段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危机一旦发生，“剩余”产品堆满仓库，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

比如，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增速中“有计划”的国企和“无计划”的私企就存在着较大的分化。2018年2-8月，在盈利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额累计同比增速为27%，远远高于私营企业的10%。同期，在亏损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亏损额累计同比增速为-11%，亏损状况持续大幅度改善，而同期私营企业的增速为21%，亏损状况持续恶化。[2]

但是仅仅是国家干预就能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有效调整从而避免周期律么？

现实表明，这是不能的。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后，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凯恩斯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在资本主义面临着“如何生存的问题”的情况下，只要执行他所提出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资本主义就仍然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凯恩斯主义的产生，为资产阶级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资本主义的内部关系，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实行国家干预的行为正表明了对生产进行必要的宏观调节是社会化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

那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后40年的发展，具有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社会条件的今天，又怎么能进一步的去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要求去“进一步发挥市场的作用，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呢？何况这种市场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当然，由于我国现阶段还存在着私有制经济成分，暂时不能完全排除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但是绝不能使它成为主体，如果它成为了主体，随之而来的就会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丧失，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一般认为，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推行干预经济的所谓的经济发展计划，主要是通过市场预测为垄断资本提供信息，通过增减税收、高速利率和信贷，实行补贴等办法进而影响垄断资本的决策，这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但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自2000年新经济繁荣时期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仍然相对频繁的发生，甚至在2008年出现了一次大爆发。

在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虽然如失业率、劳动参与率等指标正在逐步接近历史最好水平，但是这也正意味着美国经济即将到达顶点然后进入另一次衰退期。

2018年第一季度，作为美国经济增长最主要支柱的个人消费支出的下降就是一个标志，因为个人消费支出对增长的拉动下滑到1个百分点以下的现象上次是出现在遭受欧债危机冲击的2016年，而2018年则是美国经济连续稳定增长的时期；同时，从2017年第三季度到2018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信心指数一直处于窄幅徘状态，收缩幅度达到478亿美元；以企业每小时产量计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速相比2004-2008的1.96%，2011年到现在的数值已经大幅下降到了0.74%，按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司的估算。2010-2018年，美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从二战后的3.42%下降到了1.47%。

所有这些现象都显示出美国经济增长即将到达周期性的顶点，然后进入衰退期。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同社会主义中国依据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和按发展规律要求制定的规划相比是根本不同的。

也就是说，对社会经济进行有意识的调节，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做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决定的，即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掌握在广大人民群众手中的现实，从根本上消除了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间的矛盾，这就为由一个社会中心在全社会范围对社会生产实行统一的规划创造了前提。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社会主义经济不仅可以而且必须有计划的发展。这是因为只有计划性才能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正确比例关系，保证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按比例发展，是社会化生产的客观要求。马克思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绝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3]社会主义生产是典型的社会化生产形式，生产发展的状况关系到国家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因此按比例发展极其重要；同时，正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从总的方面看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所以能够取得远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

第二，加强经济发展中国民经济的计划性才能够把有限的资金用于国民经济最急需、最重要的地方，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比如此次事件中涉及到的芯片问题。我们不能总是把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归结到历史原因，必须正视有一些不平衡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种政治经济因素的作用而新形成的。

但是，总的来说，只要我们保持重大比例的基本平衡，国民经济就可以顺利发展，比如我们事先科学的分析不平衡的状况和制约的因素，再制定由不平衡达到相对平衡的办法，再统筹兼顾，区分轻重，集中主要力量，先发展那些亟待发展又有条件发展的领域，同时抑制那些不需要发展或暂时没有条件发展的领域，社会主义经济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性和科学性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第三，只有加强经济发展中国民经济的计划性才能在生产和分配中实现各方面利益的正确结合。目前，我国的国情十分复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有自己特点和需求，但是在考虑各方面的特点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对于我们又是十分急迫的，因此，我们就只能依靠党的领导，并通过“五年规划”和全国性的专项计划和规划进行统筹安排和布局才能做到这一点。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从总体上讲的，不能盲目绝对讲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而是既要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些带有战略性的能源资源，政府要牢牢掌控……”。[4]

