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策动“颜色革命”有啥手段？

美国策动“颜色革命”看似突兀，实则是美国长期“文化渗透”后的临界质变。当各种矛盾积累达到质变临界点时，便可能爆发“颜色革命”。如果说“和平演变”是一种围困和削弱战略，那么，“颜色革命”则是一种摧毁战略。因此，在策动“颜色革命”之前，美国往往要进行大量的前期准备，特别是要进行“文化渗透”和发挥社会组织上的准备。

以影视传媒为平台，贬损对象国的整体形象。美国媒体报道标榜“客观中立”，然而这实际上是个“不可能的任务”。美国媒体“选择性报道”的特征，使其成为策动信息战、推行文化霸权的理想武器。尤其在工业化时代，大众文化既是一种按照工业化标准大规模生产出来的文化商品，也是一种承载着特定价值倾向的主流意识形态工具。这种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在于，它在人们进行文化消费的放松氛围下，自动实现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的隐蔽目标。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电影、电视、教育节目乃至广告宣传，制造出一种新的“语言”，这种“语言”是由商业和消费活动所构成的一种国际化的意符系统，以代替传统价值的社会秩序。这种新的价值体系更多带有崇尚资本、消费至上的文化倾向。这本身助长了西方思潮影响的扩大。

影视作品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传播价值观的典型方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影视作品就是塑造其他国家社会、历史和地缘政治观念，引导大众价值倾向的重要工具。欧洲试听观察站称，在全球电影市场份额中，美国产品占据近70%的市场份额，剩余的部分则由欧盟（26.2%）和世界其他地区（3.8%）分享。这些电影不仅仅是在讲故事，并且在这些虚构的故事中，隐藏着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及其对世界的善恶看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2017年7月，英国调查记者汤姆·塞克和学者马修·奥尔福德在Insurge Intelligence网站发表文章称，美国军方、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在800部成功的电影和超过1000部电视节目中发挥了影响力。他们查阅的超过4000页五角大楼文件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文件，展示了美国政府如何操纵舆论并阻止制作批判美国军方或情报机构的电影，以及如何对一些最受欢迎的电影施加影响。美国借此培养出一种有利于战争的心态，使国民支持政府在海外使用军事力量。这些特性决定了好莱坞的影视产品从来不是单纯的娱乐大众的产品，而是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西方影视作品对发展中国家价值观的影响虽然无影无形，但又无处不在。这种最为“微妙”而又无可逃避的权力形式，使诸多发展中国家在殖民者离去很久之后，仍未真正从殖民文化中解放出来。

以高等教育和学术交流为渠道，重塑对象国的思想观念。美国学术界通过各种方式服务于国家利益。它们通过高等教育、合作办学、招收留学生、资助访问学者以及学术交流等方式，将已经“西方化的东方学”成果出口到东方国家，从而潜移默化地传播和灌输符合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利益的概念和理论，参与对非西方国家的思想改造。

美国还有意通过国际教育培训，在发展中国家培植亲美领导人。1964年由林登·约翰逊政府创立的“白宫学者”计划，目的就是服务于对苏冷战以及“和平演变”需要。另外，斯科特创立的Atlas Corps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共同推出的Think Tank LINKS（领导者、创新者和知识共享）奖学金，旨在培训全球所谓的“青年领袖”，服务于美国霸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乔·麦卡锡说得很明白，他所任职的机构的使命是“不仅为美国，而且为世界其他地方培训公共部门的下一代领袖；我们的学生中，有超过45%的人来自全球80个国家”。五角大楼也曾实施过一项名为“国际军事教育与训练”的对外援助计划，专门向有关国家提供军事教育与训练方面的帮助。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称：“大部分接受过美国军事教育与训练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倾向于美国人的价值观和政治理念。”

以国际奖项为导向，影响对象国的荣誉观。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价值观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价值标准的塑造。谁掌握了价值标准，谁就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就掌握了文化话语权以及价值塑造的“总阀门”。一旦对象国价值颠倒，是非不分，整个国家和社会必然是乱象丛生。因此，塑造和引导非西方国家的荣誉观，便成为“文化渗透”最隐蔽而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最巧妙的做法之一，就是通过予取予夺地颁发各种国际奖项的方式，来塑造和引导非西方国家的价值体系。荣誉授予权看似是针对某些少数群体的个体行为，实则具有很强的示范带动效应。

这其中，诺贝尔奖知名度最高、主流意识形态色彩也最明显。诺贝尔奖共设六个奖项，其中文学、和平、经济学等人文社科奖项，因评判标准的主观性，使这些奖项客观上具有价值塑造和思潮引导功能。1968年，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以来，以1974年哈耶克和1976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标志，开启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黄金时代。但此后几十年的实践表明，这些经济理论非但未能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反而拉大了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加剧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并最终造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应对2008年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负责。

以社会组织为平台，打造“颜色革命”的“骨干力量”。近年来，各种名目的社会组织呈现爆炸式增长态势。这些打着非营利和公益性旗号的社会组织，不仅肩负着“思想渗透”和组织宣传任务，还是美国策动“颜色革命”的常设性机构，承担着颠覆他国政权的阴暗使命。和平时期，这些社会组织负责“思想渗透”、人员培训，一点一滴地进行“和平演变”；危机时刻，它们便直接跳出来参与、策动抗议活动，充当“颜色革命”的“急先锋”。“社会组织在海外可以发挥美国官方机构无法发挥的可信度”。正是由于社会组织的直接参与，“颜色革命”日益变成一种机制化、组织化的“政权更替”方式。