坚持国家的宏观调控，激发市场的微观调整，是我们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贯主张。在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同志就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原则向全党和全国提出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计划性是发展整个社会生产及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指标和措施的综合要求，而这些指标和措施又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们保证劳动者协调一致的工作，保证以最少的劳动耗费达到所指定的任务。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利用是计划的科学依据。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华为事件和贸易战中我方所遇到的情况也要求我们必须迅速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种种问题，而加强计划性就是我们的抓手。并且，由于我国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占统治地位，因此我们甚至可以有计划的确定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所需的相当准确的时间。正如列宁在针对十月革命后苏联的社会经济发展时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历史上相当稀有的机会，来确定进行根本的社会改革所需的期限，我们现在也清楚的看到，什么可以在五年内做到，什么需要更长的时期。”[5]我们应当对此充满信心。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自正式形成以来，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即自由竞争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和垄断占统治地位的阶段。目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然是垄断资本主义，虽然自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以来已经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其实质并没有改变，不过，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其垄断的程度和垄断的规模也是被强化了的。“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6] 而为什么会资本输出，美国的公司为什么会和我们的公司合作？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和以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决定了“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度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7]。

也就是这个矛盾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资本的相对过剩，迫使资本家到国外寻求投资场所。所以说，美国的公司与我国公司的合作，不是特朗普政府一纸禁令就能永久取消的，特朗普政府的主观意志并不能改变客观规律。并且，海外在美国的投资与生产已经成为美国重要的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2018年第一季度，当美国的个人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从上一季度的2.64%下降到0.36%时，美国的私人国内投资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则从上一季度的0.14%上涨到了1.61%，对稳定美国的季度经济指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8]而从美国自己本身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其收到的外来直接投资的流量来看，它们分别从2011年的52148亿美元增长到了2017年的89100亿美元和从2011年的41992亿美元增长到了2017年的89255亿美元[9]，极大的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增长。

正像中国的古语所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美国对我们的企业进行打压和技术封锁，在贸易战的谈判中试图让我们签署不平等条约等行为，对我们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也是有着一定意义上的积极作用的。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的跨国集团对我们的投资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暂时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减缓目前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但是其根本上却是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的。原因就是国际垄断资本对我国的劳动者进行了强力的经济剥削和压迫，同时还挤压着我国民族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发展空间，这些因素又进而会影响我国总体的经济状态。

又如，特朗普政府试图强迫我们中国取消强制转让技术的条款等行为，能够直接粉碎我国某些缺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的领导同志和经济学家出于政绩和个人的其他目的”用市场换技术“的幻想。

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表明，用市场换不来先进技术，合资也换不来先进技术，而有些领导同志自觉或不自觉的不顾实际情况强推实质为“靓女嫁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或引进外资，结果却是技术没换来，市场也失去了，甚至连我国企业原有的一些先进技术的所有权也被国际垄断资本以“合资”、“收购”的形式夺走了。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技术创新是企业的命根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才能生产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要紧紧扭住技术创新这个战略基点，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抢占行业发展制高点。”[10]

 “多年来，美国在华企业通过技术合作获得巨额回报，且不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和服务业每年盈利钵满盆满，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统计，仅2016年中国向美国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就达79.6亿美元。“[11]而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同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是15676.7亿人民币（约2265.03亿美元），79.6亿美元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占比3.514%，而如果我们事先就攻克了从美国引起的这些先进技术，那么这笔资金就可以用于补贴我国自身的研发工作，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这也就再次证明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重要性。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世界大变局加速深刻演变，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我国外部环境复杂严峻。我们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既聚焦重点、又统揽全局，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要加强海外利益保护，确保海外重大项目和人员机构安全……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外部环境。”[12]“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要走回老路，而是说要把核心放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上。“2018年，中国研发人员总量预计达到418万人，居世界第一；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和被引次数稳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首位，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58.5%，国家综合创新能力列世界第十七位。”[13]，对此，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优势并进一步前进。

因此，综上所述，我国应该立即加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计划性，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并具体通过党和国家组织集中力量，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急需解决的发展问题。特别是，一定要确保在贸易战中取得主动以及在目前的华为事件取得胜利。因为目前的情况，正像毛泽东主席讲为什么要抗美援朝的话：“打的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5月21日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工作会时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党、我们的事业历经各种坎坷挫折，但愈挫愈奋、愈战愈勇。我们现在一定要有信心，继续沿着革命先辈们开辟的道路走下去，发展壮大自己。只要坚定不移、一以贯之，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新长征的胜利，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4]

这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使命和决心。

注 释：

[1]《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8页

[2]《世界经济黄皮书（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53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页

[4]习近平2014年3月14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

[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4页

[6]《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8-279页

[8]资料来源：美国经济研究局

[9]资料来源：IMF国际收支统计，2018年10月

[10]《革命理想高于天，习近平赴江西考察这些话深入人心》人民网，2019年5月23日

[11]《欲加之罪，何患无罪——“中国强制转让技术论“可以休矣》，人民日报，2019年5月18日，03版

[12]习近平2019年1月2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13]《香者自香，臭者自臭——“中国技术有害论“可以休矣》，人民日报。2019年5月19日，03版

[14]《革命理想高于天，习近平赴江西考察这些话深入人心》人民网，2019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