但凡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几乎都能看到美国社会组织的身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是典型例证。该组织于1983年成立，97%的资金来自官方，余下的由右翼基金会提供，如“布拉德利基金会”“白头基金会”“奥林基金会”等。该组织的使命就是在全球扶植亲美的反对派、工会和媒体。冷战后，该组织致力于在全球推动“民主”，颠覆对象国政权。从苏联解体到中亚“颜色革命”，从干涉委内瑞拉政局到缅甸“袈裟革命”，NED的身影无处不在。在阿拉伯世界，NED每年向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组织提供1500万美元资助，借其侵蚀、挑战政府的权威。
 

“颜色革命”是谋求地缘政治利益的有效辅助工具。“颜色革命”是美国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关键手段。美国策动“颜色革命”的主要对象是那些不肯听从西方号令的发展中国家。尤其近几十年来，随着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经济金融化趋势的强化，美国在对外战略上更加热衷于在非西方国家制造“可控混乱”。这是因为相比于工业资本，金融资本更倾向于制造战乱。工业资本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吸纳大量就业，而且工业资本获利要经历采购原料、加工生产、销售产品等诸多环节，因此，工业资本扩张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只有当工业资本扩张受阻时才会动用武力。相反，金融资本获利从一开始就脱离了生产环节，主要通过“贱买贵卖”“低买高卖”实现，经济波动越大，资本价值变动越剧烈，金融资本就越有机会做多或做空，进而实现“剪羊毛”目标。因此，金融资本比工业资本更倾向于制造动荡，通过战争等破坏性手段攫取超额利润。“颜色革命”就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制造“可控混乱”的“绝佳”方式。

策动“颜色革命”投入小、产出大。相比于发动战争，“颜色革命”主要通过间接手段实现政权更替，因此，成本更低、收益更大。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度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因此，美国野心膨胀，热衷于通过武力入侵和军事占领实现他国“政权更替”。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等都是典型例证。然而，事实表明，通过战争手段实现霸权野心，代价越来越大，成功可能性小。伊拉克战争就是典型例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至少支出3万亿美元，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但仍未完全达到目的，反而留下了许多“后遗症”。硬办法不管用，便转而依靠“颜色革命”等软性手段。2004年年底，乌克兰“橙色革命”发生后，时任美国国会众议员保罗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作证时透露，过去两年间，美国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开放社会研究所等社会组织向乌克兰反对派提供了6500万美元政治资金。与伊拉克战争数万亿美元相比，这笔开支要少得多。

发展中国家内部问题为西方策动“颜色革命”提供了温床和土壤。美国热衷在发展中国家策动“颜色革命”，也与这些国家自身面临的种种问题直接相关。

一是世界经济转型不畅，导致资本主义“毁灭性破坏”的传导效应日趋扩散。在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处在世界经济产业链的中下游位置，最容易受到牵连和影响。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存在固有缺陷和“自毁机制”：一方面，生产无限扩大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极易导致经济危机；另一方面，资本家财富积累与劳动者贫困积累日趋加剧，导致贫富分化、阶级斗争乃至全面动荡。发达国家处在世界经济产业链高端，把持着国际经济和金融主导权，可通过保护主义、再工业化、量化宽松等政策，刺激本国经济，对外转嫁危机。尤其是美国凭借美元垄断地位滥发货币，由此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升值、通胀加剧、出口受阻，经济起伏不定。经济越脆弱的国家，越会率先导致社会动荡乃至政权更替（如2011年突尼斯和埃及）。

二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转型期”，往往就是“矛盾多发期”。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曾指出：“现代性意味着稳定，现代化则意味着动荡。”新兴市场国家正处在现代化进程和发展转型的关键期。这些国家要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西方发达国家历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同时面临诸多棘手难题：既要工业化，也要信息化；既要发展经济，也要政治变革；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既要打击阻碍经济发展的既得势力，也要帮扶庞大的底层民众；既要借鉴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也要保持传统文化。各种利益和矛盾相互交织，各派势力盘根错节，变革往往动辄得咎，“摁下葫芦起来瓢”。“发展转型期”同时就是“矛盾多发期”和“政治危险期”。如果政府处置失误，出现方向偏离、顺序颠倒、方法失当、时机不好等问题，都会积攒大量矛盾。这时，如果外部势力煽风点火，很可能使简单问题复杂化，小问题变成大危机。当初突尼斯政权垮台源于小贩自焚；土耳其抗议源于广场和公园拆迁改建；巴西抗议起因为公共交通费用涨价。

三是发展战略失误使新兴市场国家日渐面临“发展瓶颈”。发展中国家的“追赶型”现代化，在不同阶段需要不同发展战略。当年日韩在现代化早期是“贸易立国”，靠低端产品和出口加工获得了经济起飞的“第一桶金”，此后便适时转向“技术立国”，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最终步入发达国家行列。这是因为自由贸易只转移财富而不创造财富，只有制造业（尤其高端制造业）才是国富民强的财富之源。但多数发展中国家易被“出口导向”带来的表面繁荣迷惑，沉迷于“GDP崇拜”、“自由贸易”和重商主义，忽视了工业能力提升和经济自主性。西方大国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也借机推销“华盛顿共识”，“忽悠”发展中国家沿袭“比较优势”思路，结果造成多数国家发展模式单一，要么靠资源驱动，要么是边际效应递减的“伪工业化”，处在产业链中下游位置。这类经济模式脆弱敏感，“发达国家打喷嚏，新兴市场国家就感冒”，并可能传导到社会和政治领域，轻则社会动荡，重则政权倒台。拉美和中东地区一些国家，都曾因经济过度自由化和私有化，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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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爆发“颜色革命”有何征兆